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治理中农民主体意识缺失的原因及其对策探讨

农民理所当然是乡村治理的主体,其主体身份确立的重要标志便是具有主体意识.农民主体意识的缺失严重影响着乡村治理的成效,文章在深入分析我国乡村治理中农民主体意识缺失的原因基础上,探讨了增强农民主体意识的现实之路.     

知识农民及农村知识工程浅论

现阶段，我国农民的知识状况可以分为三层：文盲层、接受基础知识教育的脱盲层、具有一定专业知识的知识层。所谓“知识农民”即“农民知识分子”，是指农村经刻苦自学或其它各种非“科班”形式的培养，达到具有中等专业（或高中）以上文化程度并能将知识用于实践取得一定成绩的农民群体。他们是：由农民身份的农技员，农村企业中的“土专家”、农医等构成的“技术型”；由基层教育管理部门中的农民身份的工作者、乡村中小学的“民办教师”和“代课教师”等组成的“教育型”；由基层文化部门的农民创作员、各级报刊的农民通讯员，日出躬耕田…     

社会资本理论视角下的农民合作——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的一种途径

我国农村公共服务供给存在严重不足,越来越多的学者建议以农村的民间组织为载体,鼓励农民合作以提供公共服务。然而在农民合作中,理性算计的农民过于算计个人的经济利益,无法克服公共事务中的搭便车等行为,从而出现农村公共品供给的严重短缺。乡村社会资本把微观层次的乡村居民的个体行为与宏观层次的集体选择结合在一起,以合作互利为分析前提,说明个人理性与社会理性、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能够达成统一,因而既是农民合作的基础,也是乡村治理强有力的社会资源。这势必需要培育乡村社会资本,为农民合作以及乡村治理提供良好的内源基础。     

以农民为中心推进乡村建设行动

<正>2022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扎实稳妥推进乡村建设，落实乡村振兴“为农民而兴”、乡村建设“为农民而建”的要求，坚持“自下而上、村民自治、农民参与”，启动乡村建设行动实施方案。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乡村建设一定要尊重农民意愿。2022年江苏省一号文件提出，全面建立“自下而上、村民自治、农民参与”的乡村建设实施机制。这充分体现了“以农民为中心”的乡村建设思想。     

博士·县官·农民·何慧丽

何慧丽,现任开封市市长助理、兰考县委常委。2003年8月,她以中国农业大学教师身份在兰考挂职做副县长,在几年时间里,把乡村建设运动开展得轰轰烈烈,她既是学者,又是官员,同时还是从乡村里走出来的农民的女儿     

应对——城市化新成长阶段的机遇和挑战

我国城市化的突出特点，是工业化、非农化、城市化、户籍人口变动逐级滞后； 由于福利、机会、资源向城市过于集中，目前在一些地区，城市化过程中出现了“乡村空心化”现象； 要让农民进一步富裕起来，必须进一步减少农民； 实行管理体制上的城乡一体化，将是在农村进行的第四次变革； 城乡一体化并不是城乡一样化，不是把农村变成城市。优美的田园风光，是活在我们民族集体记忆里的图景。     

新型职业农民培育要有新思路

为了适应现代农业发展需求,推动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新型职业农民培育需要有新思路,从而解决乡村振兴人才供给的问题。要拓宽新型职业农民的外延和培训内容,从身份、业态和新技术等方面整体进行拓展;丰富培训主体,强化企业在新型职业农民培育中的主体性作用,引入社会组织;创新培训方式,将实习实训落到实处,采用信息技术和在线培训的手段和方式;提升新型职业农民资格证书的含金量,加强行业协会对证书认定标准的参与。     

农民非农化及对乡村社会影响研究

在梳理农民非农化的理论关怀的基础上,文章分析了中国农民非农化的各种动因,探讨了农民非农化的途径,并对农民非农化对乡村社会特别是农民自身的影响进行了分析.     

在乡村振兴中践行初心

正为农民谋幸福、为乡村谋振兴,是践行初心和使命的一个重要抓手。多伦县委书记以一个31年党龄老党员的身份讲了一堂生动的党课。当前,多伦县共有5个乡镇、65个行政村、408个自然组,农业人口7.1万,占全县11.1万总人口的64%,为农民谋幸福、为乡村谋振兴,是践行初心和使命的一个重要抓手。在打赢脱贫攻坚战上践行初心和使     

切实保障农民环境权益

正建设美丽乡村必须保护农民在农村生活、农业活动中所享有的环境权益:一是,环境权作为基本的人权,理应为不同地域、不同收入、不同身份的人所平等地享有;二是,农民作为"三农"问题的核心与根本,只有切实保障了其环境权益,方能真正调动这一最为关键的主体参与农村环境治理的积极性与自觉性,从而更好地改善农村的生态环境,建设美丽乡村。     

土地制度改革与乡村振兴的关联机制研究

土地制度视角下,乡村振兴战略的主要内容是整合分散细碎的地权,其实现路径是农民动员。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治理模式,可以概括为“基于土地利益整合的农民动员”。从现行土地制度的绩效来看,过于强调个体地权的土地制度,会导至弱化了村集体的动员能力,构成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制度障碍。而一些农村地区通过创新性的土地制度改革,能提高村集体的农民动员能力,实现村庄范围的土地利益整合,促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当前的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应当适当平衡集体土地权力和农民土地权利的关系,通过赋予村集体适当的土地调控权,促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     

乡村场域、惯习下农民对土地承包经营的认知——基于河北省T镇的调查

农民对当前农村土地承包制趋向正向评价;对农村土地所有权的认知与国家政策存在较大差距,农民更希望农村土地归农民个人所有,并希望实行农村土地的私有化政策;有近一半的农民表示赞同"现有土地承包关系要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的新政策;在市场经济快速发展、农民积极探求非农就业途径、并且每年有一亿多农民涌向城市就业的背景下,农民仍不愿放弃土地承包权。通过借助场域与惯习的概念对农民土地承包经营制度认知进行深度分析可知,正是乡村场域和乡村惯习共同塑造了农民对土地承包经营制度的认知。     

乡村产业多元化助力农民增收

<正>产业是高质量发展的根基。培育壮大乡村特色产业,推动乡村产业多元化发展,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不仅有助于推动农业种质资源的保护性开发利用,而且有助于带动农民增收、丰富食物供给、提升农业竞争力、促进共同富裕。产业是高质量发展的根基,也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主要途径和长久之策。乡村特色产业是乡村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农民增收问题调查

近年,随着中央各项惠农支农政策的相继出台,农民收入持续增长。但应当看到,长期制约农民增收的因素尚未根本消除。农民增收的难点在哪里?如何进一步拓宽农民增收的途径?2010年下半年,方城县部分县、乡人大代表深入乡村进行了调查。农民增收的主渠道     

从农村公民身份的角度谈农村基层政权合法性的维护

公民身份是政治学领域中一个十分重要而历史悠久的概念，它具有普遍的吸引力，我们可以使用公民身份来为自己的政策主张提供辩护。农村基层政权作为国家权力体系延伸至乡村的终端，它是联系国家与乡村社会的纽带。当前，我国基层政权出现了弱化现象，对农村基层政权的合法性构成威胁，产生了合法性危机。产生危机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最根本的原因是农村公民身份意识的缺失，本文主要是从农村公民身份的角度浅谈农村基层政权合法性的维护。     

"最后的农民"与政府的乡村策略

如今活跃在乡村田野里的大都是上世纪60年代及其以前出生的农民,60年代后期及其以后出生的农家子弟很多已脱离农业,他们成了“农民工”。“农民工”是从身份上定义的,即农民出身的工人。既然是工人,就不能把他们归为农民的范畴。因此,可以大胆地说60年代及其以前出生的农民,也就是35岁以上的农民很可能是中国“最后的农民”,即传统意义上的农民。随着这些人退出农业生产,中国的农村将会发生巨大的变化,因而政府的乡村政策要适应这些变化。一笔者之所以把35岁以上的农民称为中国“最后的农民”,主要基于如下事实:其一,农村外出务工的主体是35…     

农村制度创新，村镇干部怎么看？

乡镇领导及村干部是农村基层的实践者、组织者、推动者，离农民的距离最近，听农民的声音最多，因此，对农民增收、乡村发展与农村制度创新有更为直接的认识。最近，在哈尔滨市委党校举办的乡镇干部培训班上．我们围绕农民增收、乡村发展与农村制度创新，对来自哈尔滨地区的92位乡镇干部做了问卷调查。     

乡村振兴战略视角下的农民政治参与问题研究

农民政治参与是农村居民通过合法的途径参与农村公共事务活动,以试图影响农村公共事务的治理或者维护其自身利益的政治行为。它具有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内生动力和稳定政治环境的作用,本身也是乡村振兴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目前阶段,中国农民的政治参与已存在一些渠道,但也面临参与层次低,参与内容单一,参与制度化程度低等问题,农民自身也缺乏政治参与所必备的公民文化。为此,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必须坚持在党的领导下推动农民政治参与,充分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协商民主的重要作用,不断完善村民自治和信访制度,引导农民利用网络参与等措施,建构乡村现代政治文化等,不断扩大农民政治参与。     

制度赋权与技术赋能：乡村内生性治理主体何以重塑——基于参与式治理视角的双案例分析

农村人口外流的现实背景与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时代要求,决定了重塑乡村内生性治理主体至关重要。农民参与乡村治理的内生动力不足,其实质是赋权不够和赋能不足。在阐释制度赋权与技术赋能多维作用路径的基础上,依托参与式治理的CLEAR模型构建了重塑乡村内生性治理主体的分析框架。剖析案例村庄的治理实践发现：“权能”融合机制是数字时代促进农民主体作用发挥的重要路径,制度赋权保障了农民的治理主体身份,为其权利表达创设了激励机制,数字赋能则提升了农民的可行能力,使其逐渐具备实现自由发展的能动性;乡村内生性治理主体重塑的过程是制度优化与技术嵌入不断革新的过程,双重机制的作用发挥具有阶段性与融合互促性,有赖于乡村治理与经济发展的协同共进及村民乡村认同感的不断提升;构建以人为核心的乡村数字治理秩序,应积极搭建参与式治理平台适配数字治理转型,避免数字治理对乡村社会自主性的消解,造成数字“赋能”滑向数字“负能”。从微观层面拓展了农民主体性作用发挥的研究,丰富了赋权增能理论及参与式治理理论在乡村治理中的嵌入与应用。     

文化自信视角下乡村文化振兴：实践困境与应对策略

乡村文化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文化自信不仅是农民重构自我与乡村文化关系的有效路径,更是乡村文化赢得生存空间、走向未来、实现振兴之道。农民作为乡村文化振兴的实践主体,其文化自信程度必然影响到乡村文化振兴的进程与结果。受乡村文化生存环境改变、农民文化自觉意识缺失、文化主体意识薄弱、文化情感淡化、文化认同危机等因素的影响,农民的乡村文化自信日益缺失。构建乡村文化自信应从重塑乡村文化生存环境、增强农民文化自觉意识和主体意识、培养和提升农民文化认同感等方面着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