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关于保证期间的几个问题

保证期间是一种权利存续期间,其性质应该是除斥期间,与保证诉讼时效不同,两者有不相容性。《担保法》与《担保法解释》既规定了保证期间又规定了保证诉讼时效,立法上存在混乱之处。     

徘徊于传统与突破之间的尴尬——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

《民法通则》关于诉讼时效的规定,因其时代的局限性和制度自身的不合理性而遭致理论界和实务界诟病已久。《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民法通则》对此规定的不足,但囿于司法解释的效力阶位,依然无法修正这一制度本身的不合理性。基于我国的立法传统和客观现实的需求,司法解释在我国法律体系中的地位,则是徘徊于传统和突破之间的尴尬。     

债权诉讼时效问题

自《担保法》生效以来，关于保证期间的规定对于以银行贷款业务为代表的许多工作领域产生了重大影响。但因种种原因，《担保法》实施细则迟迟不能出台，实践中对保证期间的理解存在较大分歧，从而造成对保证债权诉讼时效认识的差异。其实《担保法》本身就对“保证期间”这一概念的使用存在着前后不一致的地方。 一种观点认为，《担保法》规定的保证期间属特殊诉讼时效。对于一般保证，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定事由只有起诉或申请仲裁，连带责任保证在保证期间内催收后即造成诉讼时效中断，重新起算的时效长短与保证期间长短相同。《担保法》生效…     

信用证欺诈例外在我国的司法实践

本文通过介绍我国有关信用证欺诈例外制度方面相关法律,结合我国司法实践现状,对我国在审理有关信用证欺诈案件中存在的问题进行较为详细的分析,并提出改进建议,以完善我国在信用证例外制度方面的立法和司法。     

在制度建设中充分发挥好代表主体作用——访市人大常委会人事代表工委副主任张金康

做好＂一办法两规定＂立法工作,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时俱进的必然要求,是落实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整改要求的具体体现,也是将代表履职经验和代表工作成果上升到法规予以规范的有效方式。 《上海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办法》、《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关于代表议案的规定》、《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关于代表书面意见的规定》,即＂一办法两规定＂的修改完善,是今年市人大常委会的重点立法工作。     

论信用证严格相符原则的弹性标准

信用证严格相符原则(The Doctrine of Strict Compli-ance)是银行在信用证业务中审查单据所遵循的原则,它要求信用证项下的单据在表面上与信用证规定一致,并且单据之间不得相互矛盾。正如《UCP500》第14条第b款所     

论监事诉讼的原告

监事诉讼起因于公司内部的治理纠纷。《公司法》第152条规定了监事诉讼制度,然而其规定过于原则,对以谁的名义提起监事诉讼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的制定过程中也一直存有争议。将来的立法应当明确规定,监事、监事会具有原告的主体资格。     

《刑诉法的渝中“临床实验”》专题报道之二 用高质效庭前会议告别冗长庭审

庭前会议制度是我国《刑事诉讼法》于2012年修订后在第182条第二款中新规定的程序,随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以下简称“刑诉法解释”）第183条、第184条就召开会议的范围、会议的内容等作出列举性规定。上述法律和司法解释的规定,标志着中国特色的庭前会议程序就此确立。     

信用证诈骗案件的侦查

信用证是一种开证银行根据申请 人的要求和指示，向受益人开立有一定金额的。在一定期限内、凭规定单据在指定的地点支付（即付款、承兑或议付汇票）的书面保证。信用证诈骗，是指行为人以谋取非法利益为目的，利用信用证进行的骗取货物和银行款项的行为。信用证诈骗犯罪案件，涉案金额巨大，社会危害严重。不但扰乱了金融秩序，影响银行信誉，降低了人们对现代金融结算手段的信任程度，而且往往造成大量国有资产流失，导致一大批企业陷入困境，严重影响社会稳定。 信用证诈骗的犯罪手段多样，从当事人的角度来划分，主要包括以下三种：开证…     

信用证欺诈例外原则在我国的适用

信用证是最常见的国际贸易结算方式.由于银行在信用证结汇中只审查单证,而不审查货物,使得一些不法商人利用信用证的这一特性进行诈骗活动.我国有关信用证欺诈的法律规定不明确、不完善,在司法实践中出现法院随意冻结国内开证行履行付款义务、不尊重善意第三人的合法权益、信用证欺诈的界定缺乏标准、在程序上没有顾及有关信用证当事人权利的维护、没有适当关注信用证和信用证项下汇票之间的关系等问题.我国应尽快完善信用证欺诈例外原则的相关立法,才能在维护信用证独立的基础上,有效地维护信用证交易安全.     

离婚时夫妻一方婚前按揭购买婚后共同还贷房屋性质的认定与分割——兼评《婚姻法解释（三）》（征求意见稿）第11条

近年来,离婚时夫妻一方婚前按揭购买婚后共同还贷房屋性质的认定与分割成为我国司法实践中的热点问题。对此问题的处理,一些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司法指导意见不尽一致。针对此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征求意见稿）第11条的相关规定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其是否公平保障了基于基本人权而衍生的婚姻家庭住房权仍有待商榷。作者认为,对此问题的处理,应当综合考虑以下四个因素：夫妻双方的约定、房屋产权登记的时间、夫妻共同财产还贷部分所占购房款总额的比例以及婚姻家庭住房居住权的保障。     

资源环境监管视角下的行政检察监督

2013年6月，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颁布实施的《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再次将人们的视线引向政府对资源环境监管职责的落实：环境监管失职将受到严惩。在资源环境监管领域，目前我国立法只规定了行政监管责任，对有关行政监管权力行使的行政检察监督却缺乏相应的立法。加强行政检察监督，有助于促进政府依法严格履行保护资源环境、防止有关权力滥用的监管职责。     

论“两高”关于危害食品安全犯罪解释的完善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以下简称《刑法修正案（八）》）首次将食品安全犯罪写入刑法条文,该法实施两年来,食品安全犯罪行为仍屡禁不止。最高法和最高检在总结司法实践的基础上,适时出台了《关于办理危害食品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为规范食品安全犯罪行为提供了有效的执法依据,但在实践中,仍然有许多问题需要不断加以完善。     

论信用证诈骗犯罪的特点、形式及其防范对策

信用证是国际贸易中的一种重要的支付手段。信用证诈骗是发生在信用证结算过程中一种比较复杂的犯罪行为,社会危害性极大,惩治信用证诈骗犯罪对重塑社会信用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笔者从概述信用证的运作机制入手,对信用证诈骗犯罪的特点、主要表现形式以及防范对策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以期为打击、遏制信用证诈骗犯罪,建立完善的防控机制提供有益探索。     

窃取、收买、非法提供信用卡信息罪疑难问题研究

窃取、收买、非法提供信用卡信息罪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五）》（以下简称《刑法修正案（五）》）的新增罪名。它的出台结束了我国刑法领域长期以来对于以信用卡信息为犯罪对象的行为无法适从的局面,这将有助于从源头上遏制日益猖獗的信用卡诈骗犯罪活动。但是由于本罪名出台时间较短,司法实践经验积累不足再加之无相关配套的司法解释,造成在司法实践中关于如何认定本罪出现了很多分歧和争议,导致司法实践行为的不统一。本文从犯罪主观方面的认定、信用卡信息的内涵与范围以及接受他人无偿提供信用卡信息行为的归罪问题三个方面对当前司法实践过程中出现的疑难问题进行深入研究。     

论刑法司法解释的粗疏性及其克服——以涉税犯罪刑法司法解释为中心

文章主要以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作出的涉税犯罪司法解释为中心，集中探讨了我国刑法司法解释的观念障碍、涉税犯罪司法解释的问题表现以及克服刑法司法解释观念障碍的基本对策。     

民事执行检察监督制度研究

近年来,应对困扰司法界的＂执行难＂问题理论界和实务界要求检察机关开展民事执行检察监督工作的呼声越来越高,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也于2011年联合下发了《关于在部分地方开展民事执行活动法律监督试点工作的通知》,在山西、内蒙古等1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开展民事执行活动监督试点工作,这既是为形成有效的民事执行检察监督制度打基础,做铺垫,也显示了两高解决执行难问题的坚定信心。     

《刑法》罪名确定机制的演进与革新——由全国人大常委会确定《刑法》罪名的建议

目前,《刑法》或《刑法修正案》出台后由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以司法解释形式确定新规定犯罪之称谓的传统罪名确定机制存在诸多弊端．如易背离立法本意、效率低下等。以与时俱进之理念革新现行《刑法》罪名确定机制势在必行,考虑我国刑事司法的实际状况,在经过与《刑法修正案》同步出台立法解释和在《刑法修正案》中直接规定罪名两个阶段的过渡后,最终将实现由最高立法机关在刑法典中直接规定罪名的理想目标。     

对行贿人的特殊处理与域外污点证人制度比较研究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了《关于办理行贿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并于2013年1月1日施行,解释规定行贿人在被追诉前主动交待行贿行为而破获相关受贿案件的,对行贿人不适用刑法上关于立功的规定,依照刑法第390条第2款的规定,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这使一些人认为行贿人便是我国法律意义上的污点证人,对行贿人的特殊处理便是污点证人作证豁免制度,这些认识上的误区主要是因为对于行贿人与污点证人的关系认识不清,本文通过结合域外的污点证人制度来对两者关系进行分析和探讨以期解决这些认识上的问题。     

检察机关在审查批准逮捕环节排除非法证据问题研究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联合出台的《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明确了检察机关作为非法证据排除裁判主体的地位,但遗憾的是并未对检察机关排除非法证据应适用何种程序予以规定,造成了检察机关空有非法证据排除权却难以运用的尴尬现状。本文将对检察机关在审查批准逮捕环节排除非法证据时应起的作用、面临的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解决问题的几点建议,以期为检察机关正确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