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与地方经济权力配置的规范基准研究——基于经济法理念的思考

目次一、政府经济权力及其经济法规范二、中央与地方经济权力配置中的民众和市场角色三、中央与地方经济权力配置的民众公益规范基准四、中央与地方经济权力配置的市场机制规范基准五、结语正确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关涉国民经济持续健康的发展以及国家稳定的大局。而彻底廓清中央与地方经济权力的配置关系,则是解开中央与地方关系这一戈尔迪之结     

我国中央与地方权力配置基本理论探究——以对权力属性的分析为起点

在我国这样的单一制国家,地方权力的行使也不可避免,但在地方权力行使的同时我们对这种权力的属性却没能进行深入的研究,这使得地方与中央的权力关系很难理清,进而我们现在所进行的中央与地方的权力配置就具有某种盲目性。在我国,地方权力与中央权力一样都是在统治权力的权属与权能分离过程中治理权力行使的体现,只是两者的分工不同而已。为了使人民更好地行使统治权力,必须合理地配置中央与地方的权力。这种权力配置在静态上要求职权法定;同时,由于权力在行使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差异性,这种权力配置还要求动态的权能配置的法治化和权力行使的正当化。因此,我国中央与地方权力配置的应然状态就是通过静态的权限划分和动态的权能配置实现权力行使所指向的特定目的,而不至于陷入实用主义的泥沼。     

论我国权力配置的完善

针对当前我国权力配置存在的三大方面问题,必须从根本上提出党政权力配置、中央与地方权力配置及横向权力配置的完善措施,具体需通过立法完善推动实践操作的完善,如公开权力配置,加强权力配置的合理实施等。     

从宪政角度看中央与地方的政治搏弈

中央与地方自古以来就是一对对立统一的矛盾。在权力的配置上,二者都追求的权力的最大化,而由于国家结构形式的惯性,地方始终无法脱离中央的控制。随着改革越来越深入,出台的政策法规也越来越多。中央和地方关系不协调的矛盾是不是已经开始集中爆发了,本文从宪法的角度谈了用宪法和法律规范政府行为,明确中央与地方的事权来探讨了这个问题。     

国家权力纵向配置的法治化选择——以中央与地方政府间事权划分为视角的分析

中央与地方政府间事权划分的同构性及中央与地方权力配置方式的行政化是我国纵向权力配置存在的主要问题.我国中央与地方政府间事权划分应以法治化为且标,借鉴西方发达国家政府间事权划分法治化的成功经验,逐步完善中央地方事权划分的法律体系.     

我国中央与地方政府间权力配置欠缺及其法治完善

本文在阐明现阶段我国中央与地方政府权力配置欠缺的基础上,积极探究域外中央与地方政府间权力配置的经验,并时我国中央与地方政府权力配置进行法治化思考,以期有助于法治化实践.     

地方立法权扩容的宪法控制

《立法法》修改赋予更多地方立法权,改进了立法权的配置结构,推动了立法发展。宪法在立法权配置方面留下了诸多空间,宪法规定了地方政权机构的权力,宪法还为地方权力行使划定了边界。宪法规定了处理中央和地方关系的基本原则,宪法具有鼓励地方开展立法实践的特征。宪法的这些精神、原则和规定引导和激励立法活动参与者通过修改《立法法》扩大地方立法权。宪法作为规则、程序和动力机制,是宪法控制立法过程的有效形式。     

地方参与中央决策的法治建构——以整顿地方政府驻京办为例

地方政府驻京办事处构成了中央与地方关系中纵横交错的权力关系网络的极其关键性的结点,成为地方参与中央决策,尤其是影响中央转移支付决策的有效途径之一,亦成为中央与地方关系非法治化的表征。机构体制改革的目标之一是理顺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进行地方参与中央决策的制度建构,以地方制度和民主监督的新安排来取代中央的管理职能,即实现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法治化。整顿规范"驻京办现象"势必推动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法治化进程。     

论中国中央与地方府际权力关系的重构

中国中央与地方关系问题是国家体制改革的基本问题。论述了中国中央与地方府际权力关系的重构的若干原则、良性互动机制以及法制保障的问题。提出了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八项原则:统一性与灵活性相结合原则、集权与分权相平衡原则、公民权利决定公共权力原则、地方自治原则、行政区划与经济区域相协调原则、行政区域与司法区域相分离原则、公共权力成本最小原则、中央与地方关系法制原则。并提出了构建中央与地方之间良性互动机制的若干途径。     

中央地方权力配置与地方立法

本文论述了新中国成立后中央地方权力配置的发展历史。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国正在从中央高度集权向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相结合的政治体制过渡,与此相适应,我们也改革了中央高度集权的立法体制,实行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相结合的立法体制。文章根据调查所得,对地方立法中关于地方立法的从属性与自主性;“不相抵触”与积极主动立法;法制统一与地方特色;地方性法规与地方政府规章等几个理论和实践上的问题,作了分析和论证。     

中央与地方关系法治化之基本问题研讨

对于中央和地方关系的处理,有必要采用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相结合之新途径进行分析,从探讨"中央与地方关系法治化"的命题高度出发,高屋建瓴对影响我国中央与地方关系的现实问题予以研究。在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中涉及的地方自治和垂直管理等问题上,应该通过宪法和其他宪法性法律坚定不移又循序渐进地推行和拓展地方自治制度,并严格控制垂直管理的设定,从而使我国中央与地方权力划分和关系处理中充分体现现代法治精神。     

刑罚权运作的秩序——刑事法制中的“中央与地方”问题研究

刑事法制中的中央与地方问题,表现为与惩治犯罪相关的中央权力与地方权力的分配及其相互关系中出现的紊乱状态。一些地方司法机关根据本地区实际制定施行准司法解释、推出刑事司法制度创新等做法,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对统一刑事法制的离心力。合理分配刑事法制中的中央权力与地方权力,理顺二者关系并使之形成良性的运作机制,一方面要完善刑事立法权的行使并通过强化司法权的方式来强化中央权力,另一方面要将脱序的地方公权力行为重新纳入到统一法制中,并主要通过强化司法权的行使实现对地方权力的制约。     

国家权力纵向配置的法治化路径——评任广浩著《当代中国国家权力纵向配置问题研究》

正自人类社会产生政治国家后,中央与地方的纵向权力关系始终是一个国家政治制度的核心问题,它关系到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中国非制度化、不稳定的纵向权力关系,形成了"一放就乱,一乱就统,一统就死"的怪圈,长期困扰着国家治理。因此,国家权力的纵向配置问题,是中国共产党的历代领导集体始终关注的一个重大问题。如何形成权界清晰、分工合理、运转有效的纵向权力配     

综合配套改革实验区的“先行先试”与地方自主权

当前综合配套改革实验区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综合配套改革实验区中最吸引地方政府的便是国家授予其的"先行先试权",本文在介绍综合配套改革实验区设立的基本内涵的基础上,将视角集中在先行先试与中央与地方关系上。实践中如何将中央领导权和地方自主性在先行先试中有机结合起来,处理好地方自主权与法制统一、中央与地方权力配置等是综合配套改革实验区在发展中需要进一步解决的问题。对此本文认为应将先行先试法制化,明确先行先试的界限,并建立健全相关的配套制度。     

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法律思考

在我国中央与地方关系上,计划经济时期实行的是集权制,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时期实行的是行政分权制;市场经济条件下应实行法律分权制,应制定《中央与地方关系法》,这是实行民主集中制的需要,是加强中央权威的需要,是克服现存矛盾的需要,是克服现有体制改革的万法缺陷的需要,是吸取国际经验教训的需要;该法应以权力制约权力为其基本原则,即在维护中央权威的前提下,中央权力与地方权力应依法相互分立和依法相互监督;应科学地划分中央与地方之间的权力界限。     

中央与地方权力关系的完善

中央与地方国家机关在管理社会事务的过程中,既要相互配合又要凸现各自独特的作用。目前,我国正处在经济、社会、文化的转变时期,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相对滞后。许多现实问题的出现,表明中央与地方国家机关在行使国家权力的过程中存在不协调的问题。本文试对现状加以分析,提出了从内在层面进行权力划分,从外部层面加强法规的构建作用及建立协调机制,以完善中央与地方权力关系。     

城镇化中的中央与地方关系

本文通过法学、法律经济学方法对城镇化和中央与地方政府关系的关联性、城镇化中的中央与地方政府博弈具体结构进行研究,并提出相应的完善中央与地方权力分配的大致原则,旨在为研究中央与地方关系寻找新的视角。     

权利社会与权力配置

本文在揭示权利本质的基础上,通过对古代权力社会的对比,得出当今社会是权利社会的结论.权利成为人们生活的基础和核心,人的一切活动既基于权利开展,又以权利为归宿.紧接着,试图从权利与权力的关系找到在权利社会中如何进行权力配置的切入点.权力来源于权利,权力的初衷是对权利的保护,而权力的不合理设置也会导致侵犯权利,它们之间的这种辩证关系要求我们对权力进行科学合理的配置在明确控制权力的指导思想下,要合理的配置中央与地方之间以及立法、司法和行政机关之间的权力.     

法国中央与地方政府关系的法律调整

法国是一个市场经济国家,它在调整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关系问题上,经过不断的改变和努力,在将权力继续下放给地方政府的同时,加强了对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权力的监督。     

刑事司法职权配置的思考

我国刑事司法职权配置中的不合理因素导致刑事司法机关在秩序维护和权利保障方面都存在着制度供给不足的情形。优化刑事司法职权配置,实现秩序维护和权利保障的高层次平衡,构成了刑事司法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和目标;其中,权利保障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从建立合理的中央与地方刑事司法职权关系来看,纵向集权的论点值得深思。从立法权与司法解释权的关系来看,应当真正确立刑事程序法定原则,进一步厘清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的权力界限,刑事程序性司法解释不得任意扩张司法机关的权力,不得任意损减诉讼参与人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