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问责的理论逻辑与实践价值

依照社会契约理论,政府在享有权力的同时,需要履行一定的义务,承担相应的责任。但从委托—代理理论和公共选择理论的视角来看,政府在履行其责任的同时又存在着许多问题。而人民主权理论则为公民问责提供了依据。公民问责可以加强政府与公民的合作沟通,促进其对政治权力进行广泛的监督,有效维护公民的利益。     

当前中国治理模式创新关键点

政府的角色应实现由"划桨政府"向"掌舵政府"转变、由"权力政府"向"责任政府"转变、由"无限政府"向"有限政府"转变,最终实现由"控制型政府"向"激励型政府"转变对于处于制度转轨、社会转型和重要战略机遇期的中国来说,需要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领域的创新以助推经济社会的发展。政府部门应转变职能,铺设普遍服务网;社会治理模式应重塑劳动者本位,走向公民社会;文化领域应破除落后的宗法制度和乡土文明,实现文化     

对完善人大代表责任体制的思考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的政治生态发生了巨大变化，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公民社会的崛起导致阶层利益诉求的多元化；公民对公共权力机关特别是人大制度的回应机制也提出了新的需求，而当前沿用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人大代表选举体制。因责任监督缺位而导制其回应机制阻滞，因此，必须建立健全人大代表责任激励机制。     

“公民社会”构想与越南政治革新的新进展

"公民社会"是越南政治革新进程中出现的一个新概念,"公民社会"构想主要包括尊重和保障公民权利、进一步扩大言论自由、改革国家权力运行机制、改革党的领导方式、建立社会反腐败体系等内容,"公民社会"建设将对推进越南政治革新向民主化、法治化发展产生积极影响。     

网络政治段子的理论研究——兼谈对青年政治参与的影响

目前随着媒体技术的不断发展与进步,网络成为民众特别是青年获得与传递信息的重要媒介。网络政治段子文化的兴起与繁荣一方面反映了在实现民主化进程中的中国社会政治环境相对宽松,网络传播的受众不但是信息的"生产者",同时也是信息的"消费者",网络政治段子是公民表达政治诉求、评论政治的直通车,有益于推进公民政治参与。公民尤其是发言权较少的青年的利益诉求表达途径有限。网络政治段子作为情绪的宣泄渠道,缓解了社会矛盾冲突。其次,网络政治段子是现代社会大众实现政治互动的好途径。再次,透过网络政治段子能够监测公众对政治事件、政治人物等的看法,有利于掌握和控制舆情。网络它是政府监测公众舆情的放大镜,网络政治段子的负向功能也不容忽视。一是存在着政治传播上的隐患。二是对大众传播行为存在负面影响。片面的想法往往引发阅读者特别是思想活跃的青年群体的极端思维特别值得警惕。网络政治段子在为包括青年在内的全体公民参与政治提供了新的途径和载体的同时,也难免会产生一些消极的影响。     

双重视角下广东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现状与方向

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是构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所需的社会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政治权利和政治权力两种视角来看,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既要依序扩展公民政治权利,也要稳步提升公民政治权力。改革开放近40年来,广东公民政治参与经历了起步、推进、拓展和深化四个阶段,已经取得了不少经验成就。但是,在公民政治权利扩展上存在权利诉求回应不足、区域覆盖参差不齐、公民主体意识不强等问题,在公民政治权力提升上也存在各地区步伐不一致、阶段性推进、公民参与表层化等问题。这些问题是由缺乏战略性规划布局、官员单纯追求政绩、区域差异与城乡差异等原因导致的。广东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就需要在全局性战略布局、加强制度供给、完善政府回应机制建设、增强公民主体意识等方面进行努力。     

西部少数民族传统习惯规则的法治化思考

法治既应是人们理性建构的社会治理模式,同时又当是人们实然社会生活中信奉遵守的规则秩序。中国作为一个具有丰厚传统人伦文化和民族多元一体的国家,在国家治理的法治路向中,国家政治权力与公民合法权利的相互博弈整合,要求"国家社会化"与"社会国家化"。此图景下的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国家法治建设,必然内涵有对西部少数民族民间传统习惯规则的国家法治化归导,走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浅论新形势下网络舆情监控体系的建立

网络舆情已成为公民表达诉求、抒发己见、监督权力的重要途径,是政府、企事业单位等组织机构搜集社情民意、推行科学决策的重要参考。同时,网络舆情也是一把双刃剑,存在产生负面效应的可能。为保障政治安全、维护社会稳定,必须加强网络舆情的监控工作。当前网络舆情监控体系还存在诸多问题,亟需进一步健全完善。     

"云睛"监督规范小微权力

作为全省基层监督数字化改革试点,今年以来,嘉善县探索"数字赋能监督"在基层落地的实践路径,在省纪委基层公权力大数据监督应用统建标准版的基础上,个性化开发建设"云睛"小微权力智慧监督系统,集中展现基层小微权力运行全程在线审批、实时公开、预警处置、决策辅助、群众诉求办理、政治生态评价等应用场景,擦亮了规范公权力运行云端监督的"火眼金睛".     

权利,你为何向权力“下跪”——下跪事件的一种解读

现代语境下,政府权力的正当性基础在于公民为更好地保障自身权利而对政府进行权力授权。我国最近发生的几起群众为维护自身权利和利益向政府下跪的事件,却反映了我国某些地区公民权利与政府权力关系的某种程度的异化。究其原因,政府权力生发和运行的委托代理机制、权力实际行使者的人性因素、权力本身的特性乃至我国的官本位的文化传统都制造了政府权力异化的空间。矫正政府权力的异化,使公民维护权益不必"下跪",就应针对上述因素作出相应努力。     

以软法之治助推执政能力现代化

软法是相对于硬法而言的,指不能运用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法律规范。软法之治扎根于公民社会,有助于推进依法治国战略,监督公共权力的行使,拓宽民主模式,规范社会行为,构建安定有序的政治生态等。以软法之治助推执政能力现代化的举措有助于协调国家与公民社会的关系、转变政府职能、提高社会自治和公民自治能力等。     

政府民生治理:公共权力的合法性运作与演进谱系

合法性运作是公共权力理性化对民生治理的政治贡献,民生作为考量公共权力合法性运作的重要向度具有整合政治生态的价值意蕴。民生治理是善治与公共理性的价值厘定,也是公共权力理性化的有效运作形式。行政善治回应了政府角色定位的民生纲领,政府公共权力合法性运作的民生导向有效诠释了执政之基、服务嵌入与回应性治理的三重面向。因此,政府民生治理既是政府责任与民心资源的利益救赎,也是公共权力合法性运作的价值基础。政府民生治理的发展理路呈现了政治话语到法治论域的民生治理景图,公民社会与人民社会互构的民生治理逻辑,民生治理到民权保障的制度规约,民生改善到政治认同的价值依归等四维演进谱系。     

网络监督:公民政治参与的新途径

网络监督是来自于政治体制之外的监督,是一种用社会权利制约国家权力的途径,是公民表达诉求的重要平台。当前我国社会出现了网络监督热,这与我国民意表达渠道不通畅、公民民主意识不断提升密切相关。我们应借鉴国外的成功经验,从制度、法规和道德建设等方面完善网络监督机制,更好地发挥网络监督的积极效应。     

制度嵌入性视角下加强人大全口径预决算监督路径研究简

党的十八大报告对新时期人大工作提出了“三个加强”的要求，其中之一是加强对政府全口径预算决算的审查和监督。这是党的报告第一次要求人大全方位、不留死角地加强对政府“钱袋子”的监督，让政府每一笔收支都公开透明，此举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在我国，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财权是公民的重要权力之一。实现人民对预决算的参与和监督，是民众参与政治的一个实际步骤，是人民当家作主的一种实现形式。人大作为国家权力机关和民意代表机关，     

参与式预算的中国实践、协商模式及其转型——基于协商民主的视角

政府的公共预算不只是度量财政收支的会计过程,更是公共利益权威性分配的政治过程,政府预算的公共性与民主性问题是中国预算制度改革必须解决的根本问题。协商民主理论的兴起为参与式预算的全球扩展提供了理论支撑,近10多年来,中国基层政府进行了参与式预算的改革与探索,采取了普通公民建议与人大代表决策对接,以及人大代表与普通公民共同决策两种参与形式,从预算参与的协商主体、协商路径和协商功能等方面的特征来看,中国参与式预算属于政府主导的咨询性协商模式,该模式离成熟的协商民主存在一定差距而只具有过渡性质,因而急需实现预算协商模式的转型,其中包括公共协商的三个"重心转移":协商主体重心从政府向纳税人转移,协商路径重心从依靠权力精英自上而下的"内输入"向依靠社会组织和民众自下而上的"外输入"转移,协商功能重心从咨询性协商向决策性协商转移,协商模式转型有助于提升中国参与式预算的协商民主内涵。     

从委托代理关系解读警察不作为的原因

警察不作为,是指警察应当履行某种法定义务且有能力履行而未履行的行为。委托代理关系是经济领域研究企业问题的理论,但在社会公共管理领域同样适用。警察不作为的原因主要有:对委托代理关系中权力认识上的误区、信息不对称、委托人对公安机关及其民警缺少有效监督、代理人自由裁量权的存在以及警察群体中亚文化的影响。     

公民社会：制约政府权力的第三道防线

政府权力是以国家强制力为保障的,对全体公民和组织有约束力的力量。政府权力失控必然造成对公民、法人和其他社会组织的合法权益的侵犯。对政府可能产生的违法行为,必须有健全的机制进行有效的约束。本文试分析传统的以权力、权利制约政府权力的有限性,然后从公民社会的角度来探索对政府权力的制约与监督,以期对健全政府权力监督机制提供一些借鉴意义。     

基于政策模型公民参与的三种分析范式

政策模型是分析政策过程的理论工具。系统模型、团体模型和精英模型从不同视角对政策过程进行了解析,蕴含了不同的公民参与思想。这些思想在为我们研究公民参与问题提供理论参考的同时也存有诸多理论局限。其中,系统模型重视公民诉求对政策的影响,但未能说明具体的决策过程;团体模型将政策视为团体竞争的产物,但忽视了其他因素对决策的影响,尤其是弱化了政府的作用;精英模型则认为政策体现的是统治精英的价值偏好,但对社会大众的现实诉求无暇顾及。公民参与政策制定与执行不仅能表达其利益诉求和偏好,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政策的科学性,体现了社会力量对国家权力的监督和制约。在政策决策时,政府要在保持相对自主的同时,充分重视社会大众的公民参与,尤其要关怀社会弱势群体,干预社会不公,更好地维护公共利益,确保社会稳定。     

公民监督的功能及其实现途径

陈党在《政治与法律》2008年第7期撰文认为，公民监督既是体现人民当家作主的宪政制度，又是防治官员腐败的根本途径。在我国现阶段，公民监督权虽然已由应有权利转化为法定权利，但现实状况与法律规定之间还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其威力和效能尚未得到充分发挥。为了实现公民监督的功能，需要整合监督资源，实现四个结合，即：公民监督与人大监督相结合；公民监督与国家专门机关监督相结合；个体监督与群体监督相结合；公民监督与舆论监督相结合。     

公共领域：多重幻像亦或客观必然

当代中国正处于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时期,先前"只闻国家,不见社会"的政治模式现正逐步向"小政府-大社会"的模式转变,阳光政务、法治国家建设、现代信息技术手段等都为公共领域的孕育和繁衍提供了绝佳的土壤。公共领域的生成和提升在当代中国政治发展过程中意义重大,它完善了对政治权力的批判和监督功能,促进良性循环的政治稳定的形成,推动了和谐社会的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