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人治法家法治对立论”质疑——兼论先秦法律思想研究中的一个方法问题

<正> 一、“儒家人治法家法治对立论”的由来在我国,对先秦儒法两家法律观的研究和评价,有一种影响颇大、流传极广的观点,即“儒家人治法家法治对立论”。人治和法治并不是中国法律史上固有的概念,而是随着近代的“西学东渐”之风,由我国资产阶级学者从西方引进的。最先将人治和法治用到先秦儒法两家头上去的,要推梁启超。他在一九二二年出版的《先秦政治思想史》一书中,称儒家为“人治主义”、“德治主义”、“礼治主义”,称法家为“物治主义”或“法治主义”,以及“术治主义”和“势治主义”。     

中国传统德治与法治的思考

本文从近代传统法律文化变革的成败得失入手,对传统法律文化的特征及对现实的影响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作者甄别了传统“法治”、“德治”与今天所讲的法治、德治的区别与联系,提出对借鉴传统礼法关系的主张,同时对传统法律的不良影响举例进行了批判。     

法律信仰的路径——传统中国法的考察与当代中国法治状况的反思

法律被一个社会所信仰的关键前提之一，在于它必须是一个民族传统的某种形式的延续。从这个角度看，自汉代初年的“引礼入律”就是将中国古代社会久远的传统注入到法家建构的法律体系之中，并统摄在儒家思想的灵魂之下，由此使法家的法律体系获得长久的生命力，也促成了中国古代社会法律信仰的形成。儒家思想所具有的宗教及世俗的双重特征，官方意识形态的权威地位，自上而下的实践表达，使这种信仰极易为民众所接受，并持续近二千年之久，近代以来，对中国传统的人为割裂，是今日中国社会法律信仰难以形成的主要原因之一。这是建设法治社会必须面对与反思的重大问题。     

中国传统法律的宗教性特征

在法律社会学视角下，中国传统法律研究主要包括“德治”和“法治”两种研究范式；这 两种范式都过于强调法律的儒家化特征进而忽视了法律的官方表达与民间实践的区别，因此未能回 应西方学界认为中国不具有法律或法治的法律东方主义观点。事实上，中国传统法律的官方表达与民 间实践之间并不具有一致性，在儒家化法律表达之下实际上存在着大量的宗教性法律实践；正是基于 对法律宗教性特征的发现，中国传统法律的运行机制才能够摆脱法律儒家化的简单模式，形成了一种 哲学、道德、宗教和法律相融合的复杂互动模式，从而为从法律宗教性特征和复杂文化面向的视角回 应法律东方主义观点提供一种新的思想资源。     

略论近代“新法家思想”的特点

在近代,为了追求救时和富国强兵的目标,中国的思想家们发现以商鞅和韩非为代表的先秦法家思想与西方先进的法治思想有许多相通之处,他们认为法家法治思想的复兴是中国起死回生之道。先秦法家法治思想在近代的再生不是复古,而是新生,是返本开新,是以西释中,是在未瓦解原始法家以法治国的学术根基,传承或部分保留了原始法家的思想源泉,借鉴西方近代先进法治理念的基础上,将先秦法家思想融入到现代法治思想体系中,并努力使其具有现代理论形态,以及现代化的表达方式。     

一个最低限度的法治概念--对中国法家思想的现代阐释

中国的法治理论是继受西方的产物。西方的法治学说主要有两种路向 :一是“原教旨主义”(fundamental ism) ;二是“普世主义”(ecumenicalism)。前者遵循西方的古典传统 ,通过展示西方某些最基本的价值标准以及对“法”的某些道德要求 ,向人们证明建立一种理性的法律秩序既是合理的也是可能的 ;后者则试图绕开西方那些基本价值和道德要求 ,单就“法律秩序”自身范围内寻求对法治的认知和实践。不同文化按自己的观点去证立法治 ,并从各自的实践和相互对话中达到对法治规范的共识也是可能的。中国法家的“法治观”在一定程度上与普世主义的路径是相融通的 ,本文尝试借着比较法家的法思想与实证主义的法思想来检讨当代中国接纳普世主义法治观的可行性。     

法家“法治”思想再探讨——答武树臣先生

读了武树臣先生《法家法治思想的再评判》（以下简称《武文》）①，受益匪浅。文中许多观点和提法，似仍可作进一步商榷。一、关于法家的“法治”问题拙作《法家的“法治”及其法律思想批判》（以下简称《杨文》）提出法家的“法治”不能称作“法治”，是建立在与古希腊罗马社会“法治”的概念立场比较之上，正如《武文》所论述的亚里士多德给“法治”所下的定义，并由此形成的西方传统的“法治”观念。随着近代西学的东渐，这一“法治”观念已逐渐为中国学界所普遍接受。在这一历史背景之下，主要在对我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反省中，这一观点实…     

中国古代德治与法治浅探

法治与德治的功能以及法律与道德的关系是一个古老的命题,本文从历史的角度分析古代中国德治与法治的文化、思想渊源,自然哲学的观点来分析德治与法治的辩证关系,用结果倒推的方式来分析德治与法治在中国社会历史进程中所起到的作用和他们之间的联系,究其区别。     

法治与德治：是互助更是共行

一、法治和德治的内涵法治是社会控制的一种模式,是指人们通过或主要通过法律对国家的治理而求理想社会的实现。法治是法律文化中的重要内容,是人类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法治的核心是强调社会治理规则(主要是法律形式的规则)的普适性、稳定性和权威性。现在意义上的法治并不是中国文化的产物,而是来源于近代西方法律文化,但其精神和传统可以上溯到古希腊。古希腊尤其是雅典的城邦民主和法治达到古典世界的辉煌,其在公民范围内实现了较为彻底的民主和法治,但人的等级性划分和奴隶制度的存在,又使它与现代世界的民主和法治有了分野。然而,即…     

德治及其传统之于中国法治进境

中国乃至东亚的法治推进开始就是在矛盾冲突中进行的,德治及其传统的深刻和发散性影响,可在相当程度上解释这一系列紧张关系。德治对于我们,不仅意味着曾经的治式(传统德治),意味着传统(德治传统),且意味着当下的治式选择(以德治国方略),传统德治、德治传统与德治的当下治式间确乎存在某种生命意义的关联,而它们对于中国法治进境的意义也是独特的。在将道德具有法律不可替代的功用这一普适命题与中国古代德治这一独特作业相区分、将法与道德功能上的互补这一事实性问题与法的统治或道德的统治这一规范性问题相区分、将作为治式的德治与作为文化传统的德治各自对于中国法治进境的意义相区分之后,我们的立场是:法治即为制度的品德,其为个人的道德选择所铺设的制度性、结构性前提应是我们所寄望的。     

论现代中国治理模式的选择——以法治与德治并举为分析视角

以商工文明为背景的西方法治模式和以农耕文明为背景的中国传统德治模式均是现代中国治理模式得以形成的重要来源.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德治应当坚持“中德为体、西法并行”的原则,在保障现代性基础上凸显中华道德文明的历史传统,努力实现国民心理认同;在法治的选择上,应侧重平衡之治,同时袭用西方的公法理念实现与中国的肌体相融.通过法治与德治并举的治理模式,构建良法善治和厚德尚理的法理型国家,继而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目标.     

中国法律文化变迁及特点

法律文化是法律制度的灵魂,法律文化概念是在20世纪60年代出现的。它经历了近代、当代的变迁,形成了自身固有的功能和特征;法律文化的演进是在西方法律文化同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冲突交融中形成的;它由义务本位观主导转变为权利本位观主导;法治文化最终取代政策文化。     

先秦法家:法治的中国渊源

一个国家的不同时代以及同一时代的不同国家,都有着不同的法治理论和实践.无论是古代西方的法治思想还是古代东方的法治思想,都不过是现代法治的思想渊源而已,并不能与现代法治划等号,真正作为现代意义上使用的法治概念,是由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首先提出来的,是与资产阶级民主相伴随而得以阐述和论证的,并且经过无数思想家们的努力,才使其逐步完善,成为现代国家的法律实践.从法治构成的角度出发,论证春秋战国时期法家的思想是符合法治的最低要求的,进而得出法家的法治思想是现代法治的渊源之一,并试图通过此类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研究,重新审视、提升其作为世界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和谐社会与法治取向

和谐社会下,法治才有存在的可能性。不同类型的和谐社会,产生不同的法治状况。中国传统社会下的法律只能够是保护贵族的特权和强化社会的不公,近代西方个人主义才有体现平等自由的法律。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过渡,法律在传统与现代的冲突中挣扎,传统法治特质正在消失,西方现代法治特质尚未扎根。     

法典法,判例法与中国的法典化道路

法典法，判例法与中国的法典化道路董茂云导言法典法和判例法是当今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两种法律形式，直到今天，它们仍然是大陆法系和普通法系最主要的区别标志。本文所指法典法，既指近代法典，又指以近代法典为主体的制定法体系。近代法典以《法国民法典》为标志。它...     

论儒家法思想对当代法治之借鉴意义

近代意义上的法治及法治理论主要是从西方社会传入中国,故近代以来中国在构建法治过程中深受西方法治的影响,而对中国传统法律精神及文化思想的借鉴和吸收不足。作为中国传统法律思想代表之一的儒家法思想中也有着其一以贯彻的理性和价值,可能超越特定时期特定统治阶级的利益而具永恒意义,因而可为任何文明秩序所借鉴,尤其可为当代中国的法治建设所借鉴。     

“洋货”观照下的“故物”——中国近代论评法家“法治”思想的路向与歧见

在中国“传统内”的释评系统中，法家的“法治”思想这个“故物”，没有得到新的阐述与发展。到了近代，西方法治思想这个“洋货”成为重新解读“故物”的利器。但梁启超与萧公权同样用“洋货”观照“故物”，却得出了法家“法治”思想之“真”与“伪”的不同结论。用“洋货”观照“故物”，已成为具有重大影响与意义的思想学术路向，但也应克服其 “强为比附”的结习。     

浅谈中国古代法律的宗教性

<正> 法理学家常常对于诸如法从何而来,其本身具有哪些属性这类的问题抱有很大的兴趣。西方近代一些法学家,如霍贝尔、马克思·韦伯、以及伯尔曼等人认为,当探讨法律的起源以及属性时,我们不能忽视宗教对法律的巨大影响。法作为调整人们社会生活的行为规范,与宗教是否有着联系?如果有联系,二者是何种联系?几位学者的看法并不完全相同。但总的来讲,他们都认为法律与宗教二者有着密切的联系,基督教作为西方人信仰的支柱,对于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演化以及实在法的制订、在社会中的实际运行,具有极大的影响。马克思·韦伯将新教与近代资本主义精神联系起来,认为理性化的新教是近代资本主义法治的基础。伯尔曼则考察了教会、教会法对近代西方法律的影响,并指出了基督教与西方法律传统之间存在着不可分割的     

法家的法治主义：历史话语与当代使命

从《史记》到《四库全书》,法家学派的法治主义主张蒙受了众多史家的非难与谴责;近现代以来,法家的法治主义又遭受了来自西方的＂实质法治主义＂学说的侵袭。其实,法家的＂以法治国＂、＂严刑峻法＂等政治法律思想是中国原生态法治概念,亦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法治的本土资源。在当今多元政治思潮并立、社会经济充满激烈竞争的新战国时代及严峻的中国现实问题面前,法家的法治主义主张不失为当今中国法治建设道路的一种选择。     

法家法治思想的再评说

法家的法治思想是中国传统法律思想发展的高峰,在中国法律思想史上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与现代法治思想的一般理论和原则有许多相通的地方。因此,在前哲时贤认识的基础之上,有必要对法家法治思想中有关君权至上与法律至上的问题、君主本位与国家本位的问题、重刑治国与轻刑治国的问题进行进一步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