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政府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

乡村治理是多主体共同参与的系统工程,是治理理论在我国乡村社会中的运用。现阶段,我国乡村的公共服务需求快速增长,乡村治理的重心在于通过扩大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以统筹城乡发展,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同时,由于我国社会力量发育不完全,在公共服务提供中要注重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鼓励和引导社会的发展,建立政府主导、多主体积极参与的农村治理模式。     

统筹城乡模式下的乡村治理:制度创新与模式设计

在比较中西四种乡村治理模式基础上,致力于从乡村治理演化轨迹、价值诉求方面探讨统筹城乡模式下的一体化、市场化、民主化、系统化价值目标体系,进而从四大主体、五大关系论证统筹城乡模式下乡村治理制度创新理念及其实现路径.     

从“送法下乡”到“法治乡村”——中国乡村法治建设的社会学考察

乡村法治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也是乡村治理模式转型的关键一环。当代中国的乡村法治包含着现代民族国家构建、现代乡村社会构建、乡村治理现代化三个并行交互的进程，但三者呈现不同步、不协调的内在张力。鉴于中西古今的多重话语体系影响，乡村法治在理论上呈现出内生与外嵌，自主发展与外来思想、制度引入的角力与融合等多重景象；在实践层面上表现出对发展焦虑以及治理困局的积极应对和艰难探索。为此，对我国乡村法治的考察和实践推进，需放在中国式现代化、“三农”或乡村振兴这两个大的框架下进行，最终实现法治与“民情”的内在契合。对此既不能无视“民情”用强制的方式来实现乡村法治，也不能坐等“民情”的自然变迁，而应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总体目标下，积极推动现代乡村社会的构建和乡村治理现代化转型，实现“强国家-强社会-强治理”的内在统一。     

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一个理论分析框架

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是中国式现代化在乡村治理领域的体现。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已经形成以“体系-能力-效能”为核心内容的理论框架，其中，以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为基础、乡村治理能力现代化为核心、乡村治理效能现代化为导向。中国式乡村治理体系由高效的基层自治体系、完备的利益整合体系和科学的制度规范体系构成；中国式乡村治理能力由政党主导能力、政府治理能力和社会共治能力构成；中国式乡村治理效能由民本中心效能、远期振兴效能、系统发展效能构成。推动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要以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治理能力现代化和治理效能现代化三个维度为重点内容，促进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高质量发展。     

“老支书”调解团,治理乡村矛盾的生力军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统筹推进城乡社区治理,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工程。陕西省紫阳县毛坝镇大胆创新基层社会治理,积极发挥退休老支书作用,通过组建"老支书"调解团,有效化解乡村矛盾纠纷,服务乡村老龄群众.     

方法论视角下的治理理论与中国乡村治理

我国乡村治理理论具有非常鲜明的特色,它立足于农村社会实际,寻求以历史和现实资源解决问题.乡村治理主要是以农村、农业、农民为中心,但又涉及到现实中国各方面的改革开放实践和社会产业结构、利益实现、社会结构、区域协调等问题.我国乡村治理的基本问题应包括乡村治理体制的创新、乡村治理体制中存在的问题及推进乡村治理体制的改革和发展等方面.     

乡村的协作型治理机制——基于鄂西城郊L村的经验分析

城镇化背景下村庄存在权威资源衰落和乡村治权弱化的现象,乡村治理趋向协作型治理。协作是多个治理主体通过正式、非正式方式共同创建规则和结构进行交互的过程,协作型治理依靠组织性运作机制和程序性运作机制实现了乡村治理体系的优化。分析城郊L村协作型治理的基础和治理机制可以为乡村向城市的过渡转变提供一个良好的发展模式和样版,反思新时期的乡村关系转变,实现有效治理。     

乡村治理现代化视域下软法的功用、不足与优化

我国自古是农业大国,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乡村是国家稳定的基石。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几十年来,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迅速推进,国家的经济力量和社会结构发生巨大变化,城乡发展不平衡,大批劳动力进城造成的乡村“空心化”,乡村发展后劲不足等问题,严重阻碍了乡村的现代化发展与治理。乡村治理是社会治理和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没有乡村治理现代化,我国全面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也就无从谈起。     

完善乡村治理机制的思考与建议

加强农村民主政治建设,完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乡村治理机制,既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内容,又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保障。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我国乡村治理机制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初步形成了多元治理结构。但是,目前我国乡村治理还存在诸多问题。本文对目前我国乡村治理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进行了分析,并就如何完善乡村治理机制提出具体建议。     

法治乡村视域下解纷治理中的多元路径建构刍议

法治乡村建设需要将乡村治理的效能、成果纳入至国家整体治理的关切领域，这对于乡村治理的现代化转型以及国家治理水平的整体化提升具有积极效用。乡村日渐陌生化、市场化的变迁走向，使得解纷机制的运作融入了较多的现代治理元素，同时，多元化解纷策略也应以一种适宜的组合、衔接模式来契合乡土治理逻辑。乡村解纷治理中存在法治解纷冗杂与粗疏、自治权与公权交互失衡、绩效激励弱化、弱程序化的行为偏向等亟需调试的治理困境。解纷机制的多元路径可以通过多元治理主体的物理集合、多元治理资源的充分激活、多元治理策略的灵活采用来予以建构，并通过多元治理风险的预警来防范、消解制度运行中的异动元素，以促进多元化解纷机制的良性、可持续性运行。     

还权赋能：治理制度转型的成都经验

2003年以来,成都市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以还权赋能为核心,以经济市场化、管理民主化、社会公平化为取向,以健全现代产权制度、基层治理机制和公共服务制度为主要内容,开展了一场统筹城乡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和全面现代化的探索实践。“成都经验”的鲜明特色和重要价值在于提供了一个在中国经济社会转型宏观背景下,缓解个人与国家、权利和权力、公平与效率、发展与稳定之间巨大张力的体现“平衡”原则的改革方案,为国家根本制度不变的前提下实现治理制度转型积累了经验。     

人民法庭参与乡村诉源治理的定位、困境与出路

诉源治理的重点在基层,人民法庭贴近人民群众,参与诉源治理具有天然优势,是乡村诉源治理的重要主体,其与政府等主体在地方党委的领导下,共同参与诉源治理。在人民法庭参与诉源治理的过程中,存在着“案多人少”的矛盾突出、乡村纠纷化解难度大、复合型的乡村法官短缺以及诉源治理合力不足等问题。有必要通过将治理理念融入司法裁判、协调人民法庭和其他主体的关系、加强智慧科技手段的使用以及加大立法供给等方式来提升诉源治理的成效。     

乡村治理模式变革与农村社会发展——以浙东DT村为例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乡村治理模式变迁可以分为两个阶段：改革开放前以人民公社体制为载体的控制型治理模式与20世纪80年代开始确立的以村民自治为核心的＂乡政村治＂治理模式。在这两个阶段,农村社会呈迥然相异的发展状态。反思乡村治理模式对农村社会发展的影响,可得到如下启示：乡村治理须以经济社会的现实发展为基础,乡村治理须尊重农民的意愿与创造性,乡村治理不应割裂历史文化传统。     

基础与方向——探析社会资本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

良好的乡村治理是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石,基于乡村居民之间信任、合作、互惠基础上的社会网络形成的社会资本既是乡村治理的重要基础,也是乡村治理未来发展的新方向。本文从我国乡村治理现状以及成因分析入手,通过阐述社会资本和乡村治理之间的关系,揭示了社会资本在乡村治理中的基础性和方向性作用,并提出了培育社会资本的相应建议。     

治理论还是法治论当代中国乡村司法的理论建构

当前乡村司法呈现出双二元结构形态：基层法官的司法有着法治化和治理化两种形态，乡村干部的司法则是治理化形态。综合考量乡村社会变迁及其所受到的结构性约束，双二元结构形态可以呼应乡村社会的司法需求，回应乡村纠纷的延伸性和非适法性，适应中国乡村的经济基础。在很长时间内，乡村司法都应当在法治化和治理化之间保持某种平衡。     

论乡村振兴的人权治理

在乡村振兴人权治理的二元主体中,国家治理体现为人权思维的落实,农民治理主体则表现为人权追求的实现。以人权为元价值机理整合,在乡村振兴人权治理中构建起了彼此承认的主体间性。乡村振兴人权治理的交往系统,既是交往制度得以顺利开展的理论根基,也是交往机理的外在制度建构。借由交往机理与交往制度的有效运转,在交往商谈中尊重和保障人权的交往理性得以获得各方认同,并借助法律建制化的方式搭建起稳定的人权规范体系,进而为人权治理的开展提供稳定的规范保障。乡村振兴人权治理的合作面向是国家与农民两大治理主体最终形成的合作关系,并在乡村振兴人权治理中确保多元主体的生存权、发展权、政治权利与幸福生活权等得到切实保障。     

基于多元治理主体的乡村韧性比较研究

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乡村振兴开启元年。当前,我国面临着更加复杂的内外形势,构建更具韧性的乡村,提升基层治理能力才能更好地助力乡村振兴,但我国乡村韧性整体水平与各地各类型乡村韧性的差异目前都尚不明晰。据此,主要采用案例研究和对比分析的方法,通过对乡村村民及基层组织工作人员的访谈与相关资料分析,对乡村韧性整体水平及各类型乡村韧性的差异做出研判。研究发现:乡村整体韧性水平较以往有较大提升,但各类型村庄内不同治理主体的韧性和其整体韧性均呈现明显差异,乡村的整体韧性从大到小依次为城郊融合型村庄、集聚提升型村庄、特色保护型村庄和搬迁撤并型村庄。当下乡村各主体韧性发挥情况与乡村治理格局基本符合,多元治理视角下乡村韧性的主要影响因素有经济发展水平、基层干部治理能力、村内成员团结度、村落在地化程度、村庄长久以来的历史积淀和基层组织的动员引导能力等。     

舒兰法院 积极探索乡村司法治理新模式

吉林省舒兰市人民法院为主动参与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充分发挥人民法庭司法为民的职能作用,找准司法服务助力乡村振兴的结合点和落脚点,积极探索乡村治理新模式,通过努力融合各种资源解决纠纷,深入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保驾护航。     

新时代国家治理视野中的人民法庭及其功能塑造

人民法庭作为国家司法权在基层社会的表征,在不同时期发挥着不同功能。新时代人民法庭是乡村社会"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参与者,承担着通过乡村法治推进国家法治秩序生成的职责,应当着眼于乡村社会结构变迁、"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以及制度规范引领下的乡村治理逻辑,重新审视人民法庭的设立依据,并赋予法律适用、乡村规范型塑、价值判断和法治文化培育等功能,打造以人民法庭为中心的乡村法治权威,建立现代乡村法治秩序。     

从善秩到善治:乡村治理有效的法治逻辑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治理有效是基础,而治理有效需要建立在良好的治理秩序基础之上.建构基于法治的乡村治理秩序,是从善秩到善治的关键,其取决于村内部治理秩序和村外部治理秩序的良性运转、协调与平衡.逻辑框架在于:村内部层面,村民依法自治、依法用权维权;村外部层面,政府依法行政,推进治理法治化;协调与平衡层面,良法善治、缘法而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