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限制公民宪法基本权利的职权正当化事由——以法律保留、宪法保留的功能与规范基础为中心

公民宪法基本权利限制的正当化所需解决的第一个问题便是限制职权的正当化,而法律保留和宪法保留原则的提出正是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法律保留和宪法保留的本质区别在于控制立法权的角度或侧重点不同,前者允许立法机关立法调整本来应当属于宪法保留的事项且要求其对重要事项"亲自调整",后者则禁止立法机关规制宪法保留的事项。我国宪法虽然蕴含了法律保留的精神,但并不是原来意义上的法律保留,而是"特定依据保留";且基于对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信任,我国宪法并未确立宪法保留原则。     

论公安执法手段的正当化控制

公安执法的最终目的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要达到这一目的,必须采取正当化的执法手段,即手段使用既合法,又合道德。要保证警察使用执法手段特别是强力手段的正当化,必须对执法手段的使用加以外部的、内部的和警察自主的控制。     

刑事政策视域下自救行为的定位

自救行为的特点决定了其有独立存在的价值。我国刑法对自救行为的现有定位是超法规的正当化行为,但在刑事立法中没有确认其合法性。而英美法系双层次犯罪构成模式对超法规的正当化行为的充分展开,不仅提供了极其广阔的空间,而且因赋予其程序要件的色彩,更加强调了程序正义。我国刑法中的正当化行为是游离于我国传统的耦合式犯罪构成体系之外的一个"活泼元素",这与现代刑事法治的精神不相契合,实有检讨和改进的必要。在现行刑事政策和犯罪构成体系下对自救行为进行合理定位,让自救行为成为具体案件在定罪时的排除犯罪性事由及"出罪"理由,应当成为改造我国传统的耦合式犯罪构成体系的努力方向。     

论民事自由裁量权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 ,民事纠纷日趋增多 ,法官较以前拥有了更多的民事自由裁量资源。由于理论界和实务界的关注较少 ,民事自由裁量权常常被法官非正当化行使。因此 ,分析民事自由裁量权产生的原因、行使的客观依据和影响其行使的因素 ,探讨民事自由裁量权正当化行使的思路 ,是司法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课题     

我国行政法律在行政主体信息义务制度设计上的缺失及其立法建议

在现代社会,人们对公民的知情权赋予了愈来愈多的关注。知情权是一项基本的人权,是建立现代民主政治和信息化社会的基础性权利。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是为人民服务的公仆,主人有权依法了解、知悉公仆的一切活动情况,并依此对公仆作出切实有效的监督。通过立法设定行政主体的信息义务、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利,是实现公民知情权最基本的途径。本文从发挥人大立法职能的角度,对我国现行行政法律在行政主体信息义务的制度建构方面作一些思考,以就教于大家。　　一、我国行政法律在行政主体信息义务上的缺失　　行…     

立法动议权新探

立法动议是向有立法权限的立法主体提出有关制定、修改或废止某项立法性文件的立法申请,立法动议权是立法权范围内的权利,是不特定主体的权利,是不一定产生对应后果的权利,是受法律保护的权利。立法动议权是立法模式转换、经济利益多元化、民主参与以及公众社会利益实现的必然。从主体、范围、实体规则、程序规则以及权利的具体实施几个角度探讨立法动议权的范畴与法律保护问题。     

公共行政中的公民参与

当代民主化的发展趋势，由政治民主开始转向行政民主的运作，行政民主正在成为一个潮流。随着形势进一步的发展，无论理论界、公民和政府都已经深深地感受到它的影响和存在的力量。这个影响和力量的存在，集中地体现为公民直接参与公共行政管理，并逐渐发展成为公民与政府合作的治理关系模式。如果说，行政与政治的关系所表达的主要是政治民主中的公民资格问题，体现的是间接民主；那磨，行政与公民关系所表达的当代行政民主，突出体现的是公民直接参与问题。 公共行政中的公民参与应该是由行政人员与公民一起投入，超越团体与利益而共同合…     

市民否决立法动议彰显立法为民

8位普普通通市民的意见,最终导致一项立法动议撤销,这在从前看似天方夜谭的奇迹真实地在首都北京市出现。2003年下半年,谈市政府将《外地建筑企业在京施工监督管理规定》草案通过网站公布,公开向社会征求意见,遭到8位市民的强烈质疑。市政府经过认真调研论证,认为市民所提意见深中肯綮,最终撤销了此项立法动议。北京市政府行政立法公开听取人民群众的意见,开门立法,体现了以人为本、立法为民的根本立法宗旨。在大力发展社     

论行政补偿立法的目的

行政补偿是对行政机关合法行为造成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特别损害的弥补,客观公正地确定行政补偿立法目的,直接关系到对行政补偿范围、行政补偿救济的理解。从行政补偿性质上看,行政补偿立法目的在于对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权利的保护。     

我国行政会议公开制度的立法构想

随着我国法治政府建设的深入推进,行政会议公开是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必然要求,公民知情权的保障不仅限于对行政会议文件资料的公开,不同类型的行政会议也不同程度地影响公民权益。行政会议公开,有坚实的理论支撑,相关立法和地方文件在行政会议公开方面做出了有益的尝试。通过尝试提出具体规定行政会议公开的程序、保障公民救济权方面的立法构想,以进一步推动我国行政会议公开制度建设。     

行政参与的功能探析

作为现代开放式行政的重要手段之一,行政参与不仅已经广泛应用于各级政府的实践工作中,而且已在我国的立法中得到了逐步确认。行政参与的快速发展源自于其自身所拥有的显著功效,这主要包括:为公民的意愿表达提供了渠道、有助于公民权益和社会公益的实现、有助于增强行政活动的可接受性,以及有助于提高行政行为的质量。对行政参与的主体、领域、方式、效力等实践环节进行微观分析,并通过行政法律规范为其施加必要的限定,通过规则进行治理,是确保行政参与功能充分发挥的必要条件。     

公民如何参与地方立法工作

答：公民参与立法，向地方立法机关提立法建议，是公民政治参与的一部分，是政治文明的重要内容，也是提高立法质量的客观需要。这几年，包括我省人大在内，向普通公民公开征集立法建议的情况已经非常普遍，内容可以说是包括了立法的全过程。概括起来主要有：     

浅论人民政协协商民主的作用及发展方向

<正>协商民主理论形成于20世纪末期的西方政治学界。它是一种新的民主理论范式,主要是指在政治共同体中,自由与平等的公民通过公共协商而赋予立法、决策以正当性,并经由协商民主达至理性立法、参与政治和公民自治的理想,其核心是公共协商,其实质是以理性为基础、     

我国传统犯罪构成体系之出罪功能

主张抛弃我国传统犯罪构成体系的学者对其批评之一是认为四要件体系不具有出罪功能,缺乏人权保障的机能。其实不然,我国传统犯罪构成体系同样具有出罪功能,只是与德日递进式的出罪方式不一样,逻辑思维不同而已。一方面,四要件本身就包括积极的入罪要件和消极的出罪要件,缺乏任何一个要件都会将行为进行出罪。至于正当化事由的出罪问题,根本没有必要在犯罪构成体系进行讨论。另一方面,我国传统犯罪构成体系的定罪过程具有逻辑严密性的特点,为行为人留下了多次出罪机会。此外,部分学者论证我国传统犯罪不具有出罪功能时存在预设立场的问题。     

大数据时代侦查程序中隐私权边界研究

科技的迅猛发展使大数据以一种前所未有的速度与刑事侦查紧密融合,不断拓展侦查权行使的深度和广度,增强打击犯罪的精准度和高效性,但同时也给个人自由和隐私权保护带来新的挑战。为保证侦查权行使的合法性和适当性,应当明确对隐私权限制应当遵循的正当化事由,即法律保留原则、比例原则。合理界定刑事侦查中隐私权保护的边界,明确来自公共领域、第三方领域以及基于个人同意的隐私问题,这是对抗公权力对私权利侵犯的藩篱。法律的明确授权是侦查机关对隐私权干预的逻辑起点,应根据不同样态的侦查行为对公民隐私权的干预程度,不断完善侦查程序中隐私权保护的法律路径,为保障侦查权的规范运行提供理论借鉴。     

论抽象行政不作为的法律救济——由中国首例公民状告政府行政“立法”不作为案引发的思考

中国首例公民状告政府行政“立法”不作为案提出了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即对于行政机关的抽象行政不作为,公民可否提起行政诉讼?从行政法治理念出发,应该赋予公民起诉权。依据我国现行法律规定,目前尚不能直接提起行政诉讼。但是,公民可以对与抽象行政不作为密不可分的具体行政行为提起诉讼,这是一条比较可行的救济途径。此外,公民也可以寻求行政机关或立法机关的救济。     

从立法参与看公民政治效能感的建设

近年来,为推动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特别是公民在立法过程中的参与,进一步推进民主立法、科学立法,上海市人大常委会进行了积极探索,如地方性法规草案公开征求市民意见,面向社会召开立法座谈会、立法论证会、立法听证会等。可以讲,公民立法参与工作在反映民意、     

《行政强制法》的立法精神及其对公安行政强制的检视

公安行政强制措施是公安机关实施行政管理必不少的强制手段，它对于建立良好治安秩序、保障公民合法权益起到了促进作用。当前《行政强制法》已正式实施，其主要立法精神可概括为约束政府行政强制、给予相对人人文关怀、赋予行政机关必要的强制手段等内容。公安机关应充分认识《行政强制法》施行的重要意义，对照立法精神检视公安行政强制实践问题，建立健全相关配套的执法流程和标准，完善执法制度体系。     

紧急避险限度条件之考量

紧急避险是我国刑法理论上的“正当化事由”,其鲜明特点是法益与法益之间的正的冲突。紧急避险的成立需要具备一定的条件,其中限度条件是其成立的核心内容。由于我国对紧急避险的限度条件的规定比较简单,含义不甚明确,所以笔者希望本文能对我国紧急避险限度条件的重构有所裨益。     

设定行政强制时应当注意的几个问题

将于2012年1月1日起实施的行政强制法是一部规范行政强制的设定和实施,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保障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履职的重要法律。行政强制法对地方立法设定行政强制的权限和程序都作了明确而严格的限制,是地方立法过程中应当重点关注的一部法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