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公共政策执行中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冲突

本文探讨了当前我国在公共政策执行方面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冲突的几种表现 :政策理想与具体步骤间的冲突 ,现代理念与传统办法的冲突 ,“公仆的责任”与执行者利益的冲突。针对这些情况 ,本文尝试性地寻找解决途径。     

公共理性：公共政策执行不可忽视的问题

理性是现代公共政策的基本价值明念之一，但在公共政策的执行过程中，个体理性和工具理性得到突现，而集体理性和价值理性相对弱化。如何在公共政策的执行过程中体现公共理性，寻求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的统一，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整合，是当前的重要任务。     

公共政策评价的困境——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两难

公共政策评价应该重技术分析还是价值判断？ 政策制定过程要民主还是要效率？ 政策执行中该拘束还是应变？ 政策效果能够量化还是不能？ 政策评价结论可信还是可疑？ 对于上述问题的艰难回答凸显了公共政策评价领域的困境，而困境的根源来自于人类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两难     

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冲突与融合 ——我国高校管理体制去行政化

我国高校管理体制在实际运作过程中围绕着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之间发生了激烈的冲突。主要表现在高校行政化与教师权利的冲突,高校行政化与民主管理的冲突,高校行政化与创新办学特色的冲突和高校行政化与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冲突。要实现高校管理体制的去行政化,使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之间达到有效融合,就必须要做好四个方面的工作,即牢固树立育人为本的大学精神;合理界定高校与政府的关系;完善高校自主办学的管理体制;大力推进高校后勤管理社会化。     

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视角下当代中国民主建设解析

民主的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可以取得理论上的和谐统合.然而,在民主实践中工具理性的张扬往往导致民主的价值理性遭受侵犯.表现在当代中国民主建设中即为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之间某种程度的冲突.在波澜壮阔的世界民主潮流中,中国应当顺应民主发展的趋势,转变侧重工具理性的民主观念,实现两种理性的平衡统一.     

公共政策执行中的流变与对策选择

公共政策执行是整个政策过程中的关键，它不仅是将政策目标转化为实际效果的一个动态过程，而且还是一个协调、综合和落实各方面利益，实现政策公正性和价值性的重要环节。但是公共政策在执行过程中，由于各种现实因素，常常会流变为“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和地方保护主义，导致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缺失，使公共政策的价值性遭遇流失性风险。为了防止公共政策在执行中流变，要加强协调、综合各个方面的利益，增强执行主体的政策认同，同时优化政策执行流程和建立健全有效的政策执行机制，从而保障公共政策的正义性和价值理性。     

工具理性科技文化与中国传统伦理型文化的冲突与融合

工具理性科技文化与中国传统伦理型文化是两种不同的文化形态,是寻求达到理性世界秩序的两种不同方式。然而,它们存在着创新性与保守性、发展性与稳定性、开放性与封闭性的冲突。此外,现代科技文化片面追求工具理性,使现代人和生活功利化、物本化。所以,有必要增进二者的融合,包括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融合,科技和伦理的互动与平衡以及加强生态文明发展战略的研究与实施。     

公共政策制定中权力与知识、民意的关系研究

公共政策的制定需要政府权力的支撑,也离不开科学知识的运用,而对政策利益调节的政府权力博弈和科学知识的理性思考,有时会产生冲突。同时,政策主体的思维定式、知识局限、能力水平等诸多约束条件的限制,又会导致政策方案选择的有限理性,民意的引入就成为一种必然选择。公民参与有利于克服公共政策制定中的有限理性、约束权力主体的自利行为、提高公共政策的执行效力、促进公民权利意识的觉醒。公共政策的科学化有赖于权力与知识、权力与民意的良性关系。     

西方公共行政价值观的演变及述评

西方公共行政的价值变迁经历了从＂效率至上＂到＂公平主导＂,再到走向效率、公平与责任并重的阶段,体现了从重视工具理性到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互相融合的趋势。每种公共行政价值观都有其产生的特定环境,在保持理论的连续性的同时,不断进行扬弃和创新。     

论理性的三维结构——对马克斯·韦伯理性“二维结构“的补充

近代以来工具理性的过分张扬,使价值理性黯然失色.人们一直在寻找整合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路径,结果陷入了无尽的探索之中,原因在于没有跳出对人类理性理解的二维框架.要完成这一历史任务,必须重新审视人类理性的内在结构.人类理性的完整形态应是工具理性、价值理性和行为理性相统一的三维立体结构.行为理性功能的有效发挥,为整合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提供了有效的途径.人类理性的三维结构使其在"实然"、"应然"与"何然"的统一中把握人与客观世界的关系.     

科学民主观的“四个统一”原则

民主所包摄和涉及的各种价值充满着较量和矛盾。科学民主观要平衡好诸种价值之间的冲突。科学民主观坚持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理论与实践、公平与效率以及自由与平等有机统一这四条原则。     

政策执行中地方性知识的价值——基于厕所革命的考察

作为对社会和政治问题的回应,公共政策本质是社会与技术因素的结合,须臾不能回避规范理解与生活方式。由于时间、技术、资源与认识能力等局限,以及冲突解决时机、利益团体影响等因素,公共政策的定型化仍会延续于执行环节,政策执行并非简单的控制过程抑或相互作用。针对决策者有限理性与专家主义畸形发展等症结,地方性知识肯定了一种价值公平的视域,强调公众生活逻辑的重要意义,以知识的包容性为政策执行提供了借鉴。从情境理解、实践优位与精细观察三个角度出发,厕所革命执行变质的诸种问题可以由此得到一定解释。     

中国廉政何以实现——基于“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视角

廉政建设的内涵体现着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两种不同理性诉求;倡廉和反专的分离、现实廉政和理想廉政的落差实际上即是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分裂的具体表现;我国廉政建设的关键在于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内在的对话与博弈;在工具理性层面上实行宪政法治、完善权力问责机制、加强政府的现代化管理手段是当前我国廉政建设的迫切任务。     

理想目标与现实问题:公共政策工具选择的基本取向

公共政策活动实际上就是一种选择,是价值目标的选择,更是实现公共政策价值目标的途径与手段的选择.政策工具的选择贯穿于公共政策过程始终.纵观大量的政策实践活动,政策工具选择的不当是造成政策失败的重要原因.实际上,政策工具的选择是在政策理想与政策现实的矛盾冲突中探寻合适的政策路径.政策工具的理性选择存在两种基本取向--理想价值目标取向与现实政策问题取向.文章以义务教育教师政策为例,对政策工具选择的两种基本取向进行了分析.     

企业社会责任八问

企业社会责任是企业对非股东利益相关者之权益承担的、外化为一些不可取消的标准的当为与必为,它包括道德责任与法律责任。尽管社会责任的承担和谋取利润最大化之间有矛盾,但无论基于工具理性还是价值理性而言,企业都应当承担社会责任。     

论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

价值理性是人自身本质的导向。人的本质是人的自然属性、社会属性、精神属性整合的矛盾统一体。在一定条件下 ,人的精神属性对人的自然属性、社会属性具有主导作用 ,并由此产生人头脑中的理想自我、现实自我。价值理性就是通过调动理想自我 ,潜移默化地体现对人自身本质的导向作用。工具理性是人作为主体在实践中为作用于客体 ,以达到某种实践目的所运用的具有工具效应的中介手段。工具理性的存在 ,借助于人的思维、观念、运算、操作等实践过程 ,为人们实现价值理性提供智力支持 ,由此也体现了人的本质力量的物化。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统一 ,不断验证“人是人的最高本质”。     

农村公共政策的悖论与绩效分析

悖论现象充斥于农村公共政策过程的各个环节,并极大地影响了其政策绩效。这些悖论既包括政策决策的国家视角与政策执行的社会路径之间的矛盾、体制性冲突引发的政策梗阻现象,也有政策执行主体自身目标与价值观的冲突。农村公共政策悖论的存在,本质上是利益和文化多元性的客观反映。因此,减少政府层级、合理界定多元主体的利益边界,同时构建社会主义包容性文化,是有效缓解农村公共政策悖论的重要路径。     

公共服务合同外包中政府责任的复合维度:价值、支持与能力

合同外包在运用市场化、社会化手段革新公共服务供给方式的同时,也要求政府重新定位自身须承担的责任,实现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平衡。为保证服务效率与分配公平并重,公共服务合同外包中的政府责任应依循公共价值管理的理念,在价值、支持和能力三个维度上得到明确和落实。通过以公共需求为核心传递价值、以多元参与为导向整合支持、以过程管理为基础提升能力,政府能够在公共服务合同外包的过程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成为负责任的服务安排者和精明的项目发包方。     

领导干部公开选拔: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双重考量

领导干部公开选拔价值理性的追求在于民主的实现,包括充分发挥人民民主和党内民主的作用;工具理性的追求在于选拔手段和工具的科学性以及选拔结果的有效性问题。在当代中国,德先生和赛先生的考问与鞭策,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对话与博弈,必将推动领导干部公开选拔这项干部选拔任用制度创新形式进一步走向民主化和科学化的道路。     

公共政策决策中的责任分析

公共政策决策责任是公共政策主体因其所处的地位和掌握的权力,而对授权者所承担的职责和义务,是外在客观制度性责任和内有主观伦理性责任的统一。在人类理性中,对客观制度性责任的过分追求,使内在主观伦理性责任逐渐弱化。随着公共政策责任问题的兴起,人们逐渐意识到主观伦理性责任在公共政策中的作用。并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