涉疫情网络谣言的刑事规制难点与司法应对

涉疫情网络谣言的治理,刑法不能缺位,但也不能越位。实践中对涉疫情网络谣言刑事规制难点在于因果关系难以认定、行政违法与刑事犯罪界限不清、此罪与彼罪之间适用混乱等,准确判断涉疫情谣言的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需要从谣言造成公共秩序的破坏程度、谣言的流传扩散程度、编造者和传播者的主观恶性程度及对疫情防控的阻碍程度等四个方面综合考察,厘清刑事治理边界,确保精准打击,实现宽严相济。     

突发公共疫情依法治理的逻辑

治国凭圭臬,安邦靠准绳。越是在重大突发性疫情所致的紧急状态下,越要坚持依法而为来开展疫情治理。疫情治理依法而为的本质意蕴在于:依法保障疫情治理的人民性,将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理念融入到疫情治理的生动实践;依法维护疫情秩序,使得紧急行政权的行使保持适度谦抑且避免对公民权益的过度侵越;依法执行疫情信息传输与规制,实现疫情信息在体制内外及时、准确和高效地传递输送;依法推进疫情防治的多元协同,让政府内部的跨组织联动与社会主体的协作性参与均建构起应急响应的制度化程式。在疫情治理中,唯有恪守依法而为的行动遵循,才能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制度优势转换为疫情治理的整体效能,并在应对疫情危机中深入推进中国法治成长与进步。     

疫情防控:经济法的解析与应对

疫情防控是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大考验,需要政策与法律的协调并用;疫情防控作为复杂的系统工程,离不开多种法律制度的综合调整,其中经济法的作用尤为重要。运用经济法的“两个失灵”理论、风险理论、信息理论和价值理论,有助于解析疫情的成因及其预防,明晰疫情防控的必要性、重要路径和价值引领,从而可以有针对性地进行制度应对;疫情防控需要宏观调控法和市场规制法的大量运用,应将重要的发展理念和法治理念贯穿其中,从而形成“依法治疫”的制度体系。基于“以人为本”的“依法治疫”,有助于防止疫情的暴发和扩散,减少公共卫生危机的发生及其给社会、经济造成的巨大损害,从而能够在保障公众生命健康的前提下,促进经济与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     

疫情防控中社会治理制度之完善

疫情防控是对我国国家治理体系的集中考验。本文以社会治理制度为着眼点,探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社会治理存在的不足并提出相应的建议。坚持和发挥制度优势,这既是抗击疫情、战胜疫情的重要手段,也是今后疫情防控的主要抓手。针对疫情防控中出现的治理问题,应以制度为突破口,补齐短板,完善与疫情防控相关的体系和机制,以有效提升社会治理效能。     

论重大灾害事件中的网络谣言传播及法律应对——以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为例

信息网络的快速发展使得谣言比病毒传播速度更快、比病毒的破坏力更强。在重大灾害事件中,网络谣言的危害不亚于灾害事件本身。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期间,千奇百怪的谣言盛行于我们的网络空间中,严重误导广大人民群众,若应对不当则容易加深人与人之间的诚信危机,诱发民众恐慌心理,引发社会动荡和秩序混乱,曲解国家经济和政治政策,损害政府威信,动摇广大人民群众的法律信仰,应给予严厉打击。     

为疫情防控提供坚强的法治支撑

3月25日,共14条,言简意赅的《陕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依法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加强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建设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在陕西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上表决通过。情势急迫,表决通过之日即执行。《决定》是在疫情防控关键时期,陕西省人大常委会作出的一项紧急立法,旨在抓住用好当前防疫的宝贵窗口期,切实做到依法科学有序防控,有效遏制疫情蔓延扩散势头,确保中央关于疫情防控的重要决策部署和省委的工作要求落地落实。《决定》的出台为陕西省疫情防控和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提供了坚强的法治支撑,对各级人大监督助力抗"疫"任务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决定》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打好"控、防、救、治"组合拳,做好外防输入特别是严防境外输入,完善数据共享、信息通报和入境人员核查机制,航空运输、口岸检疫、目的地送达、社区防控要形成闭环。要严格实行分区分级和差异化精准防控措施,坚持区域治理、部门治理、行业治理、基层治理、单位治理有机结合,坚决打赢疫情防控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     

微博时代网络谣言协同治理模式创新

目前,由公共事件引发的网络谣言传播现象愈演愈烈,网络谣言的捏造与传播不仅损害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同时也诋毁了政府部门的公众形象,削弱了政府公信力。政府对网络谣言的治理一般采取技术手段、法律法规与政策构建三种方式。就目前情况来看,政府网络谣言治理主要存在两个问题:首先,为了适应信息时代的治理背景,政府针对网络谣言的治理模式必须有所创新;其次,微博这一网络媒体平台的迅速扩张给政府治理网络谣言提出了全新命题。     

网络谣言治理的激励法学研究

网络谣言问题随着互联网的发展日渐突出,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近年来,网络谣言的治理实践并不少见,但是系统有效的治理规范仍处于探索阶段,并未成型。现有的治理手段缺乏强制力、稳定性与持续性,难以有效地规制网络谣言。激励法是新的法学研究对象,但法律激励在社会治理实践方面由来已久,并具有广泛的前景。通过立法发挥法律的激励功能,奖励举报网络谣言的行为,并激励其他协助治理行为,将为网络谣言的治理开辟出新的道路。     

以"四个思维"应对疫情期间的基层治理

2020年春节,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打乱了正常生活节奏。疫情之下,作为第一防线的基层治理工作,在扼制病毒传播方面显现了其有效性。及时总结本次疫情防控过程中的经验做法,或将为今后基层治理提供更有益的启示和有价值的参考。     

面向突发事件的网络谣言危害分析及应对策略

系统分析突发事件网络谣言的特征、诱因和传播机理等关键问题是政府科学有效引导网络舆论的关键。以近年来发生的具有代表性的突发事件为样本,系统地研究了突发事件网络谣言的模糊性、非官方性、传播性和新闻性等特征以及其多发原因和传播机理,从直接和间接两个角度分析了突发事件网络谣言巨大的社会危害性。在此基础上提出的网络谣言应对策略能为突发事件网络谣言治理提供理论参考。     

自我卫护:习惯法视野下非常时期的城市社区管控规范--以2020年初防控新冠肺炎疫情为对象

在2020年初我国防控新冠肺炎疫情的非常时期,许多城市社区为自我卫护根据《传染病防治法》等法律法规和基于自治组织性质制订并执行了有关疫情管控的自治规范。非常时期城市社区管控规范的制订主体主要为作为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居民委员会,也包括社区党组织、业主委员会、物业公司等组织。非常时期城市社区管控规范的具体内容主要包括与疫情防控相关的通行管控规范、人员管控规范、车辆管控规范、防控措施管控规范等。非常时期城市社区管控规范的实际运行包括管控规范的宣传、管控规范的执行、管控规范实施的监督等方面。城市社区管控规范为非常时期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而制订的具有特定目的的非国家法范畴习惯法性质的临时性自治规范,应当遵循法治原则、民主原则、合理性原则。以此非常时期城市社区管控规范的思考为契机,推进城市社区的多元治理,进一步提升城市社区的自治能力和治理水平。     

新冠疾病疫情期间死因不明尸体解剖处置流程和规范

公安法医在疫情期间随时会接触到未知名或疫情史不明确的尸体,尤其是死因不明的尸体需要进行尸体解剖,不可避免地要全程面对新冠病毒感染的高风险,笔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等相关法律法规、新型冠状病毒及肺炎的特点、疫情防控工作指引和公安部《关于规范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期间现场勘查处置工作的指导意见》,结合本地公安法医鉴定工作实际,通过死因不明的尸体解剖工作流程上,对前期准备、人员防护、解剖操作、后期消毒及物资配备等方面进行探索,提出在新冠疾病疫情期间公安法医尸体解剖处置及防护建议,供一线法医和司法鉴定人员参考。     

法医临床学与新冠疾病有关的鉴定问题及思考

2020年1月爆发新型冠状病毒,由疫情引发的各种问题引起社会各界高度重视,疫情过后,相关法律争议会有出现。本文针对疫情可能带来的法医临床鉴定相关问题予以思考,给出了法医临床学鉴定流程管理以及鉴定机构法律风险防控的基本思路。关于人身损害赔偿及工伤补偿中的伤残评定问题,作者具体梳理了7个可能相关的鉴定标准,并指出,肺功能障碍的条款是我们需要重点关注的内容。面对因疫情爆发而引发的医疗损害鉴定问题,作者认为,针对特殊时期的医患纠纷,鉴定人在评价医方的专家注意义务时,应充分考量各种影响因素,提倡对医疗行为相对宽松的处理原则,宜适用合理医师标准(即Bolam标准),来体现对医疗行业的尊重。本文针对新冠疾病疫情可能带来的法医学鉴定问题给予了建议和解决路径,旨在为疫情过后鉴定工作提供新思路。     

国际法视域下的新冠肺炎疫情应对

受疫情影响的国家和地区根据《国际卫生条例》,应向世界卫生组织通报和共享疾病的信息,并遵守世界卫生组织的临时建议以及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传染病暴发时的应对指南。国际社会在认真考虑世界卫生组织的建议的同时,可根据本国实际情况,采取相应的防疫措施,包括加强对国际旅行的卫生检疫。在境外疫情传播尚未得到有效控制的情况下,我国必须加强边境检疫,防止疫情从境外输入。同时,在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国际贸易可能导致该病毒的国际传播的情况下,各国不应限制国际贸易。一些国家采取的限制国际运输和贸易的措施没有明确的科学依据。即使在疾病流行期间,任何限制贸易的措施,也必须符合《关税贸易总协定》和《卫生和检疫措施协定》的规定。此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显示有必要加强世界卫生组织在协调和防止新发传染性疾病国际间传播的职能和国家间合作的必要性。     

传染病防治失职罪的适用困境与刑法应对

正在经历的新冠肺炎疫情使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传染病防治渎职行为的严重危害.但是,刑法第409条对传染病防治失职罪的立法规定,明显存在主体范围狭窄、行为方式单一、入罪门槛过高、刑罚配置失衡等问题.为了提高传染病防治渎职犯罪的治理效能,应当及时采取扩大主体范围、增列行为方式、降低入罪门槛、科学配置刑罚等措施,提高刑法第409条罪刑规范在传染病防治渎职犯罪治理中的能力和水平.     

中石化卖菜,五菱汽车卖口罩 中国名企“急智”转型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打乱了国人正常的生活秩序,国计民生涉及的各类企业几乎停摆。面对遭受重创和损失,全国各地连续出台扶持政策;众多企业则"急中生智"转危为机,在特殊时期和困境中探寻破局及发展之路。     

公共卫生应急管理法治体系的优化

每一次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爆发都会引起人们对于公共卫生应急管理法治体系的思考。在新冠疫情防控实践中,我国公共卫生应急管理法治体系为依法防控提供重要保障,但同时也暴露出部分问题,如法律规范存在冲突式缺陷,公共卫生应急管理法短缺,常态化防控法律法规缺失,法律修改和实施机制不健全等。在科学防疫与法治助力的良性互动中,部分凸显问题已经或正在得到弥补和修正,公共卫生应急管理法治体系不断完善。但与以往疫情相比,新冠疫情呈现出高复杂性、长期性、未知性等新特点,既有的法治治理模式不足以应对,必须构建更为强大的公共卫生应急管理法治体系。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丰富和发展公共卫生应急管理法治体系的内涵,强化紧急时期和疫情常态化阶段法治建设,构建完善的法律修改和执行机制,进一步全面优化我国公共卫生应急管理法治体系。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公安法医应当加强尸体甄别和个体防护

因鉴定体制特点,公安法医除参与尸体有关的现场勘查工作外,还需进行尸体检验工作。在此过程中,可能面对很多风险,受伤和中毒等事件时有发生。然而,国内公安法医对新冠肺炎等传染病流行期间死亡的尸体如何甄别进行尸体检验鉴定,对现场勘查及尸体检验工作的防护只有少量规定,且内容不够详尽。本文对法医在现场勘查中遇到的尸体及尸体检验中实验室建设、职业现状、风险评估及防范措施等进行了论述。最后,建议出台相关的制度规定等具体约束规范措施,以保障公安法医现场勘查及尸体检验工作的顺利进行,以解除基层鉴定机构和鉴定人的后顾之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