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农民迁徙政策的阶段划分

迁徙自由权是公民不可剥夺的基本人权,这已成为现代文明国家的基本共识,也是联合国确认和保护的基本人权之一。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承认、尊重、保障农民的迁徙自由权尤为必要。建国以来,由于历史与时代的局限、国家发展战略的需要等原因,国家对于农民迁徙的政策经历了诸多反复与变化,这使得我国农民长期缺失迁徙自由权,在有的历史阶段,一度缺失非常严重。进入新世纪,尤其是十六大以来,党中央提出了建设和谐社会的发展战略,农民的迁徙自由逐渐成为可能。     

新农村建设目标下的户籍制度改革

我国特殊的户籍制度约束了农民的迁徙自由,从而从根本上制约了农村的发展。为此,有必要把公民的迁徙和居住自由权重新写入宪法,制定与我国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户籍法律制度,废除户口登记,实行人口登记,实现农村户籍管理和城市户籍管理统一化,以从根本上保证农民迁徙自由的实现,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健康发展。     

关于“小产权房问题”的制度性成因及其依法应对

目前,对"小产权房"能否合法交易争议不断。出现"小产权房问题"的主要原因是:现行宪法未赋予公民迁徙自由权、住房制度改革存在死角和城市化发展模式畸形等。所以,应该通过农村宅基地使用权商品化、开征城乡统一机制的物业税并将帮助公民"集资建房"列入地方政府的法定职责等途径,依法解决"小产权房问题"。     

现行宪法修正案的隐性主题

经济制度是影响人们经济生活的权利与义务的规则集合。我国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只是现行宪法四个修正案的显性主题,其隐性主题乃是公民经济自由权在中国宪法中的扩充与完善。1956年新中国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标志着公民经济自由权的废止。公民经济自由权在中国宪法中的重新确立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指引下我国人权事业取得的巨大成就,中国政府应当为此发表专项人权白皮书。     

我国公民迁徙权宪法保障制度的构建

公民迁徙权的宪法保障问题一直是宪法学界所关注和讨论的问题,而具体如何保障公民迁徙权,在理论上缺乏系统的构建,这正是修改宪法之前必须解决的问题。在充分认识构建我国公民迁徙权宪法保障制度的现实必要性的基础上,认真解读公民迁徙权的应有价值内涵,在此指引下构建一套系统化的我国公民迁徙权宪法保障制度,即确立保护条款(包括赋予公民迁徒权应有的宪法地位、复归公民迁徒权的应有位置和构建公民迁徒权的基本框架)和确立限制条款,以利于完善市场经济、维护社会稳定和法治国家的建设。     

关于我国公民人身自由权的宪法性思考

"不自由,毋宁死"是从古至今人类对自由最高度的评价,虽然经过上千年的斗争,人类逐渐取得了对自由权的掌控,但对自由权的争取永不停歇,有人类足迹的地方,便有自由权遭受侵犯的可能。尤其是在法治文明快速发展的时代,公民的自由权就更迫切地需要注入新的血液,才能确保公民的人身自由权能够获得最大程度上的保障。     

农村留守儿童平等受教育权的法理分析

寻求制定针对农村留守儿童教育权的专门法律,呼吁将公民迁徙自由权写入宪法,推进户籍制度的改革,以及借鉴美国的平权措施实现对农村教育的补偿性正义,逐步建立完善的保障农村留守儿童教育之公平正义的法律制度。     

居住自由权的入宪:农民集中居住良性推进的宪法保障

居住自由权本质上属于公民基本权利的范畴,西方一些国家明确将其载入宪法.由于居住自由权在我国当前宪法中的缺位以及缺乏相应的法律保障,一些地方政府在推进农村城镇化的进程中,可以不顾农民的意愿,无视农民的居住自由权,强迫农民集中居住,导致农民“被上楼”、“被城市化”.将居住自由权载入宪法,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地方政府推进农村城镇化的行为受到了宪法上的约束,有利于农民集中居住的良性推进,从而推动农村社会的发展与进步.     

兼具社会权与自由权性质的受教育权

受教育权兼具社会权与自由权的双重性质.受教育权主要是以社会权的形态表现出来,但是以自由权作为其前提.作为社会权的受教育权,其实现需要国家积极的作为和干预,为教育的实施准备充分的外部条件.作为自由权的受教育权,要求国家不得干预教育的内部事务,尊重教育的多样性.受教育权这一基本权利不仅仅只是对国家的总体目标具有工具性价值,其内在的和根本的价值在于促进公民个体的自我提升和自我实现.     

中外宪法私有财产权保护比较研究

私有财产权在公民享有的所有权利中占有重要地位,它是实现生命权、自由权等权利的物质基础。保护私有财产权是中外各国宪法的一项基本内容。本文拟从宪法对私有财产权保障的三重结构对我国宪法与外国宪法作一比较分析,以推动我国宪法对公民私有财产权保护的进一步完善。     

试论公民的自由迁徙权

自由迁徙权是公民的基本权利。宪法权利的缺位是造成中国城乡分割二元社会的根源。因此,在宪法上确立“自由迁徙权”是现代国家制度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并且是当前解决农村流动人口市民待遇的关键。     

公民社会发展与维稳思维转变

在我国学术界,公民社会常常又被称为"市民社会"或"民间社会",其实它们都是同一个英文术语civil society的三个不同中文译名。"公民社会"是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学者对civil society的重新定位,相对于"市民社会"与"民间社会"的     

公民社会的培育是化解“非直接利益冲突”的治本之策

频频发生的"非直接利益冲突"凸显了我国公民社会的缺失,因此,着力培育公民社会,提升公民意识,是有效化解"非直接利益冲突"的治本之策。要通过进一步完善和优化我国公民社会成长的制度环境、积极培育公民组织、大力培育公民意识等来培育公民社会。     

法治发展与公民教育的互动关系——从我国当前法制建设发展与公民教育的发展来看

法治发展与公民教育存在着休戚与共的关联,法制建设对于公民教育的法律地位的保证有着直接明确的影响;而公民教育对于法制建设又有着反作用,为民主法治发展奠定优越的发展环境。从我国的法制建设发展历程不难看出,经过五次宪法的修改,最终在我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的迫切要求下,公民教育随着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的不断完善有了一个长足发展。公民教育的深入发展,也为新时期社会主义民主和法治发展创造了更有利的公民社会环境。     

公民社会发展与维稳思维转变

在我国学术界,公民社会常常又被称为"市民社会"或"民间社会",其实它们都是同一个英文术语civilsociety的三个不同中文译名."公民社会"是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学者对civil society的重新定位,相对于"市民社会"与"民间社会"的译名来说,"公民社会"是一个褒义的称谓,它强调civil society的政治学意义,即公民的政治参与和公民对国家权力的制约.俞可平教授指出:"我们把公民社会当作是国家或政府系统,以及市场或企业系统之外的所有民间组织或民间关系的总和,它是官方政治领域和市场经济领域之外的民间公共领域."     

保障抑或限制:美、德迁徙自由的宪法保障及其启示

迁徙自由作为一项基本人权,已经受到立宪国家的普遍关照.美国注重发挥宪法解释的价值和功能,主要从平等保护条款中释出了迁徙自由,使得迁徙自由即便未被美国宪法所明文确认,亦获得了宪法层面的保障;德国则主要通过宪法明文规定的方式以保障和限制迁徙自由.美国与德国的立宪实践表明,法治状态下,迁徙自由应在保障与限制之间加以实现,迁徙自由的保障离不开宪法解释,美国经验对当下中国的迁徙自由保障具有启发意义,德国经验为未来中国迁徙自由的入宪提供了思路.中国公民迁徙自由的全面保障须仰赖于"释宪"的启动与"入宪"的实现.     

我国宪法应恢复确立迁徙权

1954年宪法曾设立了公民的迁徙权,但由于种种原因,以后的三部宪法未作规定。在现今国际国内的法治大潮中,仍将迁徙权排除在宪法规定的基本人权之外,已显得不合时宜。文章从迁徙权的沿革考察、我国应恢复确立迁徙权的理论依据与现实基础、恢复确立迁徙权的基本原则和重要意义出发,论证了恢复确立迁徙权的迫切性、必要性和可行性。     

社会治理视域下我国公民意识培育研究

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是新时期我党提出的一项重大战略性任务。社会治理体制创新是一项复杂的系统性工程,除了加强顶层设计,推进制度改革之外,还需要相应的公民意识作为隐性支撑。为此,必须充分认识当前公民意识培育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深刻把握社会治理视域下我国公民意识培育的基本内涵和实践要求,树立与社会治理体制创新相符合的主体意识、法治意识、参与意识、权利意识,研究公民意识培育策略,有助于全面提升公民意识培育的实效性与长效性。     

对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所需"理性文明"之思考

和谐社会构建取得成功需要理性文明,理性文明是我国和谐社会成功构建的必要支撑.正确认识和处理好公民社会与市民社会之间的关系是衡量我国社会和谐社会构建具有理性文明的初步标志.对公民社会与市民社会的共同构建以求整个社会内部自身的和谐与统一、以及对作为上层建筑的国家与作为经济基础的社会的"最佳结合点"与"适度分离块"的寻找以求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是我国和谐社会构建具有理性文明的最终标志.     

和谐语境下政府执政的价值取向与现实进路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念的提出,是我国政府在执政过程中对长期以来履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价值观的反思与检视,和谐理念更加关注公民的民主权利、社会公平公正原则、政府对公民服务需求的回应性等问题,彰显了未来我国政府执政的民主与宪政蕴涵.为了切实地贯彻这些民主宪政理念,政府应健全公民参政议政的渠道与程序,扩大公民参与权;落实行政问责制,实现依法行政;强化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增强政府对公民服务需求的回应性;提供相关的制度保障,促进实现社会公平、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