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投资仲裁的公共利益风险及其防范

在一些涉及东道国的国际投资仲裁案件中,由于仲裁庭过分偏袒投资者的利益,从而影响东道国的公共利益。国际投资仲裁引发东道国公共利益风险的原因包括:根本原因——国际投资条约的自由化,直接原因——仲裁庭坚持私有财产权神圣不可侵犯的价值取向,程序原因——仲裁程序的秘密性。有效防范国际投资仲裁中东道国的公共利益风险,应制定兼顾公共利益保护的新型国际投资条约,建立权威的条约解释机制,弱化仲裁庭投资者利益至上的立场,增加仲裁程序的透明度。     

国际投资争端与WTO争端解决机制的比较研究——以仲裁为出发点

随着国际社会间投资活动的日益增多,随之而产生的争端也与日俱增。妥善处理这些争端是维护国际投资市场的重要保证。"解决投资争议国际中心"(ICSID),专门解决私人投资者与东道国之间的投资争议,解决的方法包括仲裁和调解。在WTO争端解决机制里,普通仲裁程序并非一种辅助性工具,而是与专家组程序并举的、可作为专家组程序替代选择的一种争端解决手段。     

香港建设“一带一路”仲裁中心的机遇、挑战与路径

仲裁是解决国际商事纠纷的常用方式。"一带一路"建设对仲裁服务有较大的需求,为香港仲裁业带来了发展契机。香港已经建立了比较完备的仲裁法律体系,积累了较高的国际声誉;香港专业服务发达,为仲裁提供了丰厚的人才储备;香港的仲裁规则在国际上居于领先水平,香港法院对仲裁裁决执行率高。这些优势为香港建设"一带一路"仲裁中心奠定了基础。与此同时,香港面临比较激烈的国际竞争,特别是新加坡的竞争。香港应把握机遇,发挥优势,改进和完善仲裁服务,努力打造"一带一路"仲裁中心。     

构建国际商事仲裁中心——以《仲裁法》的修改为视角

国际商事仲裁是国际商事争议多元化解决机制的重要一环,如今已成为商事主体最青睐的纠纷解决方式。由于我国《仲裁法》长年未作修改,导致在司法实践中存在临时仲裁的权利不对等、仲裁裁决的籍属标准认定混乱、外国仲裁机构在我国进行仲裁的合法性不明确等问题。构建国际商事仲裁中心是为我国"一带一路"倡议提供司法服务的关键举措,修改《仲裁法》的相关条款,使其符合国际通行做法,为打造以我国主导、"三位一体"的争端解决机制奠定坚实的基础。     

国际商事仲裁中的公共政策问题

公共政策问题在国际商事仲裁中是非常重要的,尤其在涉外仲裁和国际仲裁的场合,如果不能很好的查明各相关国家的公共政策,则作出的裁决很有可能因为违反公共政策而被撤销或不被承认执行。基于公共政策问题在国际商事仲裁中的重要性,对国际商事仲裁与公共政策之间的问题进行分析,在国际商事仲裁实践上具有较好的借鉴作用。     

国际商事仲裁可仲裁事项范围研究

国际商事仲裁作为一种争端解决方式,本身具有的灵活性、自治性和权威性等优势使得它得到越来越多的实践和运用。而对于什么样的争议可以用国际商事仲裁制度解决,就变得越来越重要。从而引发的一个重要的界定便是该"争议"本身是否属于国际商事仲裁事项范围,从争议事项的范围入手,探讨"争议"可仲裁的法律规定和实践。     

主权能不能让渡

随着全球一体化的加速，主权问题日益受人关注。国家间的经贸往来、军事互访、技术交流、打击跨境恐怖活动等方面，无一不涉及国家主权。尤其此时金融危机肆虐全球，各国商讨应对危机的策略，如减少贸易壁垒、承担国际责任等敏感问题，直接关系国家主权。各国若本着解决问题的态度，切实采取措施达成一致意见，某些国家就必须做出让步，而这时常表现为国家主权的让渡。     

可持续发展与西部大开发中的地矿资源保护

西部地区是我国地矿资源的主要储藏区 ,在世界地矿资源已出现危机的今天 ,西部大开发过程中 ,努力保护那里的地矿资源 ,实现西部地区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就是维护中华民族的长期顺利生存和发展 ,就是在切实维护我国的国家主权和在国际上的政治主动权和独立性。加强对西部大开发过程中的地矿资源保护 ,必须牢固确立科学的现代化意识和国家主权意识 ;地矿资源的合资开发 ,必须以满足西部地区和整个国家的现代化建设需要为基点 ;对于国际市场上比较丰富的地矿资源 ,我们应当使用自己的为主转向主要向国际市场购买 ;最后应加强法制建设 ,有效规范开采和利用。     

加入WTO后我国外资银行监管立法的思考

本文从加入WTO后我国在外资银行监管立法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出发,对我国外资银行监管立法提出应选择东道国与母国共同监管的原则;市场准入方面,应采取中国作为东道国与投资母国双重认同的制度;应立法解决目前外资银行的"超国民待遇"与"欠国民待遇"问题;在外资银行风险管理方面,应加强国际合作,并对外资银行的贷款投向作出政策性指导或必要的限制等立法建议。     

论相对国家主权的理论与实践

本文借助于“汇与派”的注脚 ,对国家主权理论进行了梳理。其中 ,相对国家主权的理论较之于绝对主权和虚无主权来说是正确理解国家主权性质的理论 ,相对国家主权在实践中更符合国际社会的现实和发展要求。这就是相对国家主权的汇。接着 ,本文系统阐述了相对国家主权在国际法层面上的一系列表象 :国家主权行为必须受国际法一般强行规范的司法制度的约束 ,国际合作是各国主权协调与让渡的结果 ,国际争端的解决途径表明国家主权受 (准 )司法制度的裁判 ,国际私法的产生与发展表明国家主权在与适用外国法律的较量中显示出它相对性的一面。此为相对国家主权的派。     

普遍管辖权与国家主权的关系

普遍管辖权作为一个综合性的法律问题,它不仅仅需要国内刑法相关理论的支持,更需要国际法层面的分析,因为国际普遍管辖权是基于国家主权中司法管辖权而产生,与其联系最为紧密的就是国家主权,可以说国家主权既是国际普遍管辖权存在的基础,也是国际普遍管辖权发展道路中的绊脚石。所以,要较好的解决国际普遍管辖权中的问题,则首先应从国际法层面处理好国家主权与管辖权的关系,再进而去解决国际刑事犯罪的范围等问题。     

国际人权保护与尊重国家主权

国际人权保护是现今国际人权活动中的一项重要内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把国际人权保护同尊重国家主权的原则对立起来,为其干涉别国内政制造借口。其实,国际人权保护与尊重国家主权是一致的。国家主权没有过时,国际人权保护以尊重国家主权为前提,不能以人权为借口干涉别国内政,国际干预也不能单方面地进行。     

国际商事仲裁中争议事项的可仲裁性之研究

国际商事仲裁中争议事项的可仲裁性之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当前可仲裁争议事项的范围呈扩大化的发展趋势,这在反垄断领域、知识产权领域以及证券领域表现得尤为突出,造成这一趋势的原因主要在于经济和法律方面、公共政策的严格适用方面,我国仲裁法应顺应国际商事仲裁发展趋势,对我国《仲裁法》中有关仲裁事项范围及其他法律中的相关条款作出补充、修改、完善。     

浅析国家主权的让渡——权能的让渡

国家主权随着历史的发展过程而发展,为了适应全球化发展,国家把部分主权让渡给某种组织,国家主权让渡究竟是"什么",什么是权利、权力和权能。国家主权仍然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只是在日益紧密的全球化进程中,权能的运用以及权能的分离是主权功能的强化,权能的分离反而使国家主权得到了延伸,这种权能分离使得国家主权在面对全球化问题时可以更好地做出"让渡"。     

简论人权与主权之间的关系

国家主权原则是世界各国在长期交往过程中形成的处理国家间关系的重要准则,是当代国际关系的基础。人权是人类自我意识不断发展、尊严和价值不断提升的结果,是国家主权的最后来源。人权与主权相互联系,相互促进。国家主权原则没有过时,国际人权没有否定国家主权原则。不能借口人权干涉别国内政。     

国家主权理论的发展

陶志欢的"国家主权理论的发展"一文指出,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日益深入,人们对国家主权观念的认识发生了变化,尤其是传统主权观念所认为的主权绝对化的原则受到了质疑,国家主权理论有了新的发展,主要是:国家主权内涵拓展的"多元化",国家主权自主让渡的"分层化",国家主权限制与共享的"对等化"。     

与促裁协议效力有关几个问题

国际商事仲裁中，仲裁协议的效力认定是仲裁的前提．只有合法有效的仲裁协议才是确定仲裁管辖权的依据，有效的仲裁协议必须具备法律规定的要件，欠缺有效要件就会影响当事人进行仲裁的意思表示。本文拟对几种具体情况下仲裁协议效力认定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     

关于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家主权实质的认识

如何认识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国家主权问题,近些年来一直是理论界讨论的一个热点。本文主张,无论国家主权在现实中发生怎样的变化,但其作为"国家的属性"这一本质并没有变化。西方国家否定国家主权的理论,包括"9·11"之后提出的"新帝国主义论"都是为其本国利益服务的。经济的全球化发展并不必然导致国家主权的弱化,甚至消失。     

边疆民族地区网络舆情危机治理路径研究北大核心CSSCI

网络舆情贯穿于突发性事件的始终,对我国边疆民族地区政治生态影响重大。网络舆情危机,不仅严重威胁到国家主权和意识形态的安全,而且极易扰乱边疆民族地区的正常社会秩序,对该地区政治稳定产生影响。边疆民族地区突发性事件的网络舆情传播及影响较为特殊,其产生诱因的多源头性、传播主体的多民族性、传播过程的易爆发性、传播效应的敏感性以及传播态势的不确定性都加大了危机治理的难度。因此,对边疆民族地区网络舆情危机实施有效治理,各级政府需要树立"网络边疆"安全意识,充分认识到边疆民族地区网络舆情危机治理的特殊性。在坚持"以防为主,及时预判"、"分级应对,分情处理"、"疏截并抓,以疏为主"及"多元参与,协同联动"的治理原则下,构建边疆民族地区突发性事件网络舆情危机治理的长效治理机制体系。     

边疆民族地区网络舆情危机治理路径研究

网络舆情贯穿于突发性事件的始终,对我国边疆民族地区政治生态影响重大。网络舆情危机,不仅严重威胁到国家主权和意识形态的安全,而且极易扰乱边疆民族地区的正常社会秩序,对该地区政治稳定产生影响。边疆民族地区突发性事件的网络舆情传播及影响较为特殊,其产生诱因的多源头性、传播主体的多民族性、传播过程的易爆发性、传播效应的敏感性以及传播态势的不确定性都加大了危机治理的难度。因此,对边疆民族地区网络舆情危机实施有效治理,各级政府需要树立"网络边疆"安全意识,充分认识到边疆民族地区网络舆情危机治理的特殊性。在坚持"以防为主,及时预判"、"分级应对,分情处理"、"疏截并抓,以疏为主"及"多元参与,协同联动"的治理原则下,构建边疆民族地区突发性事件网络舆情危机治理的长效治理机制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