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权与社会正义——从《另一个“奇迹”：南非经济发展中的低人权成本优势》谈起

在一个共同体(如国家)内,人权问题实质上就是社会正义与社会公平的问题.在一个低人权的国度里,也即在一个以国民付出"高'人权成本"'为代价得到维持与发展的国度里,也一定充满不公与不义,一定充满国民的辛酸血泪与屈辱哀怨.因为在现代民主国家的宪法所规定与确认的那些基本人权得不到真正维护与保障的地方,也一定是国民的各种权利以及与这些权利相关的基本利益备受损害的地方.国民人权的高程度被损害,在一些国家里被转化为权力与资本的"低'人权成本"'发展优势.这种低人权发展模式是难以持久的,它真正需要修正的是主导这种模式的权力本身,即对一元化权力进行有效限制,直到使之不可能再对人权进行损害,并承担起维护人权的责任.     

多重博弈：村庄权力互动关系分析的新视角

村民自治制度实质上就是国家对农村进行整合和再组织的一种民主化治理方式,这种民主化治理集中体现为“乡政村治”模式,在这场治理模式变迁过程中,存在既得利益者和潜在收益者之间的利益争夺,这种利益争夺在现实中演化为不同利益主体和组织形态之间的多重博弈,即乡镇政府与村委会之间的博弈、村委会与村党支部之间的博弈、乡镇政府与村党支部之间的博弈。本文以制度变迁作为分析框架,以博弈论作为基本分析工具,深入探究各自的博弈过程与博弈策略,推导出可能出现的博弈困境,并提出相应的引导性对策。     

当代中国农民与经济、社会、文化权利

农民问题实质上是权利问题。从国际人权宪章的视角研究当代中国农民问题,将空前拓宽研究和解决三农问题的视野。当代中国农民维权活动的兴起和高涨,为农民人权的发展和宪政体制的改革提供了难得的历史契机。     

法治的意识基础：契约精神与宪政精神

民事契约和社会契约在主体状态、缔约目的、实现方式、违约后果上都有差异,具有各不相同而又整合一体的契约精神。宪政既要求有限政治又要求责任政治,它们都以契约精神作为意识基础,并体现着宪法、民主、法治、人权等理念在内的宪政精神。契约精神与宪政精神的确立,是中国法治发展的要求,也是中国法治得以建立或实现的意识基础。     

和谐社会建设中农村公共经济治理的博弈分析

本文对我国农村公共经济发展非政治均衡问题进行了博弈分析,提出我国农村公共经济的有效治理不仅有赖于政府间横向和纵向关系以及政府与其他部门关系的调适,更需要有以充分表达农民利益为核心的坚实的博弈平台和完善的博弈机制。     

契约理念与现代大学制度创新

契约既是一种理念,也是一种管理范式,大学生存环境发生的深刻变革要求我们用新的视角重新审视大学的组织性质。在契约理念视域中,大学本质上是一种"契约组织",现代大学制度生成的过程,就是各个契约主体之间协商、博弈的过程。大学的责任和制度创新的思维方式由"一维性"跃迁为"多元化"。契约理念相对应的信息公开、多方参与成为大学制度创新的主要内容。     

论底线人权

在人权的普遍性和特殊性问题上,由于学者们对人权内容的侧重点不同以及各个国家人权发展的阶段差异,因而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也极为不同。这种由于人权标准不同而引发的人权争议严重影响了人们在人权问题上的对话和合作。为了改变这种情况,我们应该引入"底线人权"这个概念,作为全世界共同遵守的人权的最低限度的标准,以此来消解东西方国家在人权概念和人权标准问题上的分歧和争议,为人们通过对话解决人权问题提供一个可以自由沟通的话语平台。     

敦煌吐鲁番借贷契约的抵赦条款与国家对民间债负的赦免——唐宋时期民间高利贷与国家控制的博弈

敦煌吐鲁番借贷契约中的"公私债负停征,此物不在停限"、"后有恩赦,不在免限"等抵赦条款,是民间社会对抗国家赦免私债的契约表现.始于北魏时期的国家对私债的赦免,针对的是"偿利过本,翻改券契"等民间高利贷行为;唐、五代及南宋、元初赦令,延续了这个传统.这一赦免初衷,也波及到无息借贷,致使抵赦条款也出现在无息借贷契约中,反映了民间防御意识的加强.契约中的抵赦条款的反复出现与国家免除民间债负赦令的频繁发布,反映了民间高利贷与国家控制的长时间博弈.明清时,国家不再以赦令形式免除私债,契约中的抵赦条款也随即消失.     

农村利益主体多元化问题研究

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推进城市化的进程中,农村利益主体呈现多元化的发展态势,除了农村原来的利益主体之外,外来的利益主体也对农村的利益分配施加压力,不同的利益主体在农村的利益分配过程中进行博弈,博弈的结果直接决定农村利益分配的结果。解决农民利益被其他主体侵害的问题,必须规范村级组织的运行,强化对村级组织的监督,提高农民政治参与的能力,拓宽和疏通农民维护利益的渠道。     

乡村振兴进程中的有效治理机制研究——对C市H村利益博弈案例的分析

治理有效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前提,而对于乡村利益博弈的研究则是关系到乡村治理的底线问题。通过对公共利益项目和商业开发项目等不同类型征地拆迁补偿利益博弈案例的分析,发现农民和政府并非一对截然对立的关系,农民也不是天然的权益受损者。博弈是农民争取更多利益补偿的工具性手段,而非目的性对抗。农民的合法利益诉求与中国共产党"以人为本"的施政伦理相契合,进而保障了农民的争利行为得到了基层政府的有意保护,为农民和政府的利益整合创造了条件。     

农民工权利保障的缺失及救济——以职业健康权为例

农民工是具有农村户口身份而在城镇务工的劳动者,兼有农民与工人二者的双重身份。从法学的角度看,农民工的重要特征是权利贫困。目前,我国农民工的职业健康权受到严重侵害",开胸验肺"事件即是典型例证。我国职业病防治体制的罅漏成为制约农民工维权的关键因素,亟待解决。     

论农民的医疗保障权——以西部为视角

健康权是基本人权，医疗保障权是人权的基本组成部分。改善医疗待遇，就是保护人权。医疗保障是社会保障的一个重要方面，国民医疗保障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由于长期以来，城乡“二元”结构等因素的存在，中国农民的医疗卫生状况令人担忧，其医疗保障权利的实现存在诸多障碍。本文以西部农民为视角，对农民医疗保障权利的若干问题进行了初步探讨。     

以农民公共需求为导向的农村公共品供给机制的完善

以政府供给导向为主的农村公共品供给不仅不利于维护农民利益、促进农村发展,也拉大了城乡二元差距,影响社会和谐.农村公共品的供给亟需由政府导向向农民公共需求导向转变,通过建立农村公共品供给决策机制等手段,实现以农民多元化的公共需求为导向,完善农村公共品的供给机制.     

论知识产权与人权的冲突及协调——以植物新品种权与农民权关系为视角

随着知识产权与人权的发展,二者之间的冲突出现了新的表现形式,其中当属植物新品种权与农民权之间的冲突。对植物新品种授予植物新品种权,可以激励育种者的育种热情,有利于推动我国农业的发展,但我国农村的社会保障体制不够完善,大多数农民还是依靠土地为生,农业是农民的生存之基,植物新品种又是农业的核心。因此,在保护植物新品种权的同时,必须注重保护农民权,实现两者的平衡协调发展。     

农民问题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农民问题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问题。农民成为市场经济的真正主体和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是当前使农民致富的根本条件;而农村的教育问题是农村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因素。     

我国土地征收制度的缺陷与对策

集体土地征收中农民权益受损的原因主要在于＂公共利益＂界定不明确、＂集体＂的内涵模糊、忽视了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国家垄断农地发展权、征地补偿收益分配秩序不明确、＂土地财政＂促使地方政府变相或强行征收集体土地及司法救济途径的缺失等方面。本文从法律的角度提出完善我国现存土地征收制度对策。     

解决失地农民问题之理性思考

随着城市数量的增加和容量的扩张,失地农民问题由此而生。解决失地农民的问题,就要保障失地农民的可持续发展,必须从源头上探索出路,防患于未然,归根结底,也就是要首先解决"三农"问题。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就是要打破思维定势,运用"迂回战术",跳出"三农",解决"三农"问题,即跳出农业,发展农业;减少农民,致富农民;缩小农村,发展农村。     

和谐社会建设中的农民土地权益保护

我国《物权法》规定的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度、集体土地所有权行使制度以及征地补偿制度,对农民土地权益保护存在不足。保护农民土地权益是解决“三农”问题、构建农村和谐社会的必要途径之一。明晰农民的土地权益,完善农民通过农民集体行使集体土地所有权的方式,保障征地过程中失地农民的应有权益,完善农民土地权益被侵犯时的救济途径是本文研究的重点内容。     

国家治理逻辑与农民生存选择——基于农民矿工的行为分析

农民矿工的职业选择是由其生存境况决定的。在推行赶超战略过程中,国家为能从农村提取经济资源并保持政治稳定,在给予农民生存保障的同时,也对其行动自由进行限制;由于无法掌控命运,只要还能维持生存,农民一般会对国家表示忠诚和顺从。由于近乎于零的机会成本和濒临生存线的高边际效用,部分贫困农民不得不从事诸如煤矿采掘这样一些充满危险的工作。法律保障的缺失、行动能力的弱小,使得农民矿工无力有效维护其基本权利。     

论“同票同权”背景下农民平等选举权的有效实现

《选举法》修正案增加了城乡居民选举人大代表＂同权同票＂的规定,但现阶段我国农民平等选举权的有效实现仍存在诸多制约因素,农村经济发展的相对滞后、部分农民参与意识薄弱、农民代表过少、流动人口的选举权处于两不着的状态和选举程序的缺失,都影响农民＂同票同权＂的实现。为有效实现农民平等选举权,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推进：即大力发展农村经济,培养农民参与意识和权利意识,增加农民代表比例,改革户籍制度,完善选举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