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安边防特殊侦查行为获取证据材料的使用

近年来随着犯罪态势的变化,特殊侦查行为的适用呈上升趋势,而特殊侦查行为获取的证据材料如何被用作定案证据就成为了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笔者在阐明边防办案实践中特殊侦查行为适用必要性的基础上,分析其所具有的优势,指出边防部门在办案实践中应从三个方面把握特殊侦查行为获取证据材料的使用。     

我国技术侦查措施立法的不足与完善

技术侦查写入到刑事诉讼法中,目的是将其向法制化方向转变。新刑事诉讼法的制定,使得侦查部门可以依法使用技术侦查措施,并将获得的证据直接作为诉讼证据使用。但新刑诉法技术侦查的规定存在局限,使得实际操作缺乏程序依据。立法上应通过规定技术侦查措施的适用原则、范围与条件,明确适用程序,规定救济途径等来进行完善。     

论特殊侦查取得证据的使用——《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35条的适用

《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35条对特殊侦查取得证据的法律地位予以了认可,规定采用特殊侦查措施得到的证据可以作为定案的依据。该规定出台之前,侦查机关使用这类证据通常包括转化使用、非公开使用和直接公开使用等方式,按照该规定对特殊证据的认定原则,应尽量直接使用特殊证据,但鉴于立法、司法等原因,转化证据和非公开使用特殊证据的方式也会存在。这几种方式在内线侦查、外线侦查和技术侦查等侦查措施中又有不同的适用。     

非法技术侦查证据排除制度比较研究——以英、美、法、德四国为样本的分析

当今世界各国及国际组织,大都制定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作为一种特殊的侦查措施,技术侦查获取的证据,也应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域外法治国家对非法技术侦查证据排除制度做了大量有益尝试,在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对非法技术侦查证据进行排除方面作出了相关规定。我国在法制层面上对技术侦查获取材料赋予证据资格和对非法证据排除制度确认得较晚。通过比较考察两大法系代表国家非法技术侦查证据排除制度,可以为我国非法技术侦查证据排除制度的健全和完善提供有益思路。结合我国法治现状,我国应确立最后手段原则,完善技术侦查措施程序设计,并建立强制排除与裁量排除相结合的非法技术侦查证据排除制度。     

侦查措施的适用与刑事错案的关系研究

错案的主体指刑事诉讼中的专门机关,其过程涉及刑事诉讼的各个阶段,原因包括违反法律程序、适用法律错误和不当执法等,对象包括"正当程序错误"和"放纵犯罪错误"。各种侦查措施的具体适用都可能导致错误,实践中侦查措施适用形成的错误与刑事错案有着密切的关系:不当适用侦查措施可能导致错案;依法适用侦查措施可能导致错案;违法适用侦查措施不必然导致错案;单一错误的证据材料可能为错案的形成留下隐患;单一错误的鉴定可能在错案形成中常起到关键作用。通过推进执法规范化,有助于避免侦查措施适用中可能造成的证据材料失真,进而从源头上避免错案。     

完善我国技术侦查措施的立法构想

我国2012年颁布的《刑事诉讼法》首次对技术侦查作出规定,这对技术侦查的规范化和合法化有着重要意义.但其规定仍有一些不足需要完善,如：在立法中应当明确适用范围、规范实施主体、调整适用阶段、限制使用次数、增加权利救济、具化技术侦查证据的庭外核实.     

监视居住监督管理措施的法解释学分析——以《刑事诉讼法》第76条为中心

2012年《刑事诉讼法》新增第76条,对监视居住的监督管理措施方式所作出的规定缺乏操作性.本文拟通过法解释学方法,以第76条为中心,对监视居住监督管理措施进行分析,得出如下结论:(1)监督管理措施的电子监控与通信监控不属于技术侦查措施;(2)监督管理措施的适用目的是保障诉讼的顺利进行,而非变相侦查;(3)监督管理措施的决定主体为公安机关,适用对象仅为被监视居住人;(4)监督管理措施的启动方式为执行机关主动启动,且不需要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5)通信监控仅适用于侦查阶段;(6)干预隐私权以达到监督管理措施的适用目的为限;(7)需通过审查,对采取监视居住监督管理措施所获的事实材料进行证据意义的定性.     

新刑事诉讼法与侦查、鉴定相关规定的理解与实施探讨

修改后刑事诉讼法对侦查、鉴定制度作出了许多新规定,正确理解和实施这些规定具有重要意义。但法律增加规定的技术侦查措施,与常规侦查技术手段并不等同,将鉴定结论改为鉴定意见,并不是降低科技证据的地位和鉴定要求;规定鉴定人有必要出庭作证,并不意味着此种情况下鉴定意见一定有错误,使用有专门知识的人同时代表鉴定人和专家辅助人两个不同主体,值得进一步研究。     

技术侦查材料的证据效力问题研究

在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司法改革中,刑事侦查应紧紧围绕审判这一中心环节,以为庭审提供合法证据为工作重点。采用技术侦查手段获取的材料如何作为合法有效的证据在庭审中得以使用,就成为了摆在侦查机关面前的一道难题。为解决技术侦查材料证据效力问题,防止技术侦查材料因取证方式、存在形式等不符法律规定而被作为非法证据加以排除,一方面要从侦查权的行使入手,对侦查权加以制约并且兼顾在审前程序中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诉讼权利的保障;另一方面要从所获证据材料的转化入手,通过把技术侦查获取的证据材料划归到八类法定证据当中,进行转化适用。     

技术侦查措施的几点思考

2012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对技术侦查的适用范围、批准程序、所获材料与证据的处理作出了规定,但在司法实践中,技术侦查制度要充分发挥其价值,仍需要对其内容进一步明确和细化。文章从违法使用技术侦查措施的责任追究机制,保障被适用者的知情权和受到伤害时的赔偿请求权三方面予以补充和完善技术侦查制度。     

新刑事诉讼法对证据制度的改革

新刑事诉讼法在证据种类中增加规定了电子数据和辨认、侦查实验笔录,将勘验、检查、辨认、侦查实验笔录合并为一类证据,将视听资料和电子数据合并为一类证据,比较妥善地解决了上述证据材料的归类和证据地位问题。在证据资格上,规定了行政执法过程获取的证据材料、技术侦查获取的证据材料、强制采集的样本可以作为证据使用。新刑事诉讼法吸纳了＂两个证据规定＂中的诸多重要内容,对证据制度进行了系统性的修改和完善。＂两个证据规定＂作为中央司法体制改革的重大举措,是多年来司法审判经验的总结,应当继续严格贯彻执行。     

技术侦查证据庭外核实的程序性障碍

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增加了技术侦查一节的内容,其中第152条对技术侦查所获材料的证明效力和核实方法作了规定,该条规定确立了技术侦查所获材料的合法证据地位,值得注意的是其中提出了一个庭外核实证据的新思路.实施技术侦查证据的庭外核实,与刑事诉讼公开质证的原则不符,应当慎用,在穷尽其它证据核实方法仍无法保障安全的前提下,应当有限度地使用庭外核实程序,将其作为例外程序,并对其实施范围、程序作进一步的规范完善,尤其要注意对相对人权利的保护.     

新刑事诉讼法语境下技术侦查措施的法律控制

技术侦查适用于司法领域是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价值衡量的结果。新刑事诉讼法对技术侦查措施的规定仍然存在一定的问题。新刑事诉讼法对技术侦查的界定过于宽泛．将技术侦查等同于秘密侦查。技术侦查的适用范围应当坚持重罪原则,同时也应考虑例外情况。技术侦查的适用条件和证据使用应当遵循必要性原则。对技术侦查的程序控制应当妥当处理决定权和执行权的关系．对决定权一般应上提一级。     

论强制措施的适用及其法治化

当前侦查阶段在适用强制措施方面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为：过度适用拘留、逮捕等剥夺犯罪嫌疑人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突破法律关于原则和例外的规定，适用强制措施不节制；混淆公安机关的司法权和行政权，用留置盘问、劳动教养代替侦查羁押措施等。强制措施的法治化对策主要涉及三个方面：一是转变观念，认识适用强制措施的多元化价值目标，培养和强化侦查人员的证据意识和侦查意识；二是完善相关法律规定，改革强制措施制度；三是提高侦查活动的科技含量，提高侦查人员的业务素质，增强侦查机关的侦查取证能力。     

技术侦查措施论

技术侦查措施在狭义上理解,指因调查犯罪事实、收集证据、查获犯罪嫌疑人的特殊需要而由法律加以规定的、法定常规侦查措施以外的一些经过特别审批手续而秘密采取的侦查方法.较之常规侦查措施而言,技术侦查措施的性质表现在实施方式的秘密性、实施结果的较大侵权性、适用对象范围的特定性、选用次序方案的次位性、审查要求标准的严格性、保密要求的严格性等方面.鉴于技术侦查措施的这些特殊性质以及我国有关侦查手段立法的空白状况,通过完善立法以规制技术侦查措施的任务已十分迫切.     

行政执法证据与刑事证据的衔接--兼评新《刑事诉讼法》第52条第2款之规定

新《刑事诉讼法》第52条第2款是证据能力条款还是证据转化提示条款，应结合证据能力理论的基本法理进行讨论，即应将该条文理解为赋予了行政机关收集证据的证据能力。取证主体合法性理论并不绝对导致非法证据的排除，应在区分强制侦查和任意侦查的基础上进行探讨。行政主体应当包含授权行政组织，但不宜涵盖纪检监察部门。对条文中物证、书证、视听资料、电子数据“等证据材料”，应作限缩解释，强调其与四类证据具有同质性。对现场笔录的适用，应区分刑事诉讼法中的相应证据形式，作分类适用。强化行政执法证据在刑事诉讼中的运用要注意加强对瑕疵证据的补正和行政执法人员出庭。对瑕疵证据补正可以使用刑事诉讼法54条的规定予以补正；行政执法人员出庭作证可以参考《刑事诉讼法》第57条第二款的适用其他人员条款。     

行政执法证据与刑事证据的衔接——兼评新《刑事诉讼法》第52条第2款之规定

新《刑事诉讼法》第52条第2款是证据能力条款还是证据转化提示条款，应结合证据能力理论的基本法理进行讨论．即应将该条文理解为赋予了行政机关收集证据的证据能力。取证主体合法性理论并不绝对导致非法证据的排除．应在区分强制侦查和任意侦查的基础上进行探讨。行政主体应当包含授权行政组织，但不宜涵盖纪检监察部门。对条文中物证、书证、视听资料、电子数据“等证据材料”，应作限缩解释，强调其与四类证据具有同质性。对现场笔录的适用，应区分刑事诉讼法中的相应证据形式．作分类适用。强化行政执法证据在刑事诉讼中的运用要注意加强对瑕疵证据的补正和行政执法人员出庭。对瑕疵证据补正可以使用刑事诉讼法54条的规定予以补正；行政执法人员出庭作证可以参考《刑事诉讼法》第57条第二款的适用其他人员条款。     

技侦证据使用问题研究

现行《刑事诉讼法》第152条虽然规定了通过技术侦查措施所获材料的证据使用问题,但司法实践中仍然遵循过往的证据"转化"路径,法庭对技侦证据的审查停留在纸面上。在技侦措施的程序性规制方面,相比引入司法令状制度,采用审判阶段法院对技侦证据进行事后审查的方式更加契合目前的实践生态。技侦证据的使用应当在条文规定的基础上,厘清证据使用的范围、方式与程序。同时,证据使用应克减对庭外核实程序的质疑,并在借鉴域外有益经验的基础上,通过控、辩、审三方参与和法官独立审查两种方式构建庭外核实的基本程序。     

技术侦查的基本含义及其适用

技术侦查是《刑事诉讼法》规定的一类较为特殊的侦查措施,是指法律授权的机关依法采取科学技术手段对正在发生的刑事案件涉及的犯罪活动进行监控,以扩大线索、获取证据、查获犯罪人的各种侦查方式与方法。技术侦查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和技术性,属于侦查技术的范畴。同时,技术侦查又具有高度的秘密性,是秘密侦查。技术侦查适用的范围是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犯罪情况的不断变化在不断扩展,必须依照相关法律的规定,结合当前乃至今后犯罪侦查的实践需要。     

论隐匿身份侦查的几个问题———兼论我国新《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一条第一款之规定

在国外,隐匿身份侦查存在不同的解释和特征.在内容上,隐匿身份侦查包括隐匿身份侦查的程序控制（含启动控制、实施控制和监控机制）以及隐匿身份侦查所获证据的运用.在我国,新刑事诉讼法虽然规定了隐匿身份侦查,但在某些方面仍然存在着不少缺陷,需要从实施主体、适用对象、适用原则、审批程序和监控机制等方面加以进一步修改和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