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现代公共管理的宪政基础

作为一种依据宪法来治理国家的政治过程和政治形态,宪政与公共管理具有共同的价值取向和目标诉求。公共管理的宪政基础是对公共管理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的一种基础性的理性回应,是现实公共管理公共性和服务性的根本准则。一个成熟运转的现代公共管理必然是以高效率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来体现公民权力意志在现实领域的落实,以保证公共管理机器不至于偏离社会福祉太远。     

宪政视阈下的公共管理模式创新

宪政是现代国家运用宪法管理国家的政治制度,具有权利保障原则、权力制约原则以及法治原则。从我国目前的现状来看,宪政基本原则与现代公共管理之间存在一系列的矛盾和冲突,并由此构成了公共管理模式创新的内在张力。在宪政的视阈下,公共管理需要同时强调效率、价值和宪政支持的模式,既有政治的价值,同时管理又具备足够的能力,还有来自宪政的权力支持,从而形成一种相对合理的"效率优先-均等共享-宪政支持"公共管理模式。     

公共产品分享权利及其法律保障

基于国家提供公共产品的目的,公共产品的分享最终可归结为满足公民的生存需要和发展需要,并以此界分出生存性权利与发展性权利。由于需求主体与供给主体的特殊结构,公共产品分享权利与传统意义上的法律权利相比,体现为一种非对称的权利义务关系,其可诉性较弱,司法诉讼并非其权利保障的唯一路径,议案、听证、信访等制度对于公共产品分享权利的保障同样具有现实意义。     

论国家义务的理论渊源:现代公共性理论

本文基于现代公共性理论的基本特质,阐释了公共交往是联结公民与公民伦理概念的基本向度,公民伦理是法治国社会正义基本观念的核心,它是构建国家义务坚实的伦理基础;公共领域是现代宪政的社会根基,它在民主、法治和人权三方面实践着宪政理想;哈贝马斯的沟通理论、商谈民主为民主宪政体制生成规范性证立方案,为构建国家义务预设了宪政设计思路;现代公共性理论特有的开放性特质,则是诠释国家义务成因的深层动力基础。     

公共成本对权利观念与宪政理论重构的影响

＂权利的成本＂理论从＂权利依赖于税＂这一常识出发,立足于权利的可行性,厘清了传统权利观念的种种误解。法律权利的实现需要公共成本负担,因而消极权利和积极权利两分法并不适当,一切权利都是积极权利,都需要政府的积极保护。公共资源有限,权利的实现需要平衡,因此具有相对性,而非常见的绝对性。这也论证了权利与责任的内在一致性,提倡从权利话语到责任话语的重构。个人自由在本质上依靠社会合作与政府行动,私人权利也具有公共属性和促进社会整合的功能。这超越了权力与权利的零和博弈,从一个新的角度为面临危机的自由主义宪政体制做出了论证。但在中国独特的语境下,应注意保持这一理论作为自由宣言书的底色,避免其沦为行政擅权的辩护词。同时应正视税收对宪政的促进作用并完善公共预算改革。     

美、德、日实施宪法公共利益条款之比较研究

公共利益问题是各国宪法普遍关注的问题.早在200多年前,美国就将"公共使用"条款写入宪法修正案,德国、日本也分别在各自的宪法中规定了"公共福利"和"公共福祉"等内容.宪政理论与实践证明,公共利益条款的实施并非单纯的法治过程,它总是与本国具体的社会经济制度相联.由于美、德、日三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存在一定差异性,因而,这些国家关于宪法公共利益条款的实施情况也不尽相同.研究发达国家公共利益条款运行的宪政模式,对于我国实践宪法公共利益原则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宪政视角下的公共财政的法律特征

公共财政不仅是国家为了满足社会的公共需要而从事的一种经济收支活动，而且是宪法的重要内容，体现了国家和个人之间的财产关系、国家权力与个体权利之间的张力。从宪政视角考察其法律特征，民主性是公共财政的逻辑起点，法治性是其形式要求，公共性是其终极价值。     

法与非政治公共领域的交互同构关系剖析

非政治公共领域是介于政治公共领域和私域之间的社会中间领域,具有非政治性、公共性、契约性、非营利性等特征。它本质上蕴涵了人们为之努力了数百年的宪政理想,是消解现阶段统治的合法性危机、实现善治的最佳选择。法与非政治公共领域之间是一种交互同构的关系,二者互为条件、交相促进。正是在二者交互同构的过程中,社会结构不断地发生着变迁。但目前我国有关非政治公共领域的立法明显滞后,现有的法律体系与非政治公共领域的现实需求严重不协调。因此亟需制定与宪政总要求相一致的、完备的、以保障公民的权利与自由为出发点,以对行政机构的权力实行制约为中心的非政治公共领域的法律体系,从而使非政治公共领域成为建构未来中国社会良性结构的逻辑起点。     

“需要国家干预说”的法哲学分析

“需要国家干预说”是 20世纪中国经济法学最重要的学说之一。有限理性假设、国家适度干预、经济民主、社会公平、经济法治是其基本的法哲学叙事立场。国家是干预需要的满足者,“需要”是通过干预重建经济自由秩序的法律理由。国家超越市场利益关系对经济进行干预调节,国家干预由此构成经济法的基本哲学范畴与法理标志。经济宪政哲学是国家干预经济的法哲学进路,通过经济民主机制设定的干预才能避免经济专制,国家与社会成员共同分享经济权力才能保障干预的社会性与民主性,干预的达成并非一定为了公共,公共中的个体主义是结成公共的价值指引。     

我国私有财产权的宪法成本

宪法之所以承认并保护私人财产所有权,是因为私人财产作为一种增进社会财富和满足社会需要的工具,有其自身存在的价值。宪政实践的关键,是在限制公共权力和保障公民权利,二者之间寻求一个“临界点”,实现二者的平衡。一部宪法的制定或者对已有宪法的修改,意味着二者之间达到了一种新的平衡。在此,我们把私有财产权的宪法成本这一问题提出来,以求对其进行更深层的探讨。一、宪法成本的涵义从宪法存在的第一天起,它就应当时时面对着社会的需求并作出回答。在宪政过程中,宪政向社会提供各种符合宪政精神的“产品”,国家和社会主体必须要支付一…     

Economic constitutionalism: Path for state to intervene in the economy

Constitutional agreement and support is a necessity to a legitimate collective economic action. The purpose of economic constitutionalism is to determine the due process of government economic actions. Economic constitutionalism can provide a set of constitutional economic commands for the social economic actions. It is a path that allows the state to intervene in the economy. Under the structure of economic constitutionalism, liberty and intervention can be balanced. Only the intervention defined and established by an economic democratic mechanism can avoid economic autocracy. The share of economic powers by both the state and the social members can safeguard the social and democratic nature of intervention. Intervention is not always accompanied by the public, and the public is not inevitably superior to individuals. Individualism in the public is the value guide to form the public.     

挪用公款罪法律适用研究

挪用公款罪的对象包括公款和特定公物 ,其中 ,公款具体包括五种 ,特定公物除法定七种外 ,还包括“社会捐助公益事业”的物资。关于“挪用公款给私有公司、私有企业使用 ,属于归个人使用”的司法解释 ,既混淆了“单位”与“个人”的概念 ,又与其他相关司法解释精神不相一致。对于“挪用公款数额巨大不退还的”行为性质 ,应根据行为人在使用公款时有无造成公款在客观上不能退还的主观心态来具体加以认定。     

建立统一公法学的时代意义——兼答“统一公法学”可能遭遇的质疑

建立统一公法学,既契合了特定的时代背景,更将产生重大的时代意义。建立统一公法学的时代背景:一是权力分立的铁律被突破,权力交叉的趋势在加强;二是国家社会一体化解体,社会公权力快速成长;三是学科的细化在加剧,学科的综合在并进。建立统一公法学的时代意义:一是有利于提炼规范国家公权力的基本规律,完善对公权力的整体调整;二是有利于研究公法面临的新问题,克服传统公法学研究的盲点;三是有利于加强公法基础理论研究,完善公法学科体系。建立统一公法学,并非否定权力分立的宪政原则,并非为了部门公法学的自身利益,并不违背学科发展的基本趋势。     

宪政基因概论——英美宪政生成路径的启示

宪政基因是具有历史传承性的 ,能够引起宪政产生并决定其性质与发展方向的基本的社会因素。英美宪政之所以能率先生成并成为其他国家的学习典范 ,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是英美社会中较早地生成了个人权利诉求、政治权力多元和法律至上的宪政基因。这些基因是宪政产生及发展的原始动力 ,体现为宪法中的人民主权、基本人权、分权与制衡以及法治等原则。缺乏宪政基因的东方国家 ,最重要的是在社会上有意识地移植和培养这种基因 ,否则即使制定了宪法 ,也未必能够很好地实施。     

"两个人权公约"与我国人权宪政体制的整合

加入"两个人权公约"使我国面临着人权宪政体制与"两个人权公约"的整合问题.在人权宪政理念上,需要对关于人权的传统主流观念重新审视;在人权宪政规范上,以加入"两个人权公约"为契机,修正我国宪法公民基本权利的某些条款,重构我国的人权宪政体制;在人权宪政的运作上,对两个人权公约采取保留、克减措施,发挥我国宪法解释机制的功能,同时,以宪法的司法化为前提,以"两个人权公约"作为我国司法审判的直接依据并建立宪法判例制度.可以预见,21世纪经济全球化趋势必将促进我国宪政人权制度国际化的进一步发展.     

共和精神与宪政中国

共和主义是西方宪政理论的重要渊源之一,共和传统是西方宪政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共和精神与当代宪政理论之间至少存在法治原则的推崇、权力制约的强调与公共利益的彰显三重契合。共和精神是宪政中国建设的重要精神指引,其中,天下为公是宪政中国之情感凝聚纽带,和谐均衡是宪政中国之构建运作理念。     

公益诉讼社会功能论

公益诉讼的社会功能，决定了它能否成功实现制度的变迁、达致制度良好运作的总体成效。相较于以调整个人之间利害冲突为基本对象的传统民事诉讼，公益诉讼不仅具有纠纷解决、实体权利保护、不当行为纠正等基本的诉讼功能，而且基于其特有的目标、结构和运行机制，还具有形成社会公共政策、创设或扩展权利、制约公权以及促进社会变革这四大特殊功能。     

Civil Society and the Re-imagination of European Constitutionalism

Abstract: The twin concepts of constitutionalism and democracy, which offer a complex template for the structural organisation of a polity, can be understood in terms of a dialectic of complementary but competing values, values represented by responsiveness to an existing order and innovation towards a potentially new order. Recognising this necessarily dynamic relationship, an essentialist reading of a constitutionalisation of the demos is abandoned, and an examination of the extent to which the dialectic can credibly or legitimately be played out in a supranational ‘community’ and in the context of an emerging transnational civil society can be undertaken. Rather than seeking credibility or legitimacy through the rationalisation of a community by an ethical consensus as in some forms of republicanism and communitarianism, the dialectic opens up the norms and boundaries of the polity and leads to an understanding of the ‘community’ in less rigid and more diffuse, even plural, terms. Once understood in this way the possibility emerges for legitimacy to be pursued through a public sphere enlarged by a context‐transcending constitutional discourse mediated by transnational civil society. Alternatively the normative ‘openness’ of the polity might be prioritised and with it the uncertainty/fluidity of the constitutional arrangement itself; in this way the legitimate pursuit of constitutionalism is understood in terms of a never‐ending agonistic struggle or experimental practice.     

比例原则的理论基础探析——以宪政哲学与公法精神为视角

比例原则不是凭空而来的,其产生、发展都离不开一定的文化传统背景。作为一个公法上的原则,由于其探讨的是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关系,而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的关系是宪政哲学乃至公法哲学的基础,因此,比例原则是立基于宪政基础之上的。此外,在现代公法体系中,法治原则、宪政思想的确立及人性尊严、基本权利保护的确立,成为现代公法精神的载体,是公法追求的内在价值,这些也为比例原则提供了坚实的法精神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