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技术侦查”与“乔装侦查”——以《刑事诉讼法修正案》为中心的规范分析

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即《刑事诉讼法修正案》),明文规定在《刑事诉讼法》第二编第二章第七节后增加第八节"技术侦查措施"。但是,《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在技术侦查措施的立法技术上采取了"概括授权"的方式,即仅笼统规定侦查机关对于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重大毒品犯罪或者其他严重危害社会的犯罪案件,根据侦查犯罪的需要,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有权采取技术侦查措施,而并未明确列举可采取的技术侦查措施的具体种类和手段。与此相关,《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在"技术侦查措施"这一章节下同时授权公安机关为了查明案情,在必要的时候,经公安机关负责人决定,可以由有关人员隐匿其身份实施侦查,此即"乔装侦查措施"。问题在于,《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在乔装侦查措施的立法技术上同样采取了概括授权的方式,除列举性地规定了作为乔装侦查方式之一的"控制下交付"之外,并未在立法上明文列举乔装侦查措施的具体类型和方式,其结果是造成《刑事诉讼法修正案》中"技术侦查措施"、"乔装侦查措施"等基础概念含义不清、相关法条内容模糊,减损了法条的可操作性,威胁到司法的确定性,可能直接或间接地冲击《刑事诉讼法》保障人权和打击犯罪的终极目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施行在即,上述基础概念的界定问题不解决,司法实务中将无法正确操作《刑事诉讼法修正案》中与"技术侦查措施"和"乔装侦查措施"相关的程序与制度。因此,应运用法律解释的方法对"技术侦查措施"和"乔装侦查措施"这两个基础性概念进行规范解释,勘定"技术侦查措施"和"乔装侦查措施"的合理内涵与外延。     

论我国腐败犯罪特殊侦查措施之完善

腐败犯罪侦查中运用特殊侦查措施是破解腐败犯罪侦查困境、落实《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有关要求、彰显严厉惩治腐败犯罪刑事政策,以及维持人权保障与犯罪控制平衡的需要。2012年我国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增补规定了"技术侦查措施"的有关内容,进步意义显著,但也还存在不足。推进我国腐败犯罪特殊侦查措施的发展完善:一是要认真贯彻实施新《刑事诉讼法》关于技术侦查措施的有关规定;二是要进一步完善腐败犯罪特殊侦查措施立法;三是要健全相关的配套制度。     

检察机关技术侦查立法的几点思考

2012年最高人民检察院根据新刑事诉讼法对《刑事诉讼规则》进行了修订,以一个章节的篇幅,对技术侦查的具体适用进行了规范,提高了检察机关应用技术侦查措施的可操作性。本文从技术侦查的概念、特征、重要意义着手,结合笔者实际工作体会,对于检察机关技术侦查措施立法上存在的不足以及完善提出了笔者自己的意见。     

隐匿身份实施侦查之程序规制——澳门特别行政区“可靠之人”侦查制度之借鉴

中国内地2012年3月修改的《刑事诉讼法》"侦查"一章中,技术侦查措施作为该章第8节被正式写入法典。严格说来,该节中第151条提及的隐匿身份实施侦查措施并不属于技术侦查的范畴,其不依赖技术性手段,更多地体现了秘密性的特点。由于在取证上颇具优势,隐匿身份实施侦查已成为实践中较为常用的一类手段。在葡萄牙和澳门特别行政区的刑事侦查中,与之类似的概念是"可靠之人"侦查,但其与我国内地的技术侦查在适用范围、操作程序及处置方式等方面存在明显的差异。目前,澳门特别行政区与内地尚无刑事司法互助协议,不利于处理跨境犯罪。本文通过对照葡萄牙及澳门特别行政区"可靠之人"侦查的相关立法和实践,希望对完善内地刑事诉讼制度以及促进两地共同有效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有所裨益。     

职务犯罪侦查模式转变的重点问题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及《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强化了检察机关的侦查职能,但也对职务犯罪侦查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为适应这种新格局,应当着重从加强初查工作、重视审讯与案件信息资料的互动、完善侦查一体化机制、完善侦查措施立法等方面推动职务犯罪侦查模式的转变。     

职务犯罪案件技术侦查适用的制度构建

现行《刑事诉讼法》并未将技术侦查列为法定侦查措施,造成了检察机关在职务犯罪案件侦查中采取技术侦查措施于法无据,而职务犯罪案件的特点和贯彻检察工作的整体要求决定了技术侦查在职务犯罪侦查中是必要的。《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和《刑事诉讼法》关于证据形式的立法,为技术侦查的适用提供了可能,技术侦查措施制度的构建包括适用的范围、条件、对象、程序及技术侦查材料的证据力等内容。     

论我国侦查立法体系之完善

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已成为诉讼法学界当前讨论的热点,如何构建一套科学合理的侦查程序也是近来探讨较多的问题。考察域外一些国家刑事诉讼法典中的侦查立法体系,可以借此审视当前我国侦查立法体系所存在的问题。刑事诉讼法再修改时,必须立足于刑事诉讼制度的整体性考虑构建一套科学合理的侦查立法体系。     

刑事诉讼法《修正案》中的隐藏身份实施侦查与控制下交付

刚刚结束的刑事诉讼法修改过程中,侦查程序的主要变动之一就是在"侦查章"增加了第八节"技术侦查措施",对两大类秘密侦查手段进行了立法规范。本文结合新刑事诉讼法的相关条文,对技术侦查之外的第二大类秘密侦查措施——隐匿身份的侦查及控制     

技术侦查与刑事诉讼价值

2012年3月14日,正式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新增了“技术侦查”相关规定,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反对者称技术侦查严重侵犯人权,在刑事诉讼法律层面的规定其实是对这种侦查措施的认可；赞同者认为技术侦查法治化是我国法治进程的一大进步.关于技术侦查的存废,学界已讨论多年,如何正确理解技术侦查与刑事诉讼价值的关系,对于正确规范及适用技术侦查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我国中止侦查制度的构建

侦查程序中的刑事案件经常会因一些障碍导致无法继续侦查行为,而刑事诉讼法并未规定此类情形的应对措施,立法上的空白造成了司法实践中的混乱现象。公安机关多是将此类案件搁置起来,而检察机关则以司法解释的形式规定了中止侦查制度加以应对。这种混乱的局面既影响了案件质量,又存在着司法腐败的隐患,因此,必须通过立法对此类情形的处理明确规定。本文在分析建立中止侦查制度必要性和检察机关中止侦查制度不足之处的基础上,对我国中止侦查制度提出了一些构想。     

新刑事诉讼的技术侦查措施问题研究

高智商的犯罪行为以及现代法治的发展使得技术侦查措施引起了学者们的一致关注。新《刑事诉讼法》对技术侦查措施作了较多的新规定,但是存在的问题仍十分明显。本文阐述了技术侦查措施的概念特征,论述其立法发展,剖析刑诉法对技术侦查措施修改的必要性和意义,分析现行立法的不足之处,结合理论与实践,提出自己的完善意见。     

侦查中的对质

对质是我国刑事诉讼活动中的一种侦查行为,具有很强的程序要求和技术要求。就我国目前情况看,无论是《刑事诉讼法》还是《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的程序规定》都没有对质的立法规定,使得对质成为一种“非正式”的侦查手段。而这样一种非正式侦查手段确常见于侦查实践中。由于立法的缺失,     

对搜查、扣押、冻结等强制性侦查措施检察监督有关问题研究

我国《刑事诉讼法》及有关司法解释对强制性侦查措施的立法规定存在严重不足,缺乏完备的监督制约机制,容易导致权力滥用。在我国现有刑事法律框架内,依据刑事司法权力配置原则,应当建立以检察机关为主导的强制性侦查措施司法审查制度、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和对违法强制性侦查措施行为的惩罚规定,完善刑事相对人的救济途径,以确保强制性侦查措施的规范、公正、高效使用。     

职务犯罪侦查工作如何应对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

新《刑事诉讼法》扩大了证据的类型及证人保护制度、延长了拘传、报捕的时间以及加强拘传和监视居住等强制措施的相关规定,同时修改了有关禁止犯罪嫌疑人强迫"自证其罪"、技术侦查、律师提前介入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等重要环节,这些都对职务犯罪的侦查工作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辩护制度的调整对职务犯罪侦查工作的影响

修改后刑事诉讼法对辩护制度作了较大的修改,对律师"会见难"、"阅卷难"等问题予以解决,明确了律师在刑事诉讼各阶段享有的权利和义务,这些规定对职务犯罪侦查工作带来了重大影响。本文拟从职务犯罪侦查工作的角度,分析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中关于辩护制度的规定,阐述职务犯罪侦查机关面临的挑战以及应对的办法。     

我国技术侦查的立法缺陷与完善

刑事诉讼法修改后,技术侦查作为一种独立的侦查措施规定于刑事诉讼法第二章第八节,使得技术侦查措施有了法律依据,显示了我国立法在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方面的重大进步。但是我国对技术侦查的法律规定仍然存在着一些问题和漏洞,过于原则化,有必要对技术侦查的适用范围、种类、方式和违法技术侦查行为制裁等做出规定,以实现技术侦查与人权保障之平衡。     

浅析我国秘密侦查措施

在我国刑事诉讼法此次修改之前,秘密侦查措施虽也普遍运用于侦查活动中,但因缺少法律上的依据,通过秘密侦查措施取得的证据根本不能发挥其应有的证明作用。而在此次修改过程中,立法者在侦查一章中添加了技术侦查措施的内容,其不仅明确了公安机关实施秘密侦查措施的权限和程序要求,还对于相关的证据问题予以规定,使得秘密侦查措施不再处于用而不取的尴尬地位。但鉴于法律规定的技术性问题,现行刑事诉讼相关法律中有关秘密侦查的规定依然存在着一些不完善之处,文章即结合现行法律对秘密侦查的相关规定,对其不足之处进行简单的分析。     

职务犯罪侦查中强制措施的立法完善

在当前职务犯罪侦查中,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五种强制措施法律功能实现的状况和程度令人堪忧,而且与相关制度和措施的关系相当紧张。在立法上完善我国职务犯罪侦查中的强制措施,应寻求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之间的平衡,建构科学、实用的强制措施体系,并改革完善相关制度和措施。     

浅谈我国技术侦查的立法缺陷

技术侦查作为特殊的侦查手段,经常被应用于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却一直游离于我国《刑事诉讼法》的体系之外。在2012年《刑事诉讼法》的修改中,立法者首次将技术侦查手段纳入其中并进行规制,然而这些规定相对笼统而模糊,受到学界的广泛批评。在相关司法解释出台后,仍然未能弥补技术侦查定义不清、审批权设置不合理、用语缺乏体系性考虑等立法缺陷。立法者应当考虑对于相关立法缺陷进行有针对性地修正。     

技术侦查制度的解读与思考——以新《刑事诉讼法》为研究视域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及配套法规首次对技术侦查的内涵、外延、审批执行程序及取证的法律地位等具体问题进行了规定,实现了技术侦查措施的正式入法。但是实践中技术侦查仍然存在着内涵不明、外延不清、审批程序不合理及获取的证据材料如何适用不明确的问题。针对技术侦查立法的新变革和现实中仍然存在的问题,今后,应从技术侦查的批准与执行程序及技术侦查所获取证据材料的使用等方面进行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