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网络治理的社会符号学阐释

网络治理是一项复杂系统的社会工程，符号学因其系统性可为网络治理构建和完善提供学理支撑。网络治理和网络空间作为社会符号具有时空性和社会性，其意义会随着历史的变迁和解释主体的不同而变化，主要受历史条件、网络治理实践和国家利益等语境因素的制约。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和网络主权是中国网络治理符号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要不断推动其从价值独特性符号向价值共识性符号的转变，即既保持中国特色，又获得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此外，结合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中国网络治理具有时代性、人民性、科学性、实践性和全球性，是马克思主义在网络空间治理领域的中国实践，是历史符号在新时代的全新阐释。     

制度嵌入与基层国家—社会关系的重构——基于一个旧村改造案例的分析

伴随改革开放以来乡村社会的变迁,重塑国家与社会的协同关系逐渐成为乡村治理的重要主题。通过政策执行和平台建构,国家能力以制度化的形式渗入乡村治理进程中,这一过程呈现出基层政府对乡村社会的"嵌入式协同"。从旧村改造个案看,当前乡村治理工作必须有效发挥基层政府在创新政策执行方式、建构长效平台方面的积极作用,以制度思维转变培育乡村社会内生性力量,进而重塑乡村治理场域以推动基层国家与社会协同关系的重构。     

村规民约如何助推乡村治理?——基于功能演化与动力机制的分析

社会变迁对农村社会治理方式创新提出了新的要求，科学合理的治理工具可以为提高乡村治理能力提供支持。在治理现代化背景下，需要推动村规民约在法治、自治、德治等具体领域的功能演化，以此复兴、重塑和优化村规民约，推动传统村规民约在当代社会的时代性转变和创新性发展。作为一种族群性文化象征符号的村规民约在乡村治理中具有多重功能，如增强社会资本、促进社区自治、传播价值观念等。村规民约通过强化耦合式演进机制、内源性塑造机制和均衡性治理机制，能有效推进“三治融合”治理体系制度化实践、推动“三农”政策在基层自主落实、促进国家治理与村民自治动态协调。为了提高村规民约助推乡村治理的效能，应从整体规划、功能拓展和机制调试方面，完善村规民约制度顶层设计，构建发展型村规民约体系，以赋权推动多元参与格局的构建。     

信息型文化实践:一种突显深度符号化的文化创造

随着全球信息化、网络化的不断深化与开展,人类进入了一个数字符号化的生存空间。在此空间之内,人类文化实践活动的对象将越来越多地被"符号化存在"所取代;活动本身也因信息技术符号化、虚拟化所具有的模拟能力,使人具有可以亲身体验沉浸在这种虚拟环境中并与之相互作用的能力而为人类文化符号能力的施展提供了某种契机,从而也使人们相对独立、有效、全面地开展信息符号型文化实践成为可能。一种突显深度符号化的人类文化创造——信息符号型文化创造实践将越来越成为具有普遍性的人类文化创造方式。     

基层人大代表选举与公民政治参与研究

人大制度是保障公民选举权利的基本形式和制度载体。基层人大代表选举作为我国公民政治参与最具代表性的考察对象。政治文化是反映政治参与的根本,政治现代化进程是体现政治参与的关键,政治制度化是提高政治参与的保障。应着力从培育公民文化、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深化政治体制改革三个方面提升公民政治参与有效性。     

村级民主治理制度化研究——以浙江温岭、新昌、瑞安为例

制度化是组织与程序获得价值和稳定性的过程。因而,村级民主治理制度化水平的高低不能从文本材料和理论预设中作出判断,而要从制度的规范对象的认同中得出结论。对比分析表明,温岭、新昌、瑞安的乡村治理制度化水平并没有与其经济发展水平同步提高,关键原因在于所创新制度的可操作性不强、效度低,而且独立于治理体制的公共空间不利于制度认同的理性共识的形成。     

统一战线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模式探析 ——以邵阳市为例

统一战线作为我国国家治理的制度安排,是党治国理政的重要法宝,在参与基层社会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邵阳市统一战线在参与基层社会治理中形成了书院模式、康养模式、产业园区模式、院落自治模式,产生了较好的成效。统一战线要在基层社会治理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应从激发主体作用、提升制度化水平、优化外部环境、平衡利益关系等方面入手。     

现代国家治理视域下的生态文明建设探析

在当前不断推进国家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时代背景下,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已然成为题中之意。国家治理现代化对生态文明建设提出价值诉求,但面临生产方式、文化因素和制度安排等方面产生的建设困境,通过践行生态人类中心主义、调整社会生产方式,加强生态治理制度化等措施,进一步促进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     

论官僚制对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启示——基于“官僚制不足”的思考

马克斯·韦伯的官僚制以理性设置的制度和法律为运作规则,是现代社会实施合法统治的行政组织形态。我国现阶段的行政管理领域存在"官僚制不足"的问题,在行政管理体制、行为和文化等方面都掺杂着大量的非理性因素。与理性官僚制相似,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也强调法律和制度的关键性作用。制度化和法治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核心要求。解决"官僚制不足"的问题,完善理性官僚制是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政府治理层面的一个切入点。官僚制对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启示,就在于它的现代性价值能够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制度化与国家治理能力法治化。     

现代国家治理中的制度化不信任建构

秩序建构的现代国家治理逻辑表明,信任构成现代国家治理的重要基础。制度化不信任是信任的姊妹,也是现代国家治理的客观情势。通过规范政治程序、保障公众权利、促进实现公共利益、增强政治体认感,制度化不信任对现代国家治理发挥着建构性的积极作用。基于此,应通过明确制度建设的理念前提、健全制度化不信任的常态机制、提升制度执行力等层面来实现信任质态和治理绩效的提升。     

论多党合作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的进一步推进

民主党派作用的发挥寓于"参加和参与"之中,是通过各种"参加和参与"的形式来实现与中国共产党的合作,这种合作必然是民主的一种形式,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的一个方面。同时,多党合作本身就是一种制度安排,是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与作为参政党的各民主党派在治理与参与治理国家方面的权力配置,是各民主党派以及所联系的那一部分群众影响和制约政府权力的方法和措施,这种方法和措施必须通过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才能得到实现。     

城市网格化管理的制度化进程及其优化路径

城市网格化管理的制度化过程不仅表现为覆盖地区的增加,而且表现为制度规模和效力的提升以及适用领域的丰富和深化。网格化管理得以从地方政府创新演进为提高社会治理的普适模式,得益于权力效应、仪式化规训、混乱的清除、全景敞式监管与对预防的重视等内生机制。但数据分析研判不足、综合协调能力较弱和非预期性政策后果等因素限制了上述机制的发挥,也制约了网格化管理的制度化进程及其效果。对此,提出健全协调机制、做实资源下沉并强化智慧决策等路径优化方案。     

社会治理转型对慈善组织发展的影响机理研究——基于残疾人基金会的实证分析

社会治理转型是我国慈善组织发展的重要机遇。在由社会管理向社会治理转型的过程中,治理主体的多元化、治理目标的善治导向、治理方式的制度化成为有利于慈善组织发展的积极因素。本研究基于残疾人基金会的统计数据,检验了社会治理转型对慈善组织发展的影响机理,结果表明,社会治理转型对我国慈善组织发展具有促进作用,政府治理能力与慈善组织发展质量具有协同性,政府资源供给和制度支持发挥了显著的中介作用,并且制度支持的中介效应强于政府资源供给。因此,政府要着力构筑慈善组织治理的新格局,强化对慈善组织的资源和制度支撑。     

藏族传统文化中的象征符号及其和谐理念

藏族传统文化中有许多的象征符号,它们有的以符号的形式体现,有的则以器物的形式存在。从其中许多象征符号的外在形式和内在含义我们可以看出,藏族传统文中的许多象征符号都表现出和谐理念,它们对藏族社会历史文化有着很大影响。     

治理创新视角下的基层协商民主

新世纪以来,基层协商民主逐步成长,出现了层级推进的温岭民主恳谈会、机制融合的邓州市"4+2"工作法、"三委"并行的邛崃新村发展议事会、权力下沉的山东日照农村社区自治协商清单制度等协商民主实践形式。基层协商民主的发展推动了社会治理主体由一元转向多元,社会治理方式由单一转向多样,社会治理过程由单向度管理转向多方互动,实现了政府行政管理机制与社会自治机制由相互排除转向有效衔接。要创新协商民主实践形式,加强资源整合与利用,提高协商的赋权性,培育基层协商主体,加快协商民主制度化建设,助力基层社会治理创新。     

健全完善党的代表大会制度新论

党的代表大会制度是关于党的代表大会组成和运作的制度化形式，是实现党员当家作主的最根本党内民主制度。现行党代会制度在运作中存在着一些制约党代会功能发挥的困境问题，必须从解决这些困境问题入手，以改革创新精神着力健全完善党的代表大会制度。     

提高反腐倡廉制度执行力

制度在反腐倡廉的过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然而,制度执行力弱化则无法达到预防和治理腐败的作用。当前,要从完善基础调研机制、完善权力制约机制、完善监察追责奖惩机制、完善领导干部模范带头机制、完善社会监控机制等五项机制入手,进一步提高反腐倡廉制度执行力,从而达到预防和惩治腐败的目的。     

谁是90后名校优等生——文化资本与学业成就关系的个案研究

在文化资本的研究中,布迪厄的"文化再生产理论"与迪马乔的"文化流动理论"存在概念预设和操作化上的根本分歧,导致了二者理论对话的困难。本研究试图在概念框架和操作化上结合两派理论,并通过个案研究展现文化资本与学业成就之间的关系。来自东部某重点高校对本科生的大样本调查数据显示:不同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学生在文化资本持有量上呈现断层式差异;具体化、客观化、制度化三类文化资本中,具体化文化资本是学生学业成就的最佳预测变量,其效应甚至超越了学业努力程度对学业成就的效应;具体化文化资本是家庭社会经济背景与学业成就之间的完全中介变量,中国精英高校的学业竞争呈现出阶层优势再生产的局面。本研究的启示在于,具体化文化资本应得到国内教育社会学界的重视。此外,西方国家用高雅文化参与来操作化文化资本的方法在中国社会可能不具有适应性。     

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文化考量

中国特色政党制度既是我国对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一个创新,也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丰富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国新型政党制度深厚的文化土壤。多元一体、贵和尚同、和而不同及求同存异等五千年的中华文化一脉相承、从未中断,深厚的文化积淀就是中国特色政党制度建立的深厚基础。中国特色政党制度是独特的中国式民主形式,是在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础上的发展与创新。中国特色政党制度能够有效整合各种社会力量,凝聚人心,汇聚力量,引领社会发展。制度自信源于文化自信。中国特色政党制度进一步彰显我国的制度优势,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做出新的贡献,必须发挥文化引领作用,在文化凝聚人心、汇聚力量上持续发力。     

参政党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路径的双重维度

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理念的升华。参政党是社会治理的重要主体之一,在社会治理的实现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从参政党与国家治理的关联性来看,参政党参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应具备实践性思维、创新性思维、世界性思维。新形势下,参政党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应从参政党自身建设发展的主观维度和参政党参与社会管理的客观维度着手,强化参政党成员的思想意识,加强参政党自身制度建设,重视和发挥参政党基层组织在社会管理中的作用,加强执政党和群众对参政党参与社会管理的认知度,建立和完善制度,保证参政党有序参与社会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