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建设和平与人的安全保护

冷战后建设和平成为联合国和平行动的中心任务，与此同时，“人的安全”话语开始兴起，因此，需要把人的安全置于建设和平的实践场景中来认识。建设和平的两大支柱——制度建设和经济发展与人的安全的两大核心要素——政治安全和经济安全之间分别存在因果关系。长期以来建设和平被建设国家的任务绑架，具体表现为“自由和平”主导了建设和平，结果是对制度建设关注有余，对经济发展照顾不足；重视了人的政治安全，却忽视了人的经济安全。这样，建设和平的结果是建设了“虚幻的和平”，人的安全表现为“虚幻的安全”。崛起的中国的对外援助和经济活动传播了“发展和平”的和平规范。“发展和平”关照了被“自由和平”轻视的经济发展这一支柱，有利于保护人的经济安全。21世纪建设和平应当是“自由和平”与“发展和平”的结合，是制度建设与经济发展的结合，而人的安全保护则应当是政治安全与经济安全的结合。这可能才是建设持久和平之道。     

新时期东盟地区安全挑战与前景－对东盟“合作安全”的再思考

世纪之交 ,国际安全形势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经济活动的全球化、国家间的相互依存关系的深化以及新技术革命的浪潮 ,使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的主流 ,人们普遍认为“综合安全”已经成为国际安全的主要形式。东南亚作为世界上相对稳定的地区之一 ,和平与发展一直是这一地区的主流 ,而冷战结束导致美国收缩其在东南亚地区的军事力量后 ,这一地区的安全面临着很大的不确定性 ,影响地区安全的因素日益增多 ,东南亚国家普遍面临着一系列的安全挑战 :如民主与政治稳定、东南亚金融危机冲击、军备竞赛以及最近的“9 1 1”事件后的恐怖主义等都严重恶化…     

东亚区域合作的现状、问题和前景

近年来，随着经济全球化、区域一体化进程的日益加快，东亚各国从经济利益和国家安全考虑，以务实的态度，积极开展政治、经济、安全等诸领域的多边对话与合作，区域合作呈现出方兴未艾的态势。东亚区域合作的不断加强和日益深化，不仅有利于东亚地区的和平稳定与繁荣，而且对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也将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东亚和平与安全面临的挑战（在第二次新世纪中日亚洲形势与和平问题座谈会上的发言）

当今世界三个经济共同体，北美、欧洲和东亚，其中东亚经济最为活跃和富有生气。中国与日本是东亚大经济体的骨干力量，东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不但对中日两国的国家安全与经济发展至关重要，对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经济繁荣也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与宿敌为友：国家间和解的政治经济学

和解是国家间关系中一种典型的、然而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没有得到足够重视的国家间互动形式。与和平不同,和解是发生在那些有严重历史恩怨的“宿敌”或“世仇”国家之间,它不单单是物质层面上的冲突解决,更涉及民族心理和精神创伤的愈合,是一个从冷和平走向暖和平、从不稳定和平走向稳固和平的长期过程。目前,学术界既有的关于国家间和解的研究描述多于诠释、案例多于理论,存在着忽视和解的阶段性特征、割裂政治与经济的关联性逻辑等缺陷。国家间和解的发生本质上是一种政治行为,它或是等级制作用的结果,或是在面临较为强烈的安全关切下,国家在维护国内政治合法性与国家安全之间作出的一种平衡。国家间和解的巩固与深化本质是一个将和平制度化的过程,它涉及三个密不可分、又相互递进的机制：从承认(对历史事实的再确认)到补偿(对非正义的弥补和纠正),再到融合(多层次的社会融合与交流机制),是在内力与外力、政治与经济等多重复杂因素互动作用下的结果。国家间和解的实现会带来广泛而又深远的影响,能够显著地改变国家内部的政治经济生态,又能够获得超越双边关系的意义,不仅有助于推动国家与地区和平的深化,而且也是推动地区经济一体化的重要力量。     

亚洲的安全困境与亚洲集体安全体系建设

亚洲区域缺少涵盖整个亚洲地区的集体安全体系是导致这个区域时常出现不安全状态的根本原因，特别是中国逐渐崛起，美国日渐衰弱，成为（或被认为）亚洲区域的不安全因素。要实现亚洲的长久和平，亚洲需要一个包括中国、美国和众多亚洲中小国家在内的多边集体安全体系，而不是如目前东盟或东盟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安全对话这种次区域合作机制，也不是某些人的所谓中美G2机制．更不是冷战产物美日、美韩式的安全同盟。这个体系必须是包括安全、经贸、政治和外交等多方面有利于所有成员国的体系．其中虽难免存在大国主导权之争，但这种竞争不仅要受到大国之间互相制约，同时要受到众多中小国家的集体制约。     

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的过程及战略意图

日本老牌保守政党自民党谋求解禁"集体自卫权"和修改"和平宪法"由来已久。安倍上台伊始,就逐步将修改宪法解释允许行使集体自卫权变成内阁决议案。"日本安全保障法"的生效,意味着日本自卫队赴海外可随机行使集体自卫权,以武力攻击形式维护和保障本国安全或同盟国的安全。为了恢复日本因二战中侵略他国而"丧失"的部分国家对外职能,谋求废除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安倍等保守派政要力图通过行使"集体自卫权"达到修改宪法第九条、使日本成为拥有军队和交战权的"正常国家",最终谋求政治军事大国的目的。可以说,解禁集体自卫权是战后日本国家安全战略的质变,已对东亚和平稳定与安全环境带来了深刻的负面影响。     

战后日本国家战略演进及岸田内阁战略走向

二战后日本不得不放弃武力扩张的国家战略,但伴随形势变化,日本不同当政者的治国方略则不相同。围绕是维护宪法、优先发展经济、重视国际协调,还是修改宪法、增强军事力量、成为政治军事大国等,存在两种不同国家战略倾向。其背后则是两种不同的历史观。战后,日本在《日本国宪法》下走和平发展道路,经济、科技取得令世界瞩目的成就,但外交则受制于美国而缺乏自主性。日本成为经济大国后,开始借助美国,努力成为亚洲领导国家和联合国常任理事国,而非所谓摆脱美国的"正常国家"。21世纪以来,安倍晋三的国家战略目标是对内推动修宪,使日本成为"能战国家";对外构筑"自由开放的印太",制衡中国。菅义伟内阁继承了安倍的国家战略。岸田文雄执政后在延续同一国家战略的同时,会展现何种特色,值得关注。     

从管理冲突到管理和平——联合国维和行动与冲突后国家的安全治理

国家内部武装冲突占据了当今世界武装冲突的大半,冲突后如何对这些国家进行安全治理,不仅关系到冲突国本身的安全,也关系到地区乃至全球的安全。联合国维和行动作为全球安全治理的一项重要活动,在冲突后国家进行着维护和平与建设和平的任务。维和行动从最早的管理国家间冲突,到管理国家内部冲突和人的安全,直到今天发展成为管理冲突后国家的全面建设与和平。然而理论上的发展在战略和实施层面出现断层,维和人员承担了越来越多的建设和平任务,效果却不佳。从联合国在非洲(尤其是在南苏丹)的维和行动可以看出,在维护和平方面的成就远远大于建设和平方面的成就。维和行动中存在着三个深刻的悖论(维和行动的局限、联合国的性质与其能力的局限以及其他行为体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关系),影响着维和行动的有效实施。要想更有效地参与冲突后国家的安全治理,联合国应成为和平进程的帮助者而不是干预者,注重东道国的主导作用。与此同时,还要处理好几个关系,包括国家安全与人的安全、维持和平与建设和平、联合国与其他行为体的关系等。     

政治安全的内容及在国家安全体系中的地位

国家政治安全在内容构成上包括国家政治思想安全、国家政治制度安全、国家政治活动安全三个部分。包括国家政治权力归属在内的"权属问题"是国家安全的根本问题,"国家权属安全"是国家政治安全的核心。在内含"人民主权"观念的社会主义国体中,政治安全最核心的内容是全体国民政治权利的安全。在国家政治制度和国家政治思想不适应社会发展和国民需要时,特别是在国民具有变革现存政治制度和政治思想的普遍要求时,政治变革便成为国家政治安全和整个国家安全的重要条件和保障,从而也成为国家政治安全和整个国家安全的重要内容和构成要素。虽说政治安全是国家安全的本质,经济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基础,但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条件下,只有国民安全才是国家安全及其所包括的政治安全的核心,是包括政治安全活动在内的一切国家安全活动的根本目的。     

日本对东盟外交的回顾与展望

曾有人形象地把东南亚比做日本的“后院”，确有一定道理。但时过境迁，国际与地区的经济、政治与安全环境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东盟一体化的进展以及中国地位的提升，改变了原有地区政治格局与经济力量的对比。战后日本对东盟外交有其独特的优势，但面对新情况，也存在诸多不利因素。对东盟外交的成败，关系日本政治大国目标的实现。而日本地区战略的调整也将导致日本与东盟以及东亚其他国家形成新的互动关系。     

小泉内阁的政策取向与中日关系的前景

小泉内阁对内对外政策取向，重视日美同盟关系，意欲修改和平宪法，要正式参拜靖国神社等言行主张，无疑给东北亚地区国际政治发展，尤其对中日关系的未来前景增添了新的不安和不确定性因素。中国面对的是一个要做 “正常国家”却又不愿承认和清算侵略历史的日本，一个经济上强大、政治作用也不断扩大的日本。要在警惕和阻止日本的政治右倾化和军国主义化倾向的同时，发展同日本的双边关系。     

概论国家经济安全问题

经济安全问题伴随着主权国家的诞生而产生。随着冷战的结束, 尤其是以“和平、发 展、合作”为时代主题的今天, 国家安全与传统意义上的战争与和平关联度减弱, 与稳定和发展休 戚相关。经济全球化又使一国经济安全与世界经济发展和稳定密不可分, 经济安全在国家安全中 的地位上升, 内涵扩大, 环境复杂, 威胁多样, 风险加大。保障经济安全必须从国内和国外两条战线 着手, 但经济安全的基础在国内, 保障重心在国内。     

亚洲的安全与中国的责任

正谈到亚洲,最受瞩目的是亚洲的经济活力,亚洲几乎成为"经济奇迹"的代名词。同时,也有舆论认为亚洲国家经济联系紧密,但政治关系冷淡,不稳定、不安全的因素增多。如何看待亚洲的安全形势?亚洲究竟是安全的,还是不安全的?毋庸置疑,冷战后的亚洲基本保持了和平和稳定,没有发生大规模冲突。这为亚洲国家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聚精会神搞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也带动了地区国家间关系大幅改善。当前,亚洲区域合作方兴未艾,自贸区建设、互联互通等重要领域合作不断迈出新的步伐,经济一体化持续     

发展相互信任防止国际危机

发展相互信任防止国际危机郑剑国际危机是对国家间关系起破坏性作用的国际政治现象。在和平与发展已成为世界的主题，绝大多数国家都把经济建设作为国家的头号使命的今天，维护国家间友好合作关系，防止危机发生，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而发展国家间相互信任关系，则是...     

“战略互惠关系”与日本的国家战略选择

中日之间基于政治、经济、安全和文化交流的合作与发展，终于催生出“战略互惠关系”。然而，由于日本追求“国家正常化”的战略选择和右翼势力对中国和平发展的误读，中日关系将会沿着合作与斗争交织的曲折道路向前发展。     

国际安全问题国内化与国内安全问题国际化研究

冷战结束以来,国际安全问题与国内安全问题相互转化与相互影响问题凸显,其主要特点是:相互转化的速度加快,范围更大,涉及的领域也更为广泛;更易于发生在地理上毗邻,经济发展水平、政治经济体制、文化与意识形态相近的国家之间;往往会产生影响持续扩大的"蝴蝶效应";其产生的影响和后果具有因国家而异的非线性特征。国际安全问题与国内安全问题相互转化的传导机制包括:经济全球化迅速发展背景下的经济传导机制;少数大国对于国际事务进行干涉与插手而形成的政治传导机制;基于数字技术、网络技术、移动技术迅速发展而形成的信息传导机制;示范效应机制等。国际安全问题国内化与国内安全问题国际化对于中国国家安全构成了严峻挑战,对此,中国应当建立有限的而不是无限的目标,确定国家安全问题领域应当关注的重点和优先次序,并建立科学的预警机制。     

全球经济安全问题综述

经济全球化,使资源与市场的争夺日趋白热化,国家经济安全风险加大,保障经济安全问题凸显。许多国家开始重新思考和权衡经济安全与军事、政治安全之间的关系,提升经济安全在国家安全大战略中的地位,并从国内外两条战线保障经济安全。一、经济安全涵义的界定国际上,对经济安全①在国家安全战略中的重要位置已有明确定位,但尚未对经济安全涵义形成一致的认识。这是因为不同国家对经济安全的界定往往受不同国情、不同国家战略目标所制约。即使同一国家,也因不同时期、不同环境、不同发展阶段的影响,而不断改变对经济安全的看法。美国坚持在自由…     

红海地区安全治理的现实困境与路径选择

近年来，红海地区安全治理面临日益严峻的挑战。安全治理问题呈现新特点且日益复杂化，体现在红海地区“军事化”趋势加剧、域内外国家地缘竞争激烈，以及传统安全威胁和恐怖主义、难民、非法移民、海盗和海上犯罪等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等方面。红海国家国内政治转型动荡、自身海洋治理能力不足、地区国家间的重重矛盾、地区地缘政治竞争加剧等是导致地区安全治理陷入困境的主要因素。在此背景下，美国、欧盟、非盟、伊加特和阿拉伯国家等各方力量探寻出台各自主导的红海地区安全治理方案，但都有其局限性。基于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红海地区安全治理的路径应从以下方面着手：推动地区和国家内部由乱向治；促进地区国家发展，以发展促安全；建立包容性安全合作机制，构建红海地区安全共同体，把红海建成和平、合作、和谐之海。     

东盟与亚太安全共同体建设的路径选择

地区安全共同体具有自身的社会学和政治学意涵,体现出地区各国在促进共同体建构的安全意识以及共同安全理念的进化历程和结果,表现为地区国家间对安全议题和环境上的高度认同感,并塑造了相互间友好和平的关系。东盟安全共同体建设是与政治共同体结合在一起的,是以一系列的政策文件为指导,建立了一系列的地区多边安全合作机制,对促进地区稳定与安全发挥了相当独特的作用。然而,东盟安全共同体建设的政策措施和原则的局限性影响了东亚和亚太安全共同体建设进程,使之仍停留在相当初级的建构阶段,未能对增进地区发展与繁荣提供足够有效的和平红利。中国要打造周边命运共同体,只有在继承和创新和平外交理念的过程中,在多方面采取理性而积极的外交政策和倡议,与包括东盟在内的其他行为体共同建构起亚太可持续安全共同体,才能塑造总体有利的周边安全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