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体性治理: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的有效路径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目标,为推进新时代社会治理现代化指明了方向。社区治理共同体是促进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的重要内容,社区治理需要多元主体共同努力,而当前政府主导的社区治理模式与社区治理多元主体有效参与不足导致的社区治理“碎片化”问题凸显,这就需要运用整体性治理的理念,形成党委统一领导、多元主体参与共治、协商民主增进共识、法治建设促进规范、科技支撑推进现代化的共同治理模式,为社区居民提供全方位、合作化、无缝隙的高质量社区公共产品和服务。     

党建引领农村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的实践探索——基于河北省正定县塔元庄村的个案考察

党建引领是构建农村社区治理共同体的重要支撑。基层党组织以价值引领凝聚治理共识、以机制创新整合治理资源、以行为垂范驱动治理活力、以利益协调保障治理成效,构成了党建引领农村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的内在机理。对河北省正定县塔元庄村进行个案考察发现,塔元庄村党组织以党建为引领,用凝聚思想共识、推动责任共担、强化协同共治、实现利益共享等方式,汇聚多元治理主体和治理资源,构建了以党建为引领,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农村社区治理共同体,提高了村民的“参与度”,提升了多元主体的“协同度”,增强了村民的“获得感”。该实践为我们提供了党建引领农村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的经验启示:加强思想引领,建设价值共同体;加强责任共担,建设责任共同体;加强协同共治,建设行动共同体;加强利益协调,建设利益共同体。     

制度-效能:基层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创新实践——以天津市“战区制、主官上、权下放”模式为例

基层党建引领社区治理是实现制度优势向治理效能转化的重要路径。部分基层党组织缺乏组织力、领导力,街道与社区等社区治理主体职责界定不明晰、治理载体单一,导致以党建推动社区治理制度向效能转化存在困境。天津市“战区制、主官上、权下放”模式着力强化基层党组织建设、明确街道与社区作为社区治理“主战区”、强调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的主体责任、坚持治理重心下沉,有效推动了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体制机制创新。新时代提高社区治理效能必须坚持以党建为引领、以基层为主体、以人民为中心、以问题为导向、以创新为手段、以制度为保障,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     

探索“一核为主·多元共治”新型社区治理机制

近年来,贵州省铜仁市碧江区针对社区组织不健全、工作关系不顺、队伍素质偏低、服务设施薄弱等突出问题,始终把抓好党建作为最大政绩,强化管党意识,落实管党责任,提升管党水平,创新“一核为主·多元共治”社区治理机制,构建多元主体共联、多元平台共建、多元组织共商、多元资源共享、多元服务共担的新型社区治理体系,实现基层党建与社会治理共促进,有效破解了社区治理难题。     

基层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实践进路与制度变迁

加强和创新社区治理是新时代的重要命题。党建引领社区治理存在着对社区党员人文关怀不足、基层党建与居民自治脱节、党建引领共驻共建单向性、基层党组织权责不匹配等问题。党建引领社区治理机制创新,在需求、技术、文化素质、激励机制和资源五大方面构建党建创新制度。要以增强党的组织力为核心,以社区组织间、党员和居民间关系的调适为基础,以邻里互助、居民自治、共驻共建为重点,以构建社区复合治理为目标,实现社区党建与社区治理的有效衔接,推动社区复合治理模式的生成。     

协商视域下的社区治理:杭州“湖滨晴雨”工作室的机制创新与经验启示

市民参与协商公共事务治理是社区自治的基本要求与发展趋势。本文基于协商治理的理论视角,以杭州市"湖滨晴雨"工作室为个案,按照"公共平台——协商主体——协商内容——协商模式——协商效果"的框架对社区居民协商共治公共事务的运行机制进行分析。其结果表明,政府主导、社会多元主体积极参与并发挥重要作用的社区协商治理模式,不仅是对传统行政管理模式的创新,同时对构建新的社区治理体系、促进政府科学决策和基层民主政治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政府应该引导、吸纳各社会主体积极参与公共事务的协商治理。结合"湖滨晴雨"工作室运行的经验,本文提出完善社区事务协商治理机制的路径选择。     

兵团城镇社区治理模式创新的若干思考——武汉百步亭社区治理的经验探索与启示

社区治理是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是社会和谐的基础。随着兵团城镇化进程的进一步加快,越来越多的社会人和社会性事务进驻社区,兵团传统的管理模式已经不能适应社会形势的发展,现实需要进行社区治理新模式的探索,构建多主体参与、多手段运用的社区治理模式。武汉百步亭社区在社区管理模式的探索为兵团城镇社区治理创新提供了借鉴与启示。     

探索基层社区治理的新路子——以上海市浦东新区北蔡镇为例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城乡社区内各类社会矛盾凸显,公众诉求日趋多元,社会管理难度加大,创新基层社区治理尤为迫切。这既是构建和谐社会的迫切要求,也是治理现代化的需要。因此,本文以上海市浦东新区北蔡镇为例,探讨如何从管理主体和内容、管理方法、管理手段以及管理机制等方面探索基层社区治理的新模式。     

共建共治共享的社区治理格局构建路径研究——以深圳市福田区为例

共建就是要对多元主体的权责建立制度性安排;共治强调的是促进多元主体共同参与治理;共享是指治理成果要惠及全体人民。当前,社区日益成为基层治理的着力点,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区治理格局成为趋势,针对社区治理存在多元主体权责规范不明、联动机制缺位、共享意识不足等问题,深圳市福田区通过与社会力量合作、建立联动机制、搭建党群平台等方式打造社区治理新格局,对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社区治理格局的路径提供了启示。     

社会治理视域下城市社区治理主体研究

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的改革与创新需要在社会治理理念和实践层面来认识。在对城市社区治理主体的研究上,深刻理解十八届四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关于社会治理相关论述,重新对作为社区治理主体的政府、社区居委会、社会组织、社区服务工作者在职能定位、工作机制、发展途径上进行更深入的思考,提出具有针对性的发展举措,以推动我国城市社区的发展和社区治理的完善。     

中国社区治理创新的特征、动因与绩效——基于“中国社区治理创新成果”的多案例分析

城乡社区治理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实践中亦有大量社区治理创新的探索,然而对于我国社区治理创新的整体性图景,学界探讨的不多。基于对民政部组织评选出的2013至2015年三届共55项"中国社区治理创新成果"的多案例分析,研究发现:我国社区治理创新呈现"东部强,中西部弱"和城乡社区不平衡的空间分布格局;社区治理创新主体以区县级政府组织为主;党和政府的倡导推动、社区治理问题倒逼驱动以及回应基层群众的需求是催生社区治理创新的主要动因。社区治理创新的领域主要集中在社区治理体制创新、社区公众参与创新和社区公共服务创新上,社区治理创新的方式呈现出探索性创新、累积性创新和学习性创新三种形态。这些社区治理创新成果,为推进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鲜活的样板。但今后仍然应着力提升中西部地区和农村社区的治理创新能力,社区治理创新的可持续性也有待进一步的观察。     

论社区和谐与公共道德——基于社会和谐的微观视角

基于社会和谐的微观视角,和谐社区是和谐社会的微观载体,构建和谐社会必须依靠公众在社区治理中的主动参与和在公共生活中的道德自觉;公共道德是推动社区和谐的基本力量,而和谐的社区又可以孕育新的公民品质。主体多元、稳定有序、互惠互利、公平正义、共同维护等都可作为社区和谐公民治理模式的基本要素或理念;而普遍的道德公共理性(道德自觉)是社区和谐与不和谐的根本区别所在。公共道德的层次性决定了社区和谐的向度,因此,实现社区和谐与公共道德的互动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上佳选择。     

基层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应然要义与实践路径——以上海市闵行区江川路街道为例

党建引领社区治理是加强基层党建的应有之义,也是推动社区治理有效运转的必要方式。探索和完善基层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路径,源于中国共产党的核心领导作用、新时代推进社区治理的现实需要以及基层党建与社区治理逻辑的相互耦合。当前,基层党建引领社区治理正面临基层党组织自身建设有待完善的组织性困境,社区治理多元力量参与有待挖掘的主体性困境,以及社区治理思路和方式有待创新的资源性困境。实现基层党建与社区治理的良性互动,应以组织增能、多元参与、资源整合为核心,实现党建工作对社区治理实践的创新引领。     

无锡市社区治理模式的优化与机制创新

社区作为社会治理的终端,在治理框架中处于“承上启下”地位,在治理实践中承担着多种角色和任务。如何构建多元共治社区治理结构和运行机制是基层社会治理必须解决的现实问题。近年来,无锡市积极探索建立扁平化社区管理服务模式,形成了基层社会治理的“无锡样本”,并被评为“全国社区管理和服务创新实验区”。     

城市社区：治理与重构

20世纪50年代,中国的城市社会治理主体在性质上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传统的统治型治理模式被新的政府主导治理模式所替代,其治理体制特点为:权力配置集中;自上而下单项进行;“政社合一”;社会被国家结构化。到了80年代,由于非国有经济的出现,大量国有企业的破产以及利益集团和民间组织的出现,使城市社会治理结构在原有的基础上又发生了深刻的变革:一方面,政府作为社区治理主体为社区提供了政策与法规;另一方面,非政府社区组织日益参与、渗入社区并介入社区活动。随着社会结构的不断调整,治理转型将是一个趋势,它表现为政府推动与社区自治的结…     

从“自治”到“共治”: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运行机制与创新模式

党建引领社区治理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和显著的本土特征。党建引领社区治理不是“统合”社区、“管控”社区、“包办”社区，而是“激活”社区，推动社区自治迈向党建引领社区“共治”。党建引领下的社区治理形成“联动”治理、“委托”治理、“情感”治理、“自主”治理、“兜底”治理的创新模式。“结对帮扶”“多方联动”的方式，党建引领商业型社区“联动”治理模式有效解决了社区单元楼“无人管”的难题。党建引领安置型社区“委托”治理模式增强了居民的主体性意识，明晰了治理主体间的权责边界。以“情感”为联结机制和治理要素，党建引领过渡型社区治理模式推动“陌生人”社区向“共同体”社区转变。党建引领老旧型社区“自主”治理模式以供需有效对接为核心，社区党组织引导社区自组织主动对接居民需求，促使居民积极参与社区治理。党建引领院落型社区“兜底”治理以“连片捆绑”为核心机制，推动院落型社区的整体性治理。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农村社区治理:功能、困境与转型

农村社区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提高农村社区治理水平对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具有重要意义。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农村社区治理应遵循"多元共治"的思路,破解现阶段普遍面临的治理结构失衡、居民参与程度不高、公共服务落后、治理方式单一等困境。通过完善治理结构,促进居民参与,改善公共服务,创新治理方式等路径,推动农村社区治理转型,提高农村社区治理水平。     

蕉岭县创新农村社区治理体制机制的成效及启示

近几年,广东省蕉岭县在"深入推进农村社区建设、构建新型乡村治理体制"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取得显著成效。在镇级层面,实施了"一办一中心"改革,着力解决联系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问题;在村级层面,以"协商议事会"改革为抓手,创新"一核三元、四权同步、协商共治"的社区治理体制机制,初步实现了农村社区治理由"政府管理"向"多元共治"转变。     

北京社区复合治理的创新实践

经过20多年的发展，北京社区服务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从单一的政府管理向多元的社区治理转变。在这个过程中，北京正在形成一套比较有特色的社区治理模式，即“社区复合治理”模式。这个模式有“四位一体”的主体基础，即社区党组织核心作用、社会组织壮大及参与、社区居委会自治能力提高与发展、社区服务站规范建设与应用、社区居民参与。     

提升社区治理效能的机理探析--基于结构—资源—效能的视角

在治理重心下移的背景下,进一步提升社区治理效能,需要在党的领导下,以简约高效为目标,协同基层政府、群众自治组织和社会力量,统筹利用好各种资源。据此,可以运用“结构—资源—效能”框架分析我国场景下社区治理效能提升机理。“结构调适”“资源增加和利用”与“效能提升”之间的逻辑关系可以简要概括为:治理重心下移推动治理结构转型,通过治理结构的调整使社区治理共同体成为承接体制内资源以及体制外社会资源、群众资源等资源汇入的中心,在这一基础上基层政府再对社区赋权增能,激发社区自主治理动能,促使社区治理多元主体高效、自主、积极使用既有资源进一步提升治理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