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质量与政治信任:绩效合法性与制度合法性的假说

十八大以来,中国开启了以制度建设为核心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之路,正经由完善治理制度以提升治理质量。随着治理理论的演进,政府质量理论超越片面强调政府绩效的"结果导向"治理模式,提出以治理制度的设计逻辑及其制度化运行为核心的"过程导向"治理模式,为政治信任提供着关键来源。基于理论探讨和经验研究,应从国家治理角度区分执政绩效与政府质量对政治信任的不同影响机制。政府质量对中央和地方政府信任的形成发挥着独立且重要的促进作用,并与执政绩效共同构成政治信任的决定性因素。中央和地方政府信任存在不同的动力源泉,政府质量和执政绩效对二者发挥着差异化影响。治理制度的代表性和公正性是信任中央政府的关键成因,而代表性和回应性是地方政府信任形成的主要机制。     

制度激励与积极性治理体制建构——以河长制为例

全面推进河长制,是解决我国复杂的河流治理问题的重大制度创新,更是推进流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举措。本文通过实证案例调研,认为河长制通过契约治理机制实现权力和责任的制度化分配,依托组织结构框架,将党政体制嵌入到河长制的组织设计,通过激励问责机制,实现治理责任和治理效率的诱因倒逼。河长制的治理逻辑可以概括为通过流域公共治理权责的制度化配置,调动多层级治理主体的积极性,形成高层党政部门立治、具体职能部门施治、基层群众和社会力量参治的制度化激励。调动积极性是最大的民主。河长制把中国特色国家治理制度的组织优势开发出来,建构出用国家制度激励各方的积极性治理体制,这就超越了学术界一直以来存在的“压力型体制”理论惯性思维。     

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价值建构研究——基于制度体系、治理体系与价值体系统一的视域

国家治理现代化要求制度体系、治理体系和价值体系的高度统一。其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体系与治理体系的统一蕴涵着"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制度化使价值体系和制度体系相统一;在国家治理实践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持续建构有助于实现价值体系与治理体系的统一。     

高校党外知识分子思想政治引领制度化研究

党外知识分子思想政治引领制度化，是指通过一定的制度安排和制度建设实现对党外知识分子在思想认识、精神状态、政治立场、价值取向等方面的有效引领。推进高校党外知识分子思想政治引领制度化有其内在逻辑必然性，是加强高校党外知识分子思想政治工作的现实需要、提升高校统战制度创新和治理能力建设的必然要求、源源不断培养造就大批高校优秀人才的重要保证。高校在推进党外知识分子思想政治引领制度化方面取得了顶层制度设计逐步建立、系列制度不断健全完善、新兴制度举措初步展现等成效，但在实践中还存在党外知识分子组织载体制度建设不足、党外知识分子思想动态反映机制建设不足、党外知识分子思想政治引领制度落实不够等问题。这就需要在建立党外知识分子思想动态研判机制、提升党外知识分子组织制度建设水平、加强对党外知识分子政治吸纳制度化等方面着力推进工作。     

基层人大代表选举与公民政治参与研究

人大制度是保障公民选举权利的基本形式和制度载体。基层人大代表选举作为我国公民政治参与最具代表性的考察对象。政治文化是反映政治参与的根本,政治现代化进程是体现政治参与的关键,政治制度化是提高政治参与的保障。应着力从培育公民文化、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深化政治体制改革三个方面提升公民政治参与有效性。     

嵌入性治理:企业党建与现代企业制度的有机结合

嵌入性治理理论为坚持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有机结合提供了新的视角。嵌入性治理有利于增强现有企业党建模式的适应性,是适应国有企业面临新时代新使命新征程的需要,是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发挥企业基层党组织政治核心地位和先进性作用的需要。要深刻认识"党建嵌入现代企业治理结构"的意义,加强结构性嵌入,完善中国特色国有企业制度;加强关系性嵌入,在制度化信任的基础上发挥政治引领作用;加强资源性嵌入,在互补性资源基础上发挥党组织优势。     

变革期的政党制度化与国家治理体系变迁——改革开放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体制制度化分析

政治发展和民主转型是政党制度化研究的主流范式。两种范式及其研究路径都无视政党制度化在国家治理体系变迁中的意义。国家治理视角下的政党制度化研究,旨在寻求政党研究在比较政治学中的"回归"。变革期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体制制度化过程表明:政党制度化是解释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变迁动力、路径和走向的关键变量。中国共产党通过领导体制的法制化、组织和价值基础的双重理性化和政策治理网络的优化,实现了中国国家治理体系渐进性的变迁。     

我国协商民主制度体系的构建研究

加快构建与我国政治体制相适应的协商民主制度体系,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直接结果,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推动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以及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具有重要意义。在总结近年来我国协商民主发展经验及研究成果基础上,探索建构以七个协商渠道为主体,以决策协商、参政协商和社会组织协商为基本架构,以实现最广泛人民民主为根本目的的协商民主制度体系,有利于促进协商民主的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有效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     

城市基层社区协同治理创新及其实践探索--以厦门市基层社区治理情况为例

当前,基层协同治理已经成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点。通过实证调研发现,厦门市基层社区协同治理主体资源和权力维度不同,导致社区治理利益共同体的建构仍面临一些挑战,社区治理的方式实际利用情况不甚乐观。然而,美丽厦门共同缔造基层社区对于协同治理的精神文化培育非常重视,这为厦门市基层社区治理制度化、信息化和创新化,提升国家治理现代化水平提供了重要的动力源。     

政治生态视域中的国家治理能力建构

"国家治理能力"一直都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中心议题。政治生态理论的提出为研究国家治理能力建构提供了全新视角,它动态地看待治理能力变化的过程,将生态要素、治理技术和政治价值纳入到治理能力的分析框架之中。审视当前国家治理能力的不足,主要源自于局部的政治生态失衡。它集中体现在政治要素界限不清、政治价值认识失准、政治技术乏力等方面。要突破国家治理能力不足的困境,需要明晰各政治要素的边界、协同发力,尊重"公共性"的价值主体地位、塑造"信任"的政治文化,完善政治技术、有效破解国家治理中出现的难题,最终在重构政治生态的基础上,促进国家治理的现代化。     

从制度化到结构化:现代国家转型的新结构政治理论

亨廷顿的制度化理论认为,转型国家的政治稳定取决于制度化水平的高低。但转型国家往往会经历一个新旧交替的制度变迁过程,低制度化是这一过程的主要特点。那么,在制度化水平相对较低的情况下,国家究竟该如何保持政治稳定?本文认为,对这一问题的反思需要突破新制度主义过于泛化的制度和制度化概念,重新找回政治学研究的"结构视角"。本文提出新结构政治理论,认为结构化是制度化的前提,在低制度化条件下,国家需要较强的政治能力,并通过结构化行为和策略,塑造具有均衡性和整合性的关系结构,从而进一步为现代国家的制度化奠定基础。     

国家治理视域下的制度正义

当代中国的国家治理突出表现为建构一种制度体系来实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国家治理的核心战略,目标在于国家发展、人民幸福、社会稳定。"制度正义"侧重的就是这个问题,即我们要选择什么样的制度,建构何种国家治理模式,而这个问题可能关乎国家治理的合法性与有效性。基于中国目前在转型期国家治理中所面临的问题,很多方面体现为制度不正义问题,亟待在国家治理视域下考虑制度正义的建构,其实质问题还是在于如何设计和完善制度,让正义理想成为制度设计的可欲目标。建构制度正义必然涉及四个方面的因素:制度正义价值,制度内容的正义性,制度施行的正义,制度评价的正义。     

仪式、关系与基层治理中的政治信任机制建构——以“万名干部进村入户”为例

当前我国公民的政治信任呈现弱化趋势。由各地党委和政府推动的干部下乡活动可以视为政府自我调整或矫正的标志性动作之一。它既是共产党群众路线的当代延续,也是维稳政治的现实需要,更是国家在基层治理中建构政治信任的路径之一。如果将干部下乡活动作为国家＂政治仪式＂来考察,我们可以发现,这种旨在建构政治信任的＂仪式＂背后国家权力的运作策略和机制以及＂仪式＂展开过程中出现的某些意外后果。而以＂关系＂的视角从微观上考察这一下乡活动,我们发现,在基层治理中建构政治信任的困境不仅来自于＂关系＂双方主观方面的理性计算,也来自双方客观上的社会距离,更在深层次上与某种泛家族主义观念相关。     

加强多党合作制度化建设 提升国家软实力

国家软实力是指一个国家制度、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向心力。当今世界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政党政治的世界,政党制度在国家政治制度中处于核心地位,是现代民主政治运行的必要条件,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标志;作为中国基本政治制度的多党合作制度,是中国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多党合作制度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的科学民主决策、政治参与、社会整合、民主监督、维护稳定、集中力量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功能,凸显出强大的政治软实力。提升国家软实力,关键在于加强多党合作制度化建设。     

政治建设的国家维度和政党维度刍议

政治建设在国家建设和社会建设中处于顶层的制度建构层面,包括政治制度的完善、政治体制的发展,经常表现在政党的政治建设领域。中国共产党在对国家的治理过程中,不断强化对自身的治理,继而推进整个社会的善治。政治建设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坚持基本的政治制度架构,并伴随经济社会的发展对任务和目标进行调适,最终实现政治的再发展。政治建设要实现预期的政治目标,必须坚持政治性不动摇,坚持政治性前提条件的设置。     

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进程中政党协商发展和完善的着力点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国家治理的一次重大创新。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政党协商要把握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新要求,以坚持和巩固政党团结合作的共同思想政治基础;加强制度体系建设,不断提升政党协商制度化水平;切实加强政党协商主体能力建设为着力点,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新实践中不断发展和完善政党协商。     

民主体制下的理性怀疑与政治信任

民主政治的良性运行与有效治理,既要政治信任的润滑,也要理性怀疑的促动,这构成了民主体制下的政治信任"悖论"。在政治信任的结构序列中,理性怀疑有着明确的限度,即对政治角色、公共组织和公共政策的怀疑,特别是对政治角色的警惕与戒备。人性不确定性与权力工具性,构成了政治信任结构中理性怀疑的逻辑基础。民主体制运行中理性怀疑的有效展开,既需要将这种公共精神转化为相应的政治原则与政制形式,营造良好氛围,推动理性怀疑的制度化,也需要通过参与公共生活提升民众理性怀疑能力,通过公共教育培育其理性怀疑品性。     

基层协商民主中的公共理性培育:实践逻辑与发展理路——以浙江省深化“请你来协商”平台建设为例

当前我国语境下的基层协商民主尚处于民主政治运行的探索时期,有关社会风险化解、参与平台构建以及意识能力强化等方面要素仍不健全。地方政府作为制度建构与执行的主要载体和城乡社会治理模式创新的核心力量,必须加强对基层协商民主的现实主张。事实证明,我国基层协商民主中公共理性的成长发育是一个较为长期的实践发展历程。基于权力主导与权利本位互嵌整合的发展逻辑,地方政府应通过转变认知取向、寻求价值认同以及塑造公共精神等多维路径,来积极培育公共理性,推动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切实建立起程序合理、环节完整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体系,进而将人民政协的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发展目标。     

问题与范式：最高法院制度化研究

在法治国家,最高法院作为政治组织的角色和意义已逐渐彰显,制度化成为最高法院发展的一个现实课题,这应当为最高法院理论研究所关注。本文将政治制度化的理念与理论引入最高法院的研究之中,通过对一系列制度化衡量标准的具体识别,试图建构最高法院研究的制度化范式。通过对印度和美国最高法院的比较考察,认为制度化是最高法院发展的一个方向,最高法院的制度化进程又受到制度环境的影响而呈现具体特征。为此,本文提供了最高法院制度化研究范式的一个运用范例,并进一步思考了最高法院研究与制度化范式问题及其对中国最高法院制度化发展与改革带来的启示。     

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党建:一种嵌入性的制度建构

当前,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党建面临传统党建模式滞后于党建实践、政治逻辑与经济逻辑的双重错置、党建机制与企业治理存在兼容性不足等问题.引入嵌入性制度是破解上述制度困境的有效途径.在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党建工作中,要通过引入关系性嵌入,在制度化信任的基础上强化组织认同；引入结构性嵌入,构建多元嵌入的网络治理模式；引入资源性嵌入,在互补性资源基础上强化多边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