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团成员的权利与社团的权利和权力

社团成员的权利是每一个成员在其团体内享有的对本社团事务的参与权；社团的权利主要表现为法人的权利，它既是相对于国家权力、也是相对于其他社团权利和其他公民权利（以及人权）而存在的。社团的权力不同于社团的权利，是对内而非对外的，其来源主要是法律授权和结社者的构建。社团权力具有私权力的特点，它比国家权力距离个人更近，但其强制性相对淡化。社团的责任源于社团的权力，不行使权力或权力行使不到位都要承担相应的责任。社团权力应当保障其成员的权利而不应压制其权利，社团领导人应该有引领其成员的作用和能力，他们之间的关系主要是权力与权利的关系。     

法人本质学说的法律技术和价值理念

要探究法人本质论争的实质,就有必要揭示其社会背景,这就是近代以来社会组织的现代化变迁。面对这一历史变迁,萨维尼一方面维护封建团体的特权地位,故主张其具有完全超越于其成员的独立本体和伦理人格;另一方面又认为新兴团体虽然具有独立本体,但并不具备伦理人格,其法律人格源于国家的拟制。耶林则将绝对主义观念贯彻到底,彻底解构法人的实体性,完全否认法人的主体地位,因而认为所有法人都没有独立本体,真正的主体是法人的成员或受益人,法人只是一个拟制的法律符号;而基尔克则认为法人不仅具有独立本体,还有伦理人格,其法律人格只是伦理人格在法律上的体现。可见,法人本质的论争不仅是关于法人本质的法律技术之争,也是对于法人人格的哲学和伦理价值之争。     

社团罚则的设定与边界

基于社会团体的自治,社团罚则具有了社会法的属性。它是“责任社会”的一种要求,体现出公法与私法的融合性。考虑到在我国努力建构社团自治能力的倾向,社团罚则在边界上需顾及三个因素自治规则与国家法的关系,可让渡的权利,以及处罚规则的有效性。设定上需要注意对授权型、自发型罚则的深入理解,自治处罚的设定依照“章程”,“不抵触”宪法与法律。在具体罚则的种类上可以拓展为并列于而非依循于国家法系统的财产罚、行为罚、申诫罚。     

论社团罚

我国在社会转型的特定背景下 ,产生了与西方社团性质不同的各种社团 ,由此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法律问题———社团罚。面对社团罚给公民、法人权益造成的损害 ,我国法学理论没有及时对其进行准确的定性 ,法律实践也缺乏迅速有效的制度救济。国内外学界的契约说、社会权利让渡说、社团固有权利说、国家授权说等各种观点 ,均无法正确阐释我国社团罚权力的本质。我国社团罚权力的本质是公私权力的混合 ,社团罚中存在着变相行政处罚、设定和实施民主性不足、法律救济缺失等问题 ,应当从立法、行政、司法等各个方面 ,科学构建对我国社团罚进行法律控制的平衡机制。     

高校学生社团法律地位探究

高校学生社团具有重要的存在价值,其存在也有着宪法、法律、法规、行政规章上的依据。然而,立法本身并未直接规定其身份属性,而学界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也并不明晰。有部分学者主张高校学生社团是无权利能力的组织,却未能顺理成章地诠释这一无法回避的疑问:如果将高校学生社团置于非法人的形态,则它究竟是合伙组织,还是其所在学校这一法人的组成部分,抑或其他?其理论依据和实践上的可操作性也值得审视。事实上,大量学生社团已符合作为法人的基本条件,在运行过程中也与此形态契合;并且,法人地位肯定论可以在德国民法理论与实践中找到相关依据。因此,通过立法将高校学生社团归属于社会团体法人范畴,并为其成立设置完善的程序要件与实体要件,不仅具备法理上的正当性,也宜于实践上的可操作性。     

缔约过错责任的相关问题研究

1861年,德国法学家耶林在其主编的《耶林法学 年报》第四卷发表了"缔约上过失,契约无效与不成立 时之损害赔偿"一文,提出了缔约过失这一基本概念, 建立了其有名的缔约过失理论。 对于缔约过失责任概念的称谓主要有两种观点。 通说沿用了传统民法上的称谓,即缔约过失责任。新说 则认为,这里的"过失"不仅应包括当事人的过失,还应     

全球社团革命与当代法治秩序变革

民间社会团体的广泛兴起造就了一场全球社团革命 ,它反映了全球化时代国家与社会、权利与权力均衡互动发展和权力回归社会的当代走向 ,并形成了良性互动的新型权力制约与权利保障机制 ;增进了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自生自发秩序 ;促进了全球化时代的法治范式转换 ;推进了全球法治秩序的形成。中国社会团体则在政府职能转变、市场经济转型和民主法治建设中 ,成为推进良性社会分权、促进社会自律管理、维护转型期社会稳定、加快民主法治进程的重要社会力量。     

论基尔克法人有机体说的法理内涵和政治旨趣

作为一个法律理论,法人有机体说认为,合作型团体是个有机体,具有团体意志,其人格是真实的社会存在。团体人格的产生、变更和消灭都由先验的集体意志所决定,而非由国家从外部来操纵。团体的法律人格应以事实人格为基础和归宿,法人设立应采准则制,以限制国家自由裁量权。从政治旨趣上来说,有机体说意在否弃全能国家观念,肯定社会中间团体的独立性和自治能力,强调团体的合法性来自于其自身而非国家。     

浅谈法律视野中的高校学生社团管理

高校学生社团管理缺乏相关法律,学生管理难度大。高校学生社团应该为非法人社团,社团章程的制定应该具有严格的程序,以理顺其内部和外部法律关系。只有通过树立法治观念,完善相关立法,才能逐步实现高校学生社团管理法治化。     

缔约过失责任的历史嬗变

在德国法上,缔约上过失制度是在侵权法与合同法之缝隙中生长出来并逐渐独立的制度,是学说、判例以及立法合力的结果。耶林从一生活中的例子出发,以罗马法为根据,勾画出缔约上过失制度独立之价值,后世之学说、判例,都是建立在耶林所发现缔约上过失制度价值的基础上的。可以说,耶林发现了法律问题,并准确地提出了解决方案,而司法实践又提供了大量的类型,最终经过学说一般化努力,缔约上过失制度才逐渐被法典化。缔约上过失制度发达史对我们的启示是,法典化的基础在于法律理论,而法律理论又有赖于学说与判例的发展,所以,在我们继受外国法时,应注意理论继受。     

公司法人格否认理论在税法中的适用

公司法人格否认理论应当引入税法,用于确定纳税主体和分配纳税责任.纳税人和税务机关都可以运用公司法人格否认理论,但税务机关否认公司法人格的成功率更高.公司法人格否认理论适用于税法的场合主要是滥用公司法人格使公司形骸化,侵害税收债权;判定公司法人格滥用的标准是实质营业原则.公司法人格理论适用于税法具有正当性,但也存在合法性问题,应通过法定原则、程序保障原则和生存权保障原则予以合理限制.     

论公司正义

我国应该借鉴合同正义原则的经验,在公司法中引进公司正义原则,使其成为与公司自治相并列的基本原则。该原则应以"法理阐释"的方式存在,无需在公司法总则中作出明文规定。公司正义既包括分配正义,也包括矫正正义;既包括实体正义,也包括程序正义。公司是多方参与者不同利益交汇的平台,引入"利益关系"的概念有利于厘清公司各参与方的利益冲突。公司法需要沿着分配正义与矫正正义、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的不同路径,结合利益衡量方法,对不同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作出恰如其分的规范。公司正义的含义具有模糊性,但有利于其弹性适用。这需要法官借助法律解释方法来妥当地适用现有公司法条文,也需要法官借助利益衡量等方法来填补法律漏洞,创造性地适应社会对法律的需求。公司自治是公司法的基本原则,但没有制约的公司自治会导致不正义。法官需要借助公司正义原则对公司自治进行制衡,但是应该采取谨慎而节制的态度。     

非营利法人解释

营利法人与非营利法人的区分在于不同的财产权构造，股权缺失引发出法人非营利性目的与法人控制者牟利冲动之间的紧张关系；社团法人和财团法人的区分在于不同的法人意思机关构造，使得非营利性社团法人为自律法人而财团法人为他律法人。非营利法人制度隐含着“经济人”和“道德人”之间的价值张力，使得现代民法既成为市场交易法，又成为市民生活法。因此，未来中国理想的非营利法人制度应该源于诱致性的法律变迁，而非始于强制性的国家管制。     

Corporation and Contract

Publicly traded corporations rarely use the nearly absolutefreedom afforded them to draft charters that deviate from thedefault terms of state corporation law. Conventional explanationsfor this phenomenon are unconvincing. A more promising explanationlies in the lack of any feasible amendment mechanism that willassure efficient adaptation of charter terms as changing circumstancesdictate during the long expected lifetime of a public corporation.In effect, by adopting state law default terms, corporationsdelegate to the state the process of amending charter provisionsover time.     

法人理论之社会基础的更新:从社团到企业

传统法人理论以社团与合伙的二分为依据,以社团作为理论建模的基础,无法回应市民社会中发挥组织社会生产功能的企业的法律交往需求。德国学者针对合手合伙的群体理论和美国学者提出的资产区隔理论,均旨在将企业的独立财产作为企业独立性的核心构造,符合财产与自由关系的一般原理。企业的独立财产不仅有利于企业确立独立于企业所有者的企业目标,而且能够促成企业秩序和文化的形成。经济意义上的企业所有者仅是企业这种组织中不可或缺的一类成员,与企业依其财产获得的独立性并不矛盾。企业的所有权安排可能达成的数种均衡,在企业组织结构的稳定程度和企业独立性的程度上存在量的区分。以企业作为法人的社会基础和法学建构的原型,降低企业独立性的门槛、区分企业独立性的不同程度,能够为市场经济注入更多的财富、自治空间和活力,符合市民社会的基本要求和历史发展的进程,在世界范围内获得了实定法的认同和推动。     

论公法私法融合与公私融合法——兼论《十一五规划纲要》中的公法私法融合现象

本文认为,在公法和私法的划分问题上,选择以利益标准为主,辅之以法律调整方法标准,既可以做到对法律进行公法、私法、公私融合法划分的周全分类,也能对公法与私法融合趋势作出合理的解释,并运用该理论论证作为与公法、私法并存的公私融合法的存在及我国其他部门法的公私融合法属性。     

公司人格机理与公司救济体制之重构

基于"共同行为"的法理,公司法律责任制度在责任的宗旨、责任的特质、责任的追究机制等诸方面均与传统的民事责任存有本质上的区别。受"民商合一"体制的制约,我国现行公司立法不存在独立的公司法律责任及公司诉讼制度。为更好地保护公司的利益,我国应构建区别于传统的民事责任之外的、独立的公司法律责任与公司诉讼     

公司立法的发展趋势及我国公司法的完善

本文介绍了当前国际上有关公司立法的发展趋势 ,分析了我国公司立法中存在的主要缺陷 ,提出了完善我国公司法的有益建议。     

论完善我国公司治理结构

引入独立董事制度,完善我国公司治理结构,已成为目前公司法研讨的热点问题,部分公司已经引入一些独立董事,证监会也发布了《关于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但将一种制度引入我国,绝不仅仅只是简单的移植问题。从公司治理结构的涵义、独立董事的依存背景出发,力求说明我国不适宜引入独立董事制度,而应在现有的公司治理结构模式下改革和完善我国的公司治理结构。     

Citizenship and the Corporation

This article investigates the contribution made by the concept of citizenship to contemporary understandings of the widely held business corporation. Because the conventional economic understanding of corporations and corporate law cannot fully explain the nature of the business corporation and the purposes of corporate law, the framework within which teachers and students of corporate law approach the corporation must be enlarged. By looking at the corporation exclusively through the lens of economics we are unable to account for all features of the corporation and corporate law, and we risk mistaking the purpose of these features, or wrongly supposing that they serve no purpose. The article proposes that through resort to a distinct set of conceptual tools—the concept of citizenship, borrowed from political theory—we can attain a fuller comprehension of the meaning of the corpor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