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性权利”论是“人民主权”论的逻辑前提

“natural rights”是近代西方启蒙学者提出来的。汉文出版物通常把英文“natural rights”译为“天赋人权”。夏勇认为，“在自然法学里，‘天’不是指自然界，而是指人固有的本性”，“从根本上讲，这种权利是‘天然的’，不是‘天所赋予的’，是‘自然的’，不是‘他然的”～。根据英文的原意，“‘natural rights’以译为‘本性权利’或‘自然权利’为宜。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天赋权利’一词必须废弃”。“当然，不在‘天所赋予’的意义上而在‘自然’、‘天然’、‘固有’意义上使用‘天赋权利’一词亦无不可。”     

合力监督权力:抓好“六权治本”的“牛鼻子”

王儒林书记在省委十届六次全体会议上,代表省委常委会对"六权治本"思路作了深刻而明确的阐述。《中共山西省委关于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加快法治山西建设的实施意见》提出:"完成‘净化政治生态,实现弊革风清,重塑山西形象,促进富民强省’的目标任务,必须坚持依法治理、标本兼治,按照依法确定权力、科学配置权力、制度约束权力、阳光行使权力、合力监督权力、严惩滥用权力的‘六权治本’思路,把权力真正关进制度的笼子里。"通过认真学习     

参与式民主的魅力

权力越透明，权利越有保障。将各项权力清理打包，并为这些权力设定流程，让其在阳光下运行，这无疑是建设法治服务型政府的需要。一个成熟的法治社会，公民对政府权力及其运作“洞若观火”乃是一种常态。问题是，依据常识而行的应然举措，缘何屡成舆论的“香饽饽”呢？     

推动政府从“权力本位”转向“责任本位”

“推动政府从‘权力本位’向‘责任本位’转变,从偏重行政控制向科学化的公共治理转变,这才是人民满意的政府。”全国人大代表、浙江省委组织部副部长陈小恩建议,从制度层面,让日日聆听民情、落实民意成为可能。     

个体权利与公共权力的关系及其调适

在现代社会,个体权利和公共权力关系主要体现为个体权利、国家权力、社会权力之间的关系,其中,国家权力与个体权利关系是最基本的层次。传统体制下,个体权利和社会权力受到国家权力的控制和挤压;改革开放以来,公民个人权利和社会自治权力不断扩张,国家权力逐步收缩。要使公共权力和个体权利的关系保持和谐,就是要在国家权力的制导下,通过社会自治权力的发展,使国家权力与公共权力本质相一致,实现国家权力向个体权利回归。     

民进党的权力重组开始了

随着苏贞昌的辞职，民进党初选引发的权力重组开始了。按照民进党内的运作体制，在“任期制，轮换制”下，一方面陈水扁必须交出权力但想延缓权力的衰减，一方面谢长廷必须组成新的权力中心但有阻力。因此，尽管权力中心重组进度、幅度还未明确，但重组势在必行，苏贞昌辞去“行政院长”职务，是第一个信号；张俊雄“二进宫”，则是陈水扁抗拒权力重组的第一行动；谢长廷关于“正，副‘总统’不适合辅选”的谈话，则是自主选举的第一个宣言。     

公共权力与道德管制之间的冲突与选择——论我国现代社会行政权力行使的限度

行政机关实施行政处罚，特别在处罚行政相对人吸毒、赌博、卖淫嫖娼等不名誉违法行为时通知被处罚者的家属，是典型的以行政公共权力进行“道德管制”的表现。现代公共权力的合法性的依据是国家法理型的统治，这使“道德管制”失去存在的空间。公共权力在宪政的框架内以保护公民的自由权利为其责任的限度，而非相反。     

正义，在权力与弱者之间——读《官僚的正义》

耶鲁大学法学院教授杰里·L·马萧的《官僚的正义》一书是关于行政法价值目标和实现方式的探讨。行政权是具有支配力量的国家权力,关系到公民权利的实现和公民自由的保障。控制行政权,使行政权力保持节制的品格是防止行政机关作“恶”的需要。福柯说:“政治权力有可能摧毁我们,而世上所有的知识都阻止不了这件事情的发生。”让法律的统治深入到行政权力的运作之中,使行政机关将认真对待他者的权利化为一种自觉,是公民的最大幸事。只有保持公共空间的有序和纯净,有效地遏制权力的滥用,才能使法治目标更加靠近公众的生活。马萧认为:“如果说‘行政法’是指一套关于公民有权利使行政官员在法庭上负责的原则,那么行政法就有一个简单的教训:公民有权使官员不偏离某种清晰的法条语言、程序规定和实质合理性广泛和松散的要求。”这种教训是在权利斗争多次失败之后所获得的一种敏感性。在行政权力的政策空间内,公民的参与如果十分有限和微弱,就只能依赖于行政官员的法律惯性。     

部门应该围着什么转

国土资源部部长徐绍史近日在国土资源部党组务虚(扩大)会上指出,国土部门要"勇于‘革思想的命、削手中的权、去部门的利’。把权力和责任真正放下去,把服务和监管切实     

论政治责任与公共权力的统一——民主政治建设的理论逻辑

政治责任与公共权力的统一是民主政治的必然要求,也是责任政治实现程度的重要衡量标准。面对现实政治生活中政治责任缺失的恶劣情况,在公共权力内在矛盾之上积极寻求其与公共权力失衡的理论根源,通过权力制约、权利监督、个人道德水平提升的关键点,突出制度功能性建设以确立责任对公共权力的基础性控制,应成为防控公共权力超出合法合理界限的逻辑思路与促使政治责任实现的必要保障。     

高校各主体类型的层级权利与权力

在高校不同组织层面存在着不同类型的“权利”主体。其中，作为组织类“权利”主体之代言人的个人拥有双重“权利”身份。“双重”权利的混淆，以及某些主体“权利”被忽视或者否定等，带来了高校各类“权利”主体的“实然权力”与各自的“权利”和“应然权力”之间的矛盾，导致了高校的诸多问题。因此，解决这些问题的首要前提是理清高校主体类型层级的“权利”与“权力”。     

科学配置党内权力的意义与路径选择

科学配置党内权力是深刻认识权力性质和规律的必然要求,科学配置党内权力是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中得出的重要启示,科学配置党内权力是遏制腐败现象的现实需要。科学配置党内权力的路径选择有:保障党员权利,坚持党内权力配置的法理基础;理顺党内权力关系,优化党内权力结构;建立科学的党内权力运行机制,确保党内权力规范运行。     

论权利与权力对权力的制约——谈义务教育法的实现机制

对权力的制约与控制一直是依法行政、促进法治建设的重要命题。制约与控制权力，一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一是分权制衡，以“权力”制约“权力”；二是强化老百姓的“权利”意识。以“权利”制约“权力”。     

积极探索权力监督及制约机制

权力的监督和制约是权力双重性规律作用的结果，是权力的对立面——责任和公民权利作用的必然，是现代民主与法治之必需。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及制约，要完善和创新党内监督制约机制、人民民主监督制约机制和依法监督制约权力的机制。     

权力的“权利”抑或权利的“权力”——权力与权利关系 辨析

迄今为止,以权力制约权力、以法制制约权力、以社会制约 权力和以道德制约权力这四种权力制约模式并没有解决权力的滥用问题,其本质原因在于没有认识到国家（政府）权力的＂权利＂只是一种特殊的权利,是基于公民权利的部分出让（让渡）并以订立契约的形式进而形成的。国家（政府）权力的＂权利＂之目的和归宿仅在于保障公民权利,并促进公民权利的充分实现。因此,公民权利的＂权力＂对于国家（政府）权力的＂权利＂具有无可置疑的优先性,只有以制度的方式承认、维护、彰显和落实公民权利的＂权力＂,才能最终解决如何有效制约国家（政府）权力这一理论和实践难题。     

新形势下领导干部法治思维培养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提高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化解矛盾、推动发展、维护稳定能力”。法治思维是指执政者在法治理念的基础上，充分运用法律规范、法律原则、法律精神和法律逻辑依法执政、依法行政的思想认识活动。其最根本内涵是，领导干部的权力来源于法律，权力受制于法律，权力与责任相统一，权力要尊重权利。     

依法行政中的权、责、利

新时期,我国依法行政取得很大进展,然而政府权力仍然过分集中,权责脱节问题较为严重。本文从依法行政中三个重要要素——行政权力、公民权利和行政责任入手,对通过加强立法,突出和强化政府责任,保障并赋予公民参与权利等机制监督和控制行政权力的行使进行了探讨。     

答好“谁来监督纪委监委”之问

<正>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权力的本质和属性进行深刻论述,为全党反复敲响警钟。他强调,"权力不论大小,只要不受制约和监督,都可能被滥用","权力越大,越容易出现‘灯下黑’"。随着党的纪律检查体制改革、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和纪检监察机构改革进一步深化,党内监督和国家监察的权力向纪检监察机关进一步集中,"谁来监督纪委监委"成为社会关切、时代     

权力制约的三种途径

高新民在《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09年第3期上撰文认为．权力需要制约。是防错纠错和反腐败的根本之道，这已是国内外公认的观念，也是被古今中外的历史所证实了的真理。但就权力制约的途径来看。主要有三种：一是以权力制约权力，这本质上是权力配置问题。也就是政治体制内部结构问题。至于以什么形式来体现权力的结构分配。如何体现权力之问的相互制衡，则应当根据不同的国情来加以选择，如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的“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二是以权利制约权力，即由来自于社会的力量来制约权力，这体现了目的性与工具性的统一。     

以“权力制约＋权利制衡”模式规范权力运行

规范权力运行,既需要权力制约,又需要权利制衡.必须着力于构建"以权力制约权力"+"以权利制衡权力"的模式,通过公共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合力进取,使公共权力和公民权利统一于社会整体利益,从而实现公共权力逐渐向公民权利的转化或回归.具体途径为建立健全公民参与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机制,以及先行完善党内权力制约和权利制衡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