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政府廉政评价的规范性缺失与植入

立足现代公权力维度,规范性是国家政治系统的内在要求。以规范地方政府公权力运作的地方政府廉政评价,同样需要遵循国家这一政治逻辑。我国现实政治系统蕴含的公共性逻辑、体制性逻辑、治理现代化逻辑,决定了地方政府廉政评价规范性这一重要时代命题。一直以来,一些地方政府廉政评价实践与现代政治发展理念、国家体制结构有较大张力,存在廉政评价主体的公众缺场、廉政评价过程的民主缺位、廉政评价内容的结构偏颇、廉政评价结果的公共失范等规范性问题。"评价现代化",为地方政府廉政评价的规范性确立了方向和应然性要求,需要通过弘扬新时代主流政治文化、培育评价现代化理念、创新体制机制、着力制度化建设予以推进。     

“五五体制”与经济—社会转型——日本自民党政权后半期的国家治理研究

20世纪50-70年代,日本的经济社会发展开始显现继工业化转型之后的又一次转型特征。在自民党政权"五五体制"下,该转型过程托出了强制性经济治理、"无责任体系"政府治理,并伴有观念、意识形态和社会政策的转换。为有效化解转型危机阶段政治领导能力缺位的症结,需要开启同社会演化方式相吻合的国家体制改革与国家治理发展轨迹。     

从分类控制到嵌入式治理:项目制运作背后的社会组织治理转型

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社会服务项目制不仅成为国家向社会提供公共服务的重要途径,亦成为连结政府与社会组织的有效机制。随着公共服务项目制的大范围推广,政府在管理实践中逐渐形成了一套迥异于分类控制体系的社会组织治理模式——"嵌入式治理"。文章试图通过对公共服务项目运作过程的分析,探究政府如何通过对公共服务项目打包、发包、执行、监管的全程式主导和控制,将自身的价值目标和管控意志渗入社会组织的日常运作中,实现对社会组织政治嵌入、功能嵌入和结构嵌入,并通过与分类控制体系的比较,指出"嵌入式治理"内在治理逻辑及其对当下中国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诠释的适用性。     

政治锦标赛体制下基层政府政策选择性执行及整体性治理救治

在当今风险社会中,政府有着与生俱来的风险偏好,与自身利益相关的风险源成为被关注的首选项.基层政府的政策选择性执行就是将与自身利益相关的风险源作为首选项而演变成一种制度化的非正式行为,其组织基础和制度环境在于政治锦标赛体制.源于政治锦标赛体制的政策选择性执行将导致政策制定和执行的碎片化、部门碎片化、功能碎片化、服务裂解性等为特质的碎片化政府的形成,其治理策略以整体性治理为理论工具,以公民需求最大化为导向,构建协调与整合策略工具箱,建构整体性责任机制,实现基层整体性治理.     

健康政商关系的基本内涵、实践经验与建构路径

政商关系是一个国家在某一特定时期政治生态、经济状况、社会思潮的集中体现,体现为政府与市场、政府与企业、中央与地方政府、官员与商人等几个方面的关系.基于各自的历史经验和价值取向,对政商关系的态度、观点和政策都有所不同.政商关系主要在自由主义、国家主义和统合主义三种语境中实践.基于独特的国情和文化传统,中国的政商关系呈现出鲜明的特点.基于独特的发展脉络和演进逻辑,政策支持、政治吸纳与合作治理构成了中国统合政商关系的治理经验.中国的政商关系既不能陷入自由主义式的政治被经济绑架的陷阱,也不能落入国家主义式的经济被政治统摄的窠臼.构建健康政商关系,要以法治建设规范政商关系的行为边界,以制度创新拓展政商关系的合作空间,以核心价值引领政商关系的观念变革,以统一战线统合政商关系的利益矛盾.     

城市社区治理工具的选择行为、准入秩序和运作逻辑

政府治理工具的获取、选择和运用直接关系到城市社区治理的有效性,是城市社区实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事实上,当政府以治理工具介入社区治理时,恰恰是其对治理工具的认知、抉择和运用引致一系列意外后果,或者说,这些意外后果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治理工具的选择行为、准入秩序和真实运作。由此,面向社区治理,治理工具的选择行为、准入秩序和运作构成重新审视和思考治理工具本身的分析框架。其中治理工具化为三种性质的选择,分别是组合主义的思维和行动框架形成作为政治过程的选择、形式理性和本质理性演绎而成的作为理性的选择、以结构化过程和制度形塑行为为主旨的作为制度安排的选择。同时,在社区治理中,治理工具的准入秩序以组织政治的秩序框架为核心议题,通过四种机制的演绎来催生和促成治理工具准入秩序的合法性运转。另外,结构性均衡、规则性协同以及策略性合作构成了治理工具运作的社会逻辑,结构化、政治话语和事件性形塑着政府治理工具运作中的政治逻辑,而以有限市场化为核心,聚焦行政功能和任务民营化的治理思维构成治理工具运作的民营化逻辑。     

民主体制下的理性怀疑与政治信任

民主政治的良性运行与有效治理,既要政治信任的润滑,也要理性怀疑的促动,这构成了民主体制下的政治信任"悖论"。在政治信任的结构序列中,理性怀疑有着明确的限度,即对政治角色、公共组织和公共政策的怀疑,特别是对政治角色的警惕与戒备。人性不确定性与权力工具性,构成了政治信任结构中理性怀疑的逻辑基础。民主体制运行中理性怀疑的有效展开,既需要将这种公共精神转化为相应的政治原则与政制形式,营造良好氛围,推动理性怀疑的制度化,也需要通过参与公共生活提升民众理性怀疑能力,通过公共教育培育其理性怀疑品性。     

国有企业参与公共危机治理的四重逻辑

将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的企业社会责任理论拓展为基于国有企业属性的“属性责任”分析框架，以国网浙江电力参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为例，考察国有企业参与公共危机治理的实践面向与内在逻辑。研究发现，国有企业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呈现出系统内防控、自愿性公益、执行式参与、主体性治理四类行为，体现了市场属性驱动其履行市场责任的市场逻辑、社会属性驱动其履行社会责任的社会逻辑、政治属性驱动其履行政治责任的政治逻辑、公共属性驱动其履行公共责任的公共逻辑。文章创新了国有企业社会责任理论分析框架，回应了否定国有企业需要履行多重责任的理论质疑，阐明了国有企业需要参与公共危机治理、履行多重责任的内在逻辑，提出了优化国有企业参与公共危机治理制度环境的政策建议。     

治理视域下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有序政治参与作用浅析

伴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非公有制经济人士逐步产生并成长起来,从治理的视域来看,非公有制经济人士通过有序政治参与,在市场治理、政府治理、社会治理、国家治理的等领域或层面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运动式治理的缘起、调适及新趋向探究

运动式治理是观察中国政府与政治独特运作逻辑的一把“金钥匙”,缘起于中国历史上的权威主义文化与帝国动员实践。在革命时代,权威主义文化得以再生延续,改革开放后,该文化也并没有彻底消散,而是以后权威主义文化形态继续存在。运动式治理与政府的过程学习之间一直在互相调适,随着政府的过程学习不断深入,运动式治理未来的发展趋向也呈现两种形态:或者融化在常规治理体系中,成为常规治理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或者成为常规治理体系的凸状顽疾。在国家致力于治理现代化与治理能力提升的时代背景下,运动式治理是国家治理结构与内容中无法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规避运动式治理的诸多弊端,使运动式治理的优势充分彰显,未来实践容纳式治理、聚拢且构筑权威资源(法理型合法性)等不失为一种新的尝试与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