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诉讼与法治环境

一、行政诉讼在形成和改善法治环境中的作用我国《行政诉讼法》颁布已１０周年，中国法治环境逐步形成并日益改善，表现在以下几方面：（一）在立法方面。１９８９年至１９９９年１０年间，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通过法律１４６项，通过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６６项，二者共计２１２项，比１９４９年至１９９８年４０年立法的总和（约１４０件）还多。这些立法中有很大一部分是被行政诉讼“逼”出台的。例如，行政诉讼中，行政主体要承担赔偿责任。但没有赔偿法，法院就没有根据确定什么情况赔，什么情况不赔，赔多少，谁有权利索赔，谁有义务赔，…     

行政诉讼与法治环境

一、行政诉讼在形成和改善法治环境中的作用《行政诉讼法》颁布１０周年，中国法治环境逐步形成并日益改善。在立法方面，１９８９年至１９９９年１０年间，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通过法律１４６项，通过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６６项，二者共计２１２项，相当于１９４９年至１９８９年４０年立法的总和（约１４０件）还多。这些立法中有很大一部分是被行政诉讼“逼”’出台的。例如，行政诉讼中，行政主体要承担赔偿责任，但没有赔偿法，法院就没有根据确定什么情况赔，什么情况不赔，赔多少，谁有权利索赔，谁有义务赔，从而案件难受，判决难下。…     

中国的法治之路

目前,中国的法治建设,往往只注重法律法规的制定,而忽视法律精神的培育。法律精神是一种意识形态上的升华,无论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亦或是“法治就是公共秩序的存在”,人们应该更多地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理解法律。中国要真正走上法治之路,培育出本民族的法律精神,首先就是要培养具有相当底蕴的法律文化。我们要建设现代化的法治文明,不仅要发扬传统文化,也要吸收和移植西方的法律文化。中国已经基本完成了社会转型,为现代法治奠定了最深厚的基础。我们应该注意研究社会中促成人们合作、遵守规则的条件,因为那才是一个社会的秩序的真正基础     

法治贰零零叁——十大法治人物

回首2003，有太多发人深省的法治事件让我们思考，有太多触发心灵的法治人物让我们感动。这一年，中国治法进程稳健前进。2003，一部部法律的出台，一场场有输有赢的官司，一个个让老百姓耳熟能详的法律名词，在不知不觉中，法律悄悄地走进，并改变和影响着我们的生活。这种进步让我们看到了政府所肩负的重任，让我们感悟到了“执政为民”的精髓。2003，我们还记住了一个又一个普通而又不平凡的名字，苏向祥、金奎喜、史久镛……。他们的故事体现了法治进步的步伐，他们的精神融汇了公民的法治理想，他们的名字将铭刻在2003中国法治建设进程的史页上。     

法治的法律条件及其实施要求

<正> 当代中国正在走向法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为中国法治之路奠定了基石。然而,法治的实现仍需各种条件,诚如亚里士多德所说:“法治应包含两重意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的确,我们要实行法治必须首先有制定得“良好的法律”,否则,现代意义上的法治确实无从谈起。先秦法家不是也讲“依法治国”、讲“法治”吗?但是,他们的“法治”说到底是专制。因为他们作为法治前提的法律是同作为现代法治灵魂的平等、自由和民主等价值背道而驰的。因而,我们今天搞法治,其前提之一是要有一个符合法治精神的法律,此外,这种法律是应当得到贯彻实施的。本文拟就此作一分析。     

西方法治精神和中国法治之路

<正> 法治精神是西方政治法律文化的核心层的精神。西方社会的发展与法治精神休戚相关。中国传统政治法律文化是人治精神一贯到底。中国古代法家的“以法治国”’、“垂法而治”不是体现民主精神的法治观念,而是专制制度下把法律作为统治工具,仅仅区别于儒家学说的一种思想体系。社会主义的中国发生极端专制的“文革”决非偶然,这种“文革”,西方不可能发生。在中国这样一个历来缺乏法治精神传统的国度里寻找法治之路,需要我们的理论家拿出无畏的批判精神,需要我们的政治实践家的远见卓识。没有怀疑和批判,便不会有争鸣;没有观念的革命,便没有法治意识、法治环境。中国的法治不是一般意义的工程。它的目标既是制度的,也是意识的。这个工程要达到规模效应,首要的是精神的革命。     

权利是法治之本

法治就是法律的统治,包含形式和实质两个方面。在形式上法治要求法律在一国内具有至高地位,大家对此并无争议。如何在立法和法律实施中处理权利与权力的关系是法治的实质也是人们对法治的争议根源。本文分析了西方“以权利为本”和“以权力为本”这两种完全不同的法治理论及其实践,指出“以权利为本”的法治及其实践是西方的主流,由于其具有合理性,它也深刻地影响着世界民主法治秩序的建构。我国的社会主义法治在形式上同样要求法律的至高地位,在实质上是“以权利为本”,因此加快我国的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应借鉴西方法治的成功经验。     

法治建设的6个障碍

在 21世纪即将来临之际,我国进一步重申要“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法治已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重要追求目标。依法治国作为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不仅是一项迈向新世纪的伟大工程,同时也是一项复杂艰巨的系统工程。尤其是要在中国这样一个盛行了几千年“人治”的古老大国进行法治建设,必然会面临重重困难,存在着许多不容忽视的问题和障碍。清醒地认识这些问题和障碍,对于我们全面认识法治,理智地确认中国法治的实现途径、方式无疑是有重要意义的。笔者认为,就法律本身而言,中国走上法治道路的障碍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主…     

法治战略实施的“战术”问题

“法治战略需要战术(法律方法)的配合”是一个中国语境的命题,因为该命题在西方的含义是颠倒过来的:“法治战术(法律方法)需要法治战略的配合”.西方是先有细腻的法律方法或技术,然后才出现了法治战略.然而在中国,首先是政治上开启了法治战略,然后发现政治上法治战略与法学上法律方法、技术是割裂的,在法治战略中没有法律方法的位置,战略布局没有战术的配合.当我们思索法治战略与战术结合的时候,却又发现很多西方政治家提出了警惕法律方法在法治战略中走向极端的问题,认为过于细腻的法律方法很可能引领思维走向法治的反面.在中国,因为法治战略中没有法律方法而难以推进法治,因而需要提醒把法治战略与法律方法、技术结合起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学习到西方法治的经验,并使法治在中国发扬光大.     

拷问法治“公众参与度”

2011年的夏天，高速行驶的中国法治列车，不可回避地遇到了一个关键词——“公众参与度”。早在2000多年前，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便有一段对法治的经典定义：第一，要制定有良好的法律，第二是法律得到公众普遍遵守。前者易于理解，关键在于立法技术。30余年的改革开放后，当代中国已由一个“贫法”国家，变成了一个部门法律齐备、法律体系健全的“富法”国度，在法治建设上取得的成就，可谓举世瞩目。后者则比较复杂，但可以肯定的是，与民众参与度休戚相关。     

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法治进化过程及其对我国法治建设的启示

自公元前214年,秦始皇将香港纳入中国的版图以来,直到近代鸦片战争爆发,香港一直处于中国的行政管辖下,中国传统的法律文化和道德准则也在这块土地上深深地扎下了根。但鸦片战争后,香港沦为英国的殖民地,在短短一百五十年间完成了法治的进化。笔者从“义律二公告”入手,通过对香港法治进化过程的具体分析,提出回归前的香港在政体结构上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法治社会,并分析了香港具有法治表象的原因,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法治的要素是对公权力的制约和民众对法律的信仰。同时提出稳定的社会政治环境、市场经济的充分发展以及各方利益集团的形成是建设法治的必备条件。并借鉴香港在英国法移植和对待传统方面的经验,提出对大陆法治建设的些许建议。     

法治理论在当代中国的历程

1979年，以邓小平法制思想的启发下，中国法学界冲破了极左思想设置多年的禁区，首先提出了“要实行社会主义法治”的主张。在这以后20年间，中国法学界出于对国家政治命运的强烈责任感和使命感，坚持不懈地探索、研究和宣传法治理论，掀起了三次法治讨论高潮，推动和促进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一治国方略的形成和确立，法治已成为当代中国法学界的一种理念和精神。     

法治是他律

法律和道德的基本区别之一在于前者是他律,后者是自律。法治的完备化,法律的他律性更加突出。在传统社会中,许多本来依赖于自律的行为也逐步他律化、法律化了。比如,官员的个人品行,在发达法治国家都已成为法律问题,由《官员道德法》加以规范。有一种观点认为,社会主义法治的本质特点是自觉,这是不准确的。他律是法的特点,法都具有他律性,否则就不需要法。我们经常讲到的法律自觉,与道德自觉其实并不是一回事。法律自觉是一种“不得不自觉”,如同卢梭所讲的“逼迫自由”。我们不能因为某人守法就否认法律的他律性。其实,普遍和…     

从贵族法治到帝制法治

法治转型是围绕社会转型进行的,中国第一次社会转型发生在春秋战国时期,与此相应,法治转型则是由贵族法治转为帝制法治。贵族法治的特质是别亲疏、殊贵贱、断于礼,也就是西周以降的礼治。“废井田,开阡陌;废分封,立郡县”是春秋战国社会转型的全部内容。这种转型用今天的语言来表述,就是经济转型和政治转型。为适应社会的这种转型,先秦法家提出了“法治”理论。这种“法治”,与传统的礼治相对立,其特征是“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重心是治吏治官。这是秦汉以后中国法律制度的思想基础。秦汉以后的中华帝国法治主要是这种观念制度化的结果,因此,在这个意义上,用“儒家思想法律化”来概括帝制中国的法治特征较“法律儒家化”为妥。     

基于法律内在性的法治标准新探

已有法治标准理论,缺乏对法律内在性规制能力及其在法治中基础地位的应有认知.借鉴哈特提出的法律规则内在性理论,可以提出一种更能契合和支持当代法治中国建设实际的法治标准理论.这种理论将法律内在性规制能力作为法治标准的基础和核心指标,同时还包括法律强制性威慑能力、柔性用法回复良性社会关系的能力、依法追究严重违法犯罪行为法律责任的能力以及有效防止和救济用法造冤行为的能力等指标.这种理论,可以有助于我们将法治理念和制度建设一体推进,更有针对性地凸显法治的重点和难点,更明确地认知法治的主体力量,有的放矢地构建良法的文本和制度,落实法律内在性及其规制能力的制度,实现实质法治和形式法治有效统一的良法之治.     

也谈法治

实现法治现代化,是从西方移植法律制度,还是利用本土资源的问题在我国目前争论不休。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以朱苏力为代表的一批学者主张法律本土化,因为中国有自己的文化传统,中国有传统的法律秩序,中国有自己的非正式的法律制度,应从中国本土出发,挖掘潜在的法律资源,实现中国法治现代化。但是,大多数法学家主张要实现法治现代化,大陆法系、英美法系的一些国家已经是法治国家,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对法治建设的价值分析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是中国法律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我国的法治建设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对法治建设的价值问题上我们应该有一个科学的认识,继承和发展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对法治建设的正价值,坚决摒弃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对法治建设的负价值,使我们在法治建设上取得更辉煌的成就。     

“法治中国”的意义阐释

法治中国的提出决不是要停滞改革,而是要在法治框架内稳步实现社会转型。这既是建立在对国内外形势更为深入的分析之上,也是对法治观念、法治理念和法治精神更深刻的洞察。“法治中国”是法治精神的全面延伸,需要把法治精神内化为政府、政党和公民对法治的信任,把法律、法治话语当成思维决策的意识形态,把法治精神全面延伸到法治中国建设的理解中去。“法治中国”实现了由局部到整体的升华。法治中国使改革有了长远目标。在法治中国的目标明确以后,法治优位成了我们认可行动方针,任何改革都应该于法有据,应该重视用法治方式凝聚改革共识,应该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社会矛盾。     

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反腐败

8月22日至26日，薄熙来涉嫌受贿、贪污、滥用职权犯罪一案，在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审理。整个庭审过程公开、透明、依法，程序和实体都经得起事实、证据和法律的检验。这再次表明我们党和国家“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反对腐败”的鲜明态度和坚定决心。     

拷问法治“公众参与度”

2011年的夏天,高速行驶的中国法治列车,不可回避地遇到了一个关键词——＂公众参与度＂。早在2000多年前,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便有一段对法治的经典定义：第一,要制定有良好的法律,第二是法律得到公众普遍的遵守。前者易于理解,关键在于立法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