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谈：中日关系为什么“经热政冷”

近年来中日经贸合作出现新热潮，但中日政治关系却麻烦不断。从日本方面看，日本的政治家重“战术”轻“战略”，对外交的认识远远落后于经济全球化的现实，主张积极发展中日关系而又言行一致的政治力量较弱，有些日本政治家甚至把中国的发展看作威胁，主张要牵制中国的发展。在日本社会，由于经济形成长期低速局面，而使国民感到不安，于是就要找心理支撑，民族主义情绪有所上升。在日本的学术界，真正了解中国的人不多，而又缺少影响力。两国媒体上讲对立的声音很大，倾向于“报优不报喜”。另一方面，近年来“中国很重要”的认识在日本日益扩大。中日之间的经济、技术与文化交流不断发展是生产力发展要求和经济全球化潮流所决定的，是谁也阻挡不了的。     

“前原外交”与中日关系

前外相前原诚司在位时期的日本对华外交使得新世纪好不容易处于“暖春”状态的中 日关系再次跌入低谷。“前原外交”的背后有复杂的原因，它与前原诚司的政治经历、政治作风、对 华政见及个人野望有关，与日本国内政治需要以及民主党外交经验的缺乏有关，与日本民族主义 情绪及日本右翼对此的不断鼓吹有关，与鸠山内阁留下的政治外交的“负面遗产”有关，与日本民 主党一直所持的对华“军事担忧”有关。“前原外交”使中日关系紧张和消极的同时，还产生了其他 的重要影响。     

现代伊斯兰主义同民族主义的关系

学界一直把1967年战争作为阿拉伯民族主义和现代伊斯兰主义的分水岭，认为伊斯兰主义是穆斯林世界在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和民族主义等外来思想的实践均告“失败”的情况下，对于伊斯兰的回归，因而是伊斯兰对于民族主义的否定，甚至是反民族主义的。本文认为，在中东政治生活中，伊斯兰主义与民族主义之间的关系绝不是单纯的对立关系，而是一种相互交又甚至包容的关系。     

20世纪阿拉伯民族主义的特点

阿拉伯民族主义有六个主要特点第一,从思想特征和政治实践上看属于文化民族主义的类型;第二,关于“阿拉伯民族”的概念经历了一个逐渐扩大的发展过程;第三,其主要和共同的目标是争取民族自决,而在独立后的政治、经济、社会发展和对外政策方面存在重大分歧,并表现为不同的发展阶段;第四,阿拉伯民族主义与国家民族主义、地区民族主义和教派主义之间存在着复杂关系,阿拉伯民族的统一和合作因此受到妨碍;第五,阿拉伯民族主义与伊斯兰教和泛伊斯兰主义之间也存在着复杂关系;第六,战后阿拉伯民族主义在目标上的多元化与经济合作的迟缓.     

后冷战时代叙利亚复兴党民族主义的特点

后冷战时代,叙利亚复兴党民族主义显现出下列特征:工具理性的民主化、政治认同的建构、融入全球化的经济理念,以及民族主义指向的政治功能和灵活务实的外交诉求。面对中东地区政治格局的转型和美国咄咄逼人的攻势,叙利亚复兴党民族主义的发展趋势将显现出双重性特征:一方面,将在叙利亚存在,继续影响中东;另一方面,将受到遏制,影响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并会作出适应性的调整。复兴党民族主义在未来发展中应该用开放的心态与其他文明思潮交往,以取长补短、求同存异的方式融入全球化文明的大潮。     

小泉执政以来日本政治右倾化现象及其原因分析

近年来，日本政治右倾化加剧，民族主义情绪持续上扬。小泉纯一郎以高支持率上台执政，其内政外交政策更加强硬，日本在右倾化的道路上愈滑愈远。突出表现在否认侵略、修改宪法、扩充军备、强化日美同盟、敌视中国5个方面。“55”体制崩溃后日本政坛总体保守化，经济的长期低迷造成日本国民巨大的心理落差，右倾化新闻媒体的推波助澜，以及国际形势的影响是导致日本右倾化加剧不可忽视的因素。     

美日经济安全同盟：构建“集体韧性”体系

在对华“脱钩”政策难以奏效的情况下，美国开始推进“集体韧性”战略，即纠集所谓的志同道合国家构筑排除中国的技术联盟和供应链联盟。日本在这一新的联盟网络中处于关键地位。美日两国在出口管制、外资审查、半导体制造、移动通信网络和数字贸易规则等一系列经济安全政策领域启动了双边及多边合作，迈出了走向经济安全同盟的步伐。但美国的政策服务于本国优先的国内政治和遏制中国的地缘战略，与日本等盟友的立场存在分歧。日本则试图在美国与中国之间、在安全与经济之间保持平衡。面对经济安全政策、经济民族主义和经济全球化这三股相互竞争的潮流，美日两国都提升了经济安全的重要性，有可能形成“联手制华”的格局。对此，中国应坚持竞争与合作并重的战略方向，在加强自身竞争力和韧性的同时，深化产业链供应链的国际合作。     

从参拜靖国神社看小泉政治

20 0 3年 1月 1 4日 ,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再次突然参拜靖国神社 ,引起中、韩等国及日本国内的强烈反对和抗议。小泉是 1 985年中曾根康弘后第二位参拜靖国神社的日本首相 ,并连续三年参拜 ,其中既有其个人政治需要及历史观方面的因素 ,也反映了近年来日本政治生态方面的一些变化。首先是“战后政治总决算”路线的延续。 2 0世纪80年代 ,在日本经济实力大增、民族主义情绪上升的背景下 ,中曾根任首相期间 (1 982 -1 987年 )提出“战后政治总决算”口号 ,核心是使日本摆脱战败国阴影 ,成为与其经济实力相当的政治 (包括军事)大国。以该口号为…     

论战后中日关系波动的原因

战后中日关系经历了数次大的波动和曲折。影响日本确定和实施对华政策的各种因素当中，日本的社会思想意识，特别是对外认识的变化是最根本的影响和制约因素。90年代以来日本新民族主义思潮的抬头之势和安全战略的调整趋势，对中日政治关系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使中日关系的政治环境明显恶化。我们应从国际政治经济的现实出发，注意日本国内社会思想意识和社会思潮的变化动态，在警惕和阻止日本的政治右倾化和军国主义复活倾向的同时，发展同日本的双边关系。     

日本政治思潮演变对中日关系的影响

日本国内政治思潮的深刻变化是影响21世纪初中日政治关系的重要因素。冷战后,日本政治右倾化伴随强烈的民族主义引起日本对华政策倒退。小泉执政期间,日本决策机制受到首相个人因素过度左右,加剧了中日矛盾。这已引起日本社会特别是有识之士的警惕。安倍晋三是在日本政治右倾化思潮背景下起步从政的,既受到这股政治思潮的熏陶,也目睹它给日本内政外交造成的创伤。安倍当选日本首相后不能不考虑摆脱小泉外交的后遗症,改善对华关系。日本政治右倾化受到一定抑制后,中日政治关系便趋向改善,而中日政治关系改善有利于抑制日本政治右倾化;但若日本政治右倾化再度抬头,中日政治关系可能出现反复。     

东南亚经济与民族主义

在东南亚,民族主义将越来越成为影响这个地区政治、经济、社会的最大因素。中国重新回到国际社会和石油输出国组织战略的首战告捷,以及最近印度支那形势剧变等因素,无疑进一步促进了这种民族主义的潮流。然而,所谓民族主义,本来就是“通过区别自己与别人来逐步认识自己的力量(与其它民族等量齐观)的同时,进行统一、独立和发展”的运动。在这种情况下,与“自己”相对的“他人”究竟指的是什么呢?东南亚也和第三世界的其它国家一样,在文化上是采取西欧式的现代主义原则,而在经济上则是走以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为中心来发展本国经济的路线。所以,东南亚的民族主义要求摆脱对“西欧”(包括日本)的依赖,与重视市场经济的计划性和发展性相比     

伊拉克复兴党民族主义建构进程中的特点

伊拉克复兴党民族主义在塑造伊拉克地区政治体系、区域经济结构与民族文化格局过程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伊拉克复兴党民族主义建构进程中的特点如下:肇始于东西方文明交往;追求泛阿拉伯主义;革命民族主义型的现代化;民族主义建构中的多重认同;民粹主义的结构属性.尽管复兴党政权在政治发展、经济变革和国际关系等层面都进行了调整和变革的努力,但是从理论命题的实践后果来说,离全球化发展预定的客观需求目标还很遥远.在实践层面体现为不自觉性、强迫性、先天不足的表象;而在理论层面则渗透出缺乏凝聚力、兼容力和更新机制的特征.复兴党民族主义在未来发展中当用开放的心态与其他文明思潮交往.融入全球化文明的大潮.     

21世纪初期日印关系及影响探析

21世纪初期以来，出于各自“大国战略”目标与共同利益的需要，日本与印度互有所求，相互借重，双边关系发展迅速，双方在政治、经济与安全等领域加强全面合作，经济与安全合作尤为突出。这反映了日印共同防范中国崛起与制约中国发展的心态。日、印双边关系的发展对亚太地区地缘政治格局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试述日本与东南亚关系及其影响

近年来，日本在“政治大国”战略的驱动下，加强了对东南亚的外交攻势，进一步密切了与东南亚国家的政治、经济和安全等方面的关系。特别是1997年至17—14日日本原首相桥本龙太郎东盟五国之行后，日本与东南亚国家关系正在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一、日本积极发展与东南亚的政治关系1．东南亚地区形势的变化，促使日本对东南亚政策作出新的战略抉择。目前，东南亚地区的形势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概括地说：一是东盟作为亚太地区独立一极的形象日渐突出；二是东南亚地区经济增长令全球瞩目。为此，桥本政府拟定了一份被称为“桥本理论”伪加强与东…     

战前日本的极端民族主义——以“国体明征运动”为中心的考察

“国体”是战前日本的民族主义的重要保证和推动力量,因此亦可称之为“国体民族主义”。与“国体”的结合,体现了日本民族主义的独特性。本文即以日本极端民族主义的典型体现——1935年的“国体明征运动”为例,指出“国体”意识形态作为共同体的一种防御机制,其作用不在于是什么,而是在于它的绝对价值特征可以用来确保民族认同、统合民众。于是每当体制有动摇之虞时就出现国体论的高潮,在这个意义上,“国体”与民族主义的结合是结构性的。     

“战略互惠关系”与日本的国家战略选择

中日之间基于政治、经济、安全和文化交流的合作与发展，终于催生出“战略互惠关系”。然而，由于日本追求“国家正常化”的战略选择和右翼势力对中国和平发展的误读，中日关系将会沿着合作与斗争交织的曲折道路向前发展。     

透视朝韩南北经贸合作中的民族主义情结

冷战结束后，韩国政府超越冷战意识的民族统一、民族至上意识开始逐年上升，2000年朝韩首次历史性峰会标志着这种意识进入新的高峰，韩国政府对朝政策也由民族和解的“北方政策”阶段迈入不计代价、更具民族主义色彩的“阳光政策”和“和平繁荣政策”阶段。南北经济交流合作也由此进入民族主义情结浓重的发展时期。但是，这种政治因素影响下的非市场化运作是否可持续显然还是个疑问。     

战后东亚现代化进程中的工人运动

二战结束后，东亚的“发展型国家”普遍奉行“经济增长第一”的发展战略，工人阶级作为一个整体，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因经济增长的需求和国家振兴的民族主义压力，让位于经济发展，工人运动的目标由政治领域转向经济领域。依靠劳动力优势扩大出口和吸引外资，是东亚现代化模式的重要内容，也是东亚工人运动产生的客观根源；东亚国家所经历的政治民主化和社会结构的变化，对工人运动产生重要影响。     

世纪之交日本安全和外交政策

日本安全和外交政策的特点是:着力加强日美安全合作;积极介入朝鲜半岛事务;加快扩军步伐,突出防卫的“自立性”;逐步推动日元国际化。目前日本国内新民族主义的抬头及国际上新干涉主义的蔓延都对日本安全和外交政策产生影响。今后日本为加速实现其政治大国目标,会进一步扩大军事实力,加紧制订“有事法制”,外交上将更多显示自己的独特性,加强对亚洲事务的政治干预,在多边外交活动中谋求发挥更大作用。     

冷战后的日本对东南亚关系

在日本的对外关系中,东南亚一直占据着十分重要的位置.二战结束后,日本与东南亚关系曾一度中断.但从50年代初期起,日本以“战争赔偿”为手段,逐步在经济上重返东南亚.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它又以贸易、投资、官方援助等形式与东南亚国家建立了密切的经济关系.70年代中期以后,以“福田主义” 的提出为契机,日本对东南亚关系的政治色彩逐渐加浓.但总的来看,冷战时期日本对东南亚关系仍以经济关系为主.冷战结束后,在新的国际形势下,日本对东南亚关系发生转变,即由冷战时期以经济关系为主转变为冷战后以政治关系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