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及其现代遭遇

在中国语境中,得到道乃道德。道德律是无条件的绝对命令,它超出理性所能涵盖的范围。在现代社会由于人的理性主义的生存方式,道德遗失了。但是,道德之于人具有重要意义,是人之为人的最后标志,是人无法完全抛弃的。道德与理性的对立对应人的存在的二重化,即人不断在精神存在和肉体存在之间撕扯。对立加深道德的遗失,而道德回归的希望仍然存在。     

当代西方反理性主义思潮评析

当代西方反理性主义思潮的产生和发展有着明显的时代特征和社会根源。它在新的层面上继承并张扬了现代哲学的非理性主义取向,成为后现代哲学的一种主要思潮。它的主要表现是真理的放逐、价值的失落和历史的碎裂。哈贝马斯等人的反理性主义则与其他流派不同,他们是站在理性的基本立场上,通过对理性主义的反思建立起自己的交往理性理论,以适应西方现代社会的需要。     

理性无限与理性有限——奥克肖特批判理性主义的视角

在奥克肖特看来,理性主义与强调宗教信仰、道德情感和情绪等非理性因素的见解相对立,其核心内容是强调理性无限。从哲学方法论来看,理性主义者具有强调理性至上,强调方法或技术至上的局限性。从哲学认识论来看,理性主义则表现为一种人类知识本质的错误。对理性主义进行批判,强调理性有限的观念,有助于我们认识到人类社会发展的趋势和规律不是存在于人类的理性之中,还是存在于历史传统之中。人类只有立足于从历史传统中发现社会发展的趋势及其规律,尊重传统,注重秩序,才能顺利走出现代性困境。     

西方马克思主义视域下理性主体的重建

通过卢卡奇《理性的毁灭》中卢卡奇对理性毁灭的原因、结果与非理性主义的批判,着重思考了理性主体的含义,及其与现代文明异化的关系问题,并指出要合理解决二者的关系就要重建理性主体。这就需要我们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关于理性主体的理论,从而使马克思主义理论能够始终保持对现代文明的指导性,重建出一种能够推动社会进步的理性主体,即树立一种关于理性主义的辩证发展理念。     

西方理性主义政治的贫困

西方理性主义在政治中的各种政策、计划的文本在理性上是有缺陷的;政治家自负的理性里缺少政治文明的积累意识,缺少对社会或目标群体中自发秩序的顺应意识,而有生硬强加的妄作特性。所以应限制政府及政治家理性的滥用,否则,对一切文明的保守都将是一句空话。     

对非理性主义研究中几个问题的思考

对认识非理性主义思潮的出现，科学的态度应当是：一要正确看待非理性主义研究中带有倾向性的问题，不能简单地认为它只属于资产阶级的学说；二要对非理性主义持辩证态度，肯定其有价值的东西，批判其错误观点；三要深化对非理性主义的研究，思考现实，科学致用。     

渐进选择:非理性主义?

渐进选择：非理性主义？范锡兵任何一个决策研究者都无法绕开理性问题而探讨决策方法，不同的决策理论在这个方面的区别只在于它们分别使用了理性在抉择活动中作用的不同假设。按对理性作用的不同认识，决策理论可以分为三大类型：其一是传统的绝对理性选择论，基本要点是...     

环境理性主义抑或环境民主主义——对中国环境治理价值取向的反思

环境问题的复杂性和环境治理的专业性使世界各国的环境行政受到理性主义思维及其实践模式的主导,中国的环境行政也奉行理性主义治理模式。这种环境行政的理性主义,在动用政府权威性的组织与政策力量以及专家的技术知识上显示出一定的有效性,但政府决策目标的多元化与政府的自利性、技术理性的有限性与不确定性,常常导致环境理性主义治理模式的失败。于是,环境民主主义则成为补救失败的新思路。尽管环境行政的民主化也受到自由主义与权威主义的质疑,但绿色价值的优先性、民主政治的动员力、开放的生态信息的生产与自由流动使环境民主主义成为环境治理中的强烈呼声。在未来中国的环境治理中,应及早确立环境民主主义的价值,加强社会公众在环境立法、执法与环境评估过程的参与,赋予公众环境知情权、环境监控权与第三方诉讼权,是弥补环境理性主义治理缺陷的新路径。     

制度发展的形而上基础

自然演进和理性建构是制度发展的两种模式,它们分别源于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的两种理性观,基于他们对经验与理性的不同态度;从哲学基础看,二者又是人类实践活动的自发性和自觉性、自为性的体现。但二者又各有其优点和缺陷,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真正实现了制度发展的自然演进模式和理性建构模式的统一,是对两种制度模式的创造性超越。     

西方哲学史中的非理性主义和理性主义探究

在西方哲学两千多年的发展史中,理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是其中两大对立思潮。理性主义在古希腊的时候便已经得到了比较全面的发展,直到1 9世纪5 0年代末以后的非理性主义的兴起,使得理性主义逐渐走向了衰落。文章就西方哲学史中的非理性主义和理性主义进行了详细的探究,以期为西方哲学史的研究提供重要的参考依据。     

论西方现代文化的哲学基础

现代西方文化异象纷呈而又矛盾重重,呈现出文化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但透过其表象可以概括为唯理性主义文化和非理性主义文化两种传统.现代西方哲学沿着两个方向发展:一是科学主义思潮,二是人本主义思潮.这两大思潮与唯理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交织在一起,构成现代西方文化的哲学基础.     

欧克肖特对理性主义政治的批判述论

面对近现代以降理性主义意识形态政治造成的极权和奴役的盛行,欧克肖特以"观念论"哲学和对知识类型的认识为基础,从人类社会生活的多样性、政治词汇的复杂性、对政府的怀疑以及政治活动的性质等角度着手,对理性主义政治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和解构,论证了意识形态政治之不可能性.     

“泛神论之争”中的理性与信仰问题——以雅可比的理性批判为中心

"泛神论之争"是德国观念论哲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而这场争论的发起者雅可比则是启蒙理性和现代性原则最重要的批评者之一。他指出,以斯宾诺莎的泛神论为代表的理性主义哲学,通过反思性的理性演证来确定事物存在的根据,其结果将是与理性和自由的原则相背离的机械决定论和无神论,从而削弱道德、宗教和政治的根基;而康德的先验观念论作为理性主义哲学的另一种表现,将知识和道德的根据最终归于思维或先验自我的内在性时,认识的内容、形式和认识对象本身都成了主体的一种构造,这势必会导致唯我论,最终不可避免地走向虚无主义。只能通过个体的信仰、直觉和情感,而不能依靠理性的反思和推论,才能通达上帝在他的启示的直接性中向我们揭示出来的绝对真理。雅可比的理性批判及其信仰主义哲学中对"思有同一"原则的重申,对后康德的观念论哲学家产生了直接而深刻的影响。     

杜威的直接经验主义原理探究

直接经验主义是杜威思想早期的一个概念,也是杜威在尝试着建构自己的经验理论,反对传统哲学的第一步,它是打开杜威"经验论"大门的一把不可或缺的钥匙。杜威将经验分为直接经验和间接经验两种,通过强调直接经验的直接性、关涉性以及与反省经验之间的连续性,来弥补传统经验主义的缺陷,进而批判理性主义的统治。     

西方现代管理思想的理性主义传统反思

盲目推崇理性主义一直是西方现代管理思想的重要特征。但是,“重物轻人”的理性主义传统使得西方现代管理思想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和批判。为了真正理解当代管理理论所蕴含的“革命性”的变革,我们必须从根本上摆脱理性主义传统的桎梏,从管理与人的“内在同一”角度重新审视管理的意义,使管理永远根植于人的真实性存在之中。     

理性、非理性与民主失灵——读卡普兰《理性选民的神话》

选民的行为模式,是政治经济学领域特别是公共选择学派重要的研究课题。卡普兰在《理性选民的神话》一书中,运用经济学研究方法论证了系统性偏见的广泛存在,提出选民"理性的胡闹"而非"理性的无知"是导致民主制度产生不良政策的根本原因,揭示了西方所推崇的民主制度失灵的内在逻辑,体现了公共选择理论的新进展。但其逻辑框架和政策建议也存在一定局限。     

政治理性主义与中国转型时期公共政策中人的问题

人的问题是公共政策的核心问题。然而,人类政策活动的结果却离人越来越远。在中国,随着改革的深入,各种失衡也日益显现,根源就在于政治理性主义造成我们在发展观与政绩观上对人的问题的偏离。重提"以人为本",就是要正确处理改革与人的关系,最终实现人的自由与全面发展。     

论风险社会中的决策

在工业社会中,政治的文明化和科学技术的进步意味着人的一切理性化的行动都是在决策的前提下进行的。民主决策和科学决策是两种基本的决策模式,特别是在20世纪得到了自觉的建构,成为成熟的决策模式。这两种决策与工业社会中普遍存在的社会化大分工是一致的,都是专门性的活动。民主决策表现为政治精英和社会治理专家的职业活动,而科学决策则属于政策科学家的专业活动。因而,都存在决策者与执行者相分离的问题。与一切社会活动一样,专业化使决策显示出优势,但在风险社会中,也就是在社会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这种分离则会使决策脱离实际和出现时间滞后等问题。因此,我们主张一种新型的"行动中的决策"。行动中的决策是一种即时决策,行动者既是决策者也是执行者,是决策与执行的统一化。     

公共政策分析模型分类重构研究

公共政策分析模型是公共政策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基于当前公共政策分析模型存在分类标准不明确、分类价值不突出等问题,需要对理性决策模型、渐进决策模型、过程决策模型等十个政策模型进行分类重构,从理论基础、政策系统、决策主体三方面揭示出这些模型的内在联系和综合运用价值,以提高决策者对模型参考的及时性、有效性和系统性,从而进一步提高公共决策的效果和效率,提高公共政策的质量。     

公共管理运动中的理性主义批判

公共管理运动是20世纪70年代后发展起来并产生广泛影响的政府治理理论和运动。它为政府改革和公共行政学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然而，由于其理论和实践标准是建立在理性主义基础之上，因此公共管理运动存在着许多值得反思和批判的缺陷：对人性的认识的偏颇；对市场机制的过分崇拜以及不恰当的顾客比喻等。这些缺陷使得公共管理运动只能成为公共行政学研究的一个视角，而不能成为其替代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