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中国商法学之大势

<正> 中国古代社会,不存在近现代意义上私法性质的商法,也不存在以其为研究对象的商法学。中国商法孕育于十九世纪下半叶中国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巨大历史性跃迁的进程之中。二十世纪初期大规模的法律改革运动,使商法成为了中国社会经济现代化之法制基础的重要组成部分。以此为契机,中国商法学应运而生。在近百年的历史发展中,中国商法学,     

比较法学与近现代中国法制之命运

近现代中国法制以法律比较为起点,并通过法律比较而发展。近现代中国法制发展曲折徘徊之时,也是比较法学低谷沉默之时。近现代中国法制的建设与发展、法学的复兴与繁荣,都是循着法律比较的途径,并在比较法学的基础上进行的。法律比较对于一国法制建设具有不可或缺性,可以说比较法学与近现代中国法制建设是共命运的。     

论中国现代法学学术之开端 ——以研究机关和研究学人为衡量标准

现代法学在中国的诞生，是建立在清末民初四五十年的法科教育基础上的。但是，法律教育并不等于法学研究，清末一系列的学堂和民初的法政专门学校，都是以实务为倾向，着力于培养政治人才和司法官吏，无法也不可能担负起寄养现代法学学术的重任。处身20 世纪的世界学术格局中，中国现代法学的诞生须立于两个基础之上，一是要有现代的大学或者学术研究机关，一是要有中国的受过西方法学学术训练的学者以法学为业研治学术。1917 年的北大改革，为法学的诞生提供了一个研究的环境；20 世纪20 年代一批留学生的回国任教，为法学的诞生提供了智识基础。也就是在这段时期，现代法学在中国才落地生根。     

中国法学教育观察

<正> 一、大学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 (一)导言 在中国与西方国家,大学法学教育职能的差别是显而易见的。自1949年以来,中国法学教育一直与法律职业相分离:未经大学法律教育而担任法官、检察官、律师,历来是极为普遍的情况。相反,在西方国家,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有不解之缘,法学教育是从事法律职业的必经之路,法律职业的共同体只对那些具有同一教育背景的人开放门户。法律职业人士的专业化是西方法律至今仍然保留的最为重要的传统特征之一。如此巨大的差异包含着一些值得思考的问题:西方法律如何形成了法学教育和法律职业的传统联系?中国近代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的关系如何?哪些原因促成了中国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的分离?这种分离对中国当代     

新世纪献词

在这辞旧迎新的世纪之交，回眸２０世纪的中国法学，可谓几度暖春，几度严冬，风雨百年。展望２１世纪的中国法学，将是机遇和挑战并存，创新与守旧交织，任重道远。 刚刚离去的世纪是现代法学在中国开端与发展的世纪。法学，作为一种认知活动在中国源远流长，至少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但是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特别是与民主法治紧密相连的学科，则是近代以来的事情。２０世纪初，现代意义的中国法学在专制与民主、人治与法治、愚昧与科学的夹缝中萌生，由于中国大地缺少民主、法治、理性的丰富资源，使得中国法学先天不足，发育不良，…     

我国法学现代性话语的内在纠缠

当代中国社会转型中的主导性法学意识形态是现代性话语。我国法学的现代性话语中包含着传统与现代、中国性与西方性、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革命与改良等诸多方面的内在纠缠关系。评析法学理论和实践中的革命主义、法律的工具主义、法律意识形态中的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纠缠，对清醒认识我国现代法学态势至关重要。     

中国近代法律教育与中国近代法学

本文结合中国近代法律变革的宏观背景 ,通过对中国近代法律教育的起步、成长过程 ,中国近代法律教育的内涵、基本特征以及在促进中国近代法学诞生与发展中的作用的论述 ,阐述了法律教育对于中国法律人才的养成、法学著作 (包括译著 )的出版 ,法学刊物的面世 ,近代各个法学学科的诞生的重要意义 ,并对改革中国现代法律教育提出了建议。     

法学家的力量——评西方法学家对法制发展的贡献

西方法制历史悠长,法学家层出不穷。从古代的罗马到近现代的英、美、法、德,几乎每一个时代都诞生了非常出色的法学名家。他们潜心钻研,努力创新,在法学研究领域所付出的汗水,为西方法学和法制的发展铺垫了基础,提供了动力,也给中国的法学研究者以深深的启迪。当代中国正处于法制发展的重要时期,也应重视法学家的作用和力量。     

法律多元论:轨迹、困境与出路

现代法律多元论是“法的社会科学研究”反叛传统西方法学的产物,同时也是各领域学者对法律现代性反思的结果,它经过近百年的发展,至今已形成颇具影响力的一套话语.晚近法律多元论繁荣发展的背后暗藏着三重困境:即“整合”、“定位”以及“划界”问题.此三重困境来源于“法学”和“社会学科”两种主导研究路径之间的彼此割裂,限制着法律多元论在理论和实践上的潜力,而由此产生的诸问题仍未得到充分重视和讨论.     

重建,还是创建?——中国近、现代法理学史之学科建设定位

随着新世纪的即将到来,法学界格外热情地探讨即将逝去的２０世纪中国法学的发展轨迹,展望２１世纪中国法学发展的应然逻辑。这其中主要是法理学界对中国近、现代法学史特别是法理学史的回顾与反思。随着探讨的逐渐深化,逻辑地要求对中国近、现代法理学史进行学科化的梳理、总结与建设。那么,这一建设应定位为什么？一、问题的逐步申论：应重视中国近、现代法理学史的研究１９９８年秋,在南京召开的一次法学学术讨论会上,公丕祥教授提出：像在其他学术领域一样,在我国法学领域,也存在着中国法学学术史的重建问题。针对此,我在当时指…     

目的财产学说对我国宗教财产立法的影响与实践

目的财产学说,兼具解释与建构的价值。在我国民事法制现代化的历史和现实中,宗教财产立法都没有能够摆脱目的财产学说的影响。在民初的近代私法转型中,目的财产说成为屡次寺庙财产立法的主流学说。在当前的宗教财产立法中,《民法通则》所规定的社会团体(宗教团体)所有说已经被《物权法》和《宗教事务条例》所抛弃。《物权法》对宗教财产规制的策略性回避立场,为对宗教财产法制的整体反思与建构提供了充分的时间和空间。《宗教事务条例》开创的宗教财产的法制正在沿着目的财产学说的轨迹运动。     

China’s rule of law in the globalization era

Globalization of the economy, public affairs, human rights, environmental issues and laws indicate the developing tendency of human beings and society, and this has a great influence on the third reform of Chinese law in many aspects. Upon its entrance into the WTO, China carried out a large-scale clarification and amendment of its laws and regulations, and incorporated itself into the global governance structure. This marks the beginning of the third legal reform in the country. This reform includes the reform of the political and legal system, restructuring of the legal system, and evolution of the real meaning of law. In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law, the fundamental nature of modern, global and human civilization, and the legal profession will penetrate much more into the whole Chinese law and its operation.     

知识产权法的制度创新本质与知识创新目标

创新是知识产权法的历史过程与时代使命。知识产权法的创新意义,表现在其本身的制度创新与所追求的知识创新两个方面。知识产权法产生、变革和发展的历史,即为科技、文化创新与法律制度创新相互作用、相互促进的历史。理想的知识产权制度应是持续激励创新的制度,也是自身不断创新的制度。现代知识产权法存在可能发生的"制度风险",影响或制约着创新发展目标的实现。国家与社会事务的管理者具有"政治企业家"的角色担当,作为创新制度的最大供给者,应在知识产权法的主体意识层面、制度设计层面以及社会运行层面作出理性反思和积极应对。     

比较法在近代中国

比较法是近代西方法律文化的产物,自19世纪中期以来开始在中国传播。汉字的比较法(比较法学)一词是20世纪初年从日本传入中国的。一批著名的学者和论著对中国的比较法学科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由于受到国内立法政策和研究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因此近代中国的比较法也具有自己的鲜明的特征。     

中华法系的百年历史叙事

回顾中国现代法学的世纪历程,中华法系的历史叙事主要在进化论、民族论和法治论三种语境中展开。不同语境中的法史学者,通过将中华法系与其他法系相比较,揭示出了彼此有别的中华法系之历史面貌。在进化论语境中,中华法系因其古.老而落后,丧失了型构现实生活秩序的生命力,需整体性地予以批判和否定。在民族论语境中,中华法系因其系统性、连续性和民族性而独具特色,整理、发掘、重述其历史谱系,既有助于增强民族文化自信力,也为重建“新中华法系”提供了重要的精神前提。在法治论语境中,中华法系以其“治乱之道”和“良法善治”的血缘伦理身份内涵表明,在前现代社会中法律不可能获得型构社会生活秩序的权威地位。法制现代化是不同语境下中华法系之历史叙事的共同追求,中华法系研究的百年学术史,实质上是一部追求法治文明的中国现代精神史。     

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定义

我们要从科技意识形态出发,去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它不应当仅仅是主观任意的“部门法体系”而已。它是既有内在逻辑关系又有相对独立的各个部分间构成的系统,即我国的立法体制、现行的规范性法律文件体系和部门法体系的总称。这个法律体系应该既具有世界范围的法律体系的一般性,又具有突出的中国特色:一元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性和重在控权性。它生成于后现代,必须适应多元社会和全球经济一体化及科技时代的需要。它是中国法制传统与后现代法文化相融合的集中表现。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缺陷与现代法治理念的建构

中国经历了2000多年的封建社会,在封建专制统治和封建传统文化的影响下,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根深蒂固并暴露出诸多缺陷,严重制约着我国实现法制现代化和建设法治国家的进程。克服传统法律文化的弊端,建构现代法治理念,对我国实现法制现代化和建设法治国家有着重要意义。     

行政主体的义务范畴研究

行政主体的义务范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行政法学理论问题,在现代法治政府之下政府行政系统的责任越来越突出,“责任政府”概念也成了政治学、行政法以及行政法学解释相关问题的基本概念。在责任政府这一现代理论的指导下,行政主体对公民、社会、国家承担义务就自然而然地成了行政法治以及行政法理论的核心问题,与之相对应,行政主体义务的基本范畴就成了近年来各国行政法学关注的热点问题。行政主体应具有推行宪法和法律,接受立法和司法监督,改善社会环境和促进社会发展,使国内事务与国际事务接轨等宪法义务;具有为行政相对人提供利益和保护,为行政行为说明理由和承担赔偿责任等行政法义务。     

中国法史学基础问题反思

中国现代法律史学是在传统法律史学和外来法律史学的双重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正确认识中国法律史学的学科性质,对完善这门学科的独立品格,促进这门学科的进一步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运用现代法学理论,特别是运用部门法理论去分析中国传统社会的法史材料,是中国现代法史学研究方法形成和发展的主要标志。但不应简单地用部门法理论、现代法理学的一般概念去比附评论中国传统法史材料,使中国法史学研究带上过分浓厚的现代色彩。应重视法史学研究的学术批评问题,提倡既非庸俗吹捧也非恶意贬低的高水平的独立评论。     

中国大陆刑法学的精神现象：自大、自卑与自强

中国大陆刑法学的精神现象,同时也是中国大陆刑法学的学术心态,是我们应予以正视的一个问题。虽然精神现象或学术心态不是刑法学术的＂本体＂问题,但却直接影响乃至决定着中国大陆刑法学的＂本体＂的现状与前景。自大与自卑是中国大陆刑法学两种对立交错的精神现象,其所带来的是中国大陆刑法学的＂自弱＂。中国大陆刑法学者务实于中国自己的现实问题,并在解决中国自己的现实问题中形成自己的概念、范畴乃至命题,是中国大陆刑法学的＂自强＂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