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城市治安风险防范研究

我国在快速城镇化的进程中,城市的容纳能力受到极大的挑战,城市的生态和管理水平略显滞后,加之风险社会的到来以及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社会治安状况发生了巨大变化:治安风险的范围日益扩大、治安风险的形势日益严峻、治安风险开始出现了新特点。面对这些变化和挑战,公安机关应该坚持源头治理,通过对治安风险防范风险源的精细治理、治安风险防范要素的规范化以及治安风险手段的智能化有效遏制风险演变,营造良好的社会治安环境。     

风险社会视角下的农村自治

我国已进入高风险社会,农村自治也不可避免的遭受各种风险挑战。为了有效减少和化解风险,必须构建以政府为主导,村委会、村民和社会组织相结合的复合治理体系,从而促进农村风险治理体系的制度化建设,实现对风险的有效治理,促进和谐社会的建设与发展。     

国家治理视野下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意义、实践和走向

高风险社会的来临直接影响国家治理的绩效,能否有效回应各种风险挑战已成为衡量国家治理能力高低的重要指标。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视野出发,近年来在我国实践中兴起并快速发展的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是各地积极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和切实加强风险治理能力建设的重要成果。本文对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在模式、特点、评估对象、第三方评估和制度化建设等方面的一些新情况和做法进行了述评。最后强调,当前进一步健全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应在解放思想、消除认识误区和加强官学双方沟通的同时,着力解决好评估主体确定等六个方面的问题。     

新时期我国社会公共安全政策研究

在现代社会治理中,政策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在全面深化改革阶段,我国在社会公共安全领域面临的风险挑战对公共安全治理提出了新要求。在社会治理中,要进一步健全完善社会公共安全政策,预防和消除公共安全隐患,提升应对风险挑战的能力水平,有效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秩序稳定。     

全球化视野中的风险治理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世界风险已经成为无法规避的问题,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应树立全球风险意识,启动全球风险治理机制,以应对全球风险对人类社会构成的挑战。     

论风险社会中的公共治理变革

随着风险社会的生成与发展,建立在工业社会与福利国家基础上的公共治理模式已不能适应社会治理的新需求。风险社会一方面消解了工业社会及其公共治理结构,另一方面也拓展了公共治理的制度性空间。风险社会作为社会转型的特定阶段,其发展的目标模式应当是一种合作性社会。随着风险社会中合作性社会因素的生成,传统的公共权力治理结构也需要实现向良善治理的转型。     

复合风险治理中的家庭功能研究——基于风险社会的视角

现代风险社会中社会风险的共生与频发,要求风险治理主体的多元化与风险治理方式的多样性。家庭作为社会的一个基元细胞,在风险治理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以家庭治理为中心,周延个人与社群的家庭间治理,构建出了新型的"内核——外延"型风险治理模式。     

基层社区公共卫生安全治理的问题与路径选择

风险社会的来临对社会风险治理能力提出了挑战。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对社会生活造成了系统性的冲击,构成了严峻的公共卫生安全风险。基层社区在公共卫生安全的风险治理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新冠疫情的危机应对中,我国基层社区的公共卫生安全治理能力得到了较好的检验,但同时仍存在公共卫生安全的风险意识不足、公共卫生管理和服务能力总体上较弱、多元主体协同参与欠缺、公共卫生安全的风险应对机制不健全以及现代科技运用和智能化水平较低的问题。未来基层社区需要进一步提升公共卫生安全风险观念,强化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优化应对机制和管理及服务措施,努力打造社区公共卫生安全治理的共同体,不断提高运用信息化手段的水平,以实现公共卫生安全风险治理能力的综合化提升。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中的国家治理:问题与启示——以2013年H7N9禽流感疫情防控为例

尽管H7N9禽流感事件对比十年前的SARS事件,不管是政府、社会、民众的应对都有长足的进步,但对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而言,现有的回应性治理大多仍是治标不治本。"双重风险社会"语境下,现代化的社会转型与后现代的风险管控同时对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提出了全新挑战,"两步并一步"走的社会现实要求进一步深化国家治理体系改革,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社区治安韧性治理：行动逻辑、能力指向与实现路径

韧性治理是风险时代寻找社会治理有效性的治理理论。将韧性治理引入社区治安治理,适应风险社会的治理逻辑,契合社区警务的内在发展要求,符合新时代多元主体合作的基层协同治理模式。社区治安韧性治理目的是促进韧性能力提升,这些韧性能力包括社区治安的预防力、自治力及学习力。从主体韧性、技术韧性和社会韧性3个层面入手,构建社区治安共同体,夯实组织基础;运用治理技术,提供科技支撑;培育社区社会资本,营造社会环境,促进社区治安韧性能力提升,实现社区治安韧性治理。     

“风险”视阈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探析

风险与人类社会的发展如影随形,是人类实践的常态现象。风险的双重性决定了和谐社会是一个风险与和谐并存的社会,社会转型的特殊性背景决定了和谐社会是在治理和化解风险中追求和谐的社会。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有能力治理风险的社会,是对诸多风险的积极回应,开辟了通向未来高度和谐的现实道路。     

风险社会背景下网络犯罪的刑法应对

风险社会是网络犯罪治理面临的新背景,基于网络空间存在虚拟状态不稳定性和时空流动性的现代型风险,我国网络犯罪刑法治理面临国内立法滞后性和国际规则碎片化的挑战。建议我国在积极主义刑法观指导下通过法益的早期化和公共化、构成要件的革新化,扩大刑法保护圈,从而提高自身治理网络犯罪的能力,并主动参与网络犯罪国际规则的制定和完善。     

风险社会中政府公信与政府治理

风险社会中不断扩散的人为不确定性以及表现在社会结构、制度和关系的复杂、偶然和分裂状态,对政府传统的管理理念与模式提出了严峻挑战。为此,政府应增强其社会风险管理能力,推进社会治理转型。     

数字治理领域的政企合作及风险应对

政企合作下数字治理的必要性体现在政务电子化加速、财政资金和技术短缺、数字化建设和运营治理知识储备不足以及可持续发展等四个方面。各国因数字治理应用项目不同，探索出了各具特色的合作模式，产生了不同的合作效果，并面临着具有共性的风险和挑战。这种风险与挑战具体体现在政企双方的履约风险、政企合作的传导放大风险和内外部网络攻击下的信息风险三个方面。鉴于此，需要在政企合作领域的数字技术选择上注重成熟度和安全性，并加强应用监管。同时，在应对数字治理的复杂性方面达成社会共识，建立数字服务机会均等化目标。     

中国行政管理学领域2011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开题

徐晓林教授:"国家政治安全视角下的互联网虚拟社会风险治理研究"2011年11月26日上午,华中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徐晓林教授任首席专家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国家政治安全视角下的互联网虚拟社会风险治理研究"开题论证会在武汉举行。当前加强和改善互联网虚拟社会管理是我国执政党面临的现实问题和重大挑战,如何识别互联网虚拟社会的潜在风险,对其进行预警防控,是新时期党和政府亟待解决     

风险社会中的城市公共安全应急机制：挑战与变革

风险社会中的不确定性特征构成了现代城市公共安全的主要威胁。风险的不可预测性、知识的不确定性、风险的蔓延性以及人为性成为城市公共安全应急机制的主要挑战。为了应对挑战，应当在治理的理念下，从风险沟通、资源整合、应急决策、主体联动、安全管理等五个方面对城市公共安全应急机制进行变革。     

完善针对社会安全风险新特点的精准防控策略

近年来，社会安全风险呈现出风险破坏性和影响性增强、风险隐匿突发性增强、风险快速扩散性增强、不同社会安全风险之间互动性增强等一系列新特点。全面感知与精准防控社会安全风险，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形成多元主体齐抓共管的良好格局，构建灵活高效的治理机制，完善闭环管控的法治体系，提升精准防控社会安全风险技术手段的现代化水平，建设一体化社会安全风险防控平台。     

习近平关于风险防范重要论述探析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然要进行许多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习近平关于风险防范的重要论述明确指出当前我们要着重防范化解政治、意识形态、经济、自然、社会、外部环境等领域重大风险,明确了中国共产党面临着什么样的风险,科学回答了如何抵御风险这一重大问题。习近平关于风险防范的重要论述集中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的运用,体现了独特的思维方法。习近平关于风险防范的重要论述,是对马克思主义风险理论和西方风险社会理论的继承和发扬,对于当前我们抵御防范重大风险具有很强的理论指导性。     

“双重风险社会”中公共治理的困境与重塑

当前中国社会正处在社会转型和现代化的关键时期,面临着源自于现代性本身和社会转型所带来的＂双重风险社会＂的挑战,传统公共治理机制陷入治理失灵的困境。为了回应这一重大态势,必须建立起一种包括政府、社会、企业乃至公民个人等所有利益相关者共同参与的网络状治理机制,才能更好地规避风险、增进公共福祉,从真正意义上推进我国和谐社会的构建。     

“风险治理悖论”下的国家自主性审视

风险社会理论揭示了现代国家在风险治理中的矛盾性面貌:国家一方面是公共风险的治理主体,另一方面又大量地制造风险、权势性地分配风险、有组织地逃脱风险责任。这种风险治理领域的国家失灵状态,即为"风险治理悖论"。就中国而言,风险治理的"国家依赖"明显,国家自主性选择失当、能力不足和地方自主性的机会主义、反向侵蚀等问题,成为当前国家风险治理所面临的突出困境。通过理性国家的建构寻求风险治理的转型,可期和可行的做法是:更新风险治理理念,构建自我反思型的国家自主性;明确风险治理边界,构建约束平衡型的国家自主性;区分风险治理责任,构建激励相容的地方自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