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风险生存到风险认同

当代人类社会发展中越来越多的全球性社会风险的出现,使风险生存成为一种重要的生存方式。与人的主体的个体、群体和类主体三种存在形态相对应,风险生存存在着个体风险生存、群体风险生存和类风险生存三种风险存在形式和个体风险认同、群体风险认同和类风险认同三种风险认同形式,因此,我们需要从多重认同主体中来谋求风险认同的当代重建。     

试论个体认同与集体认同之间的内在关系

认同问题已经成为学术界的一个热点话题。个体认同和集体认同之间在强调的重点、所具有的功能、适用的范围三方面存在差异。个体认同和集体认同从根本上说具有极大的共同性和相似性,而这个共同性与相似性的基础在于社会性。个体认同和集体认同永远处于一种相互塑造中。对个体认同与集体认同的内在关系的考察是和谐社会研究的重要内容。     

马克思的人的存在形态理论及其现实意义

本文考察了马克思关于人是类、群体、个体三种存在形态的统一的理论 ;并以马克思的人的存在形态理论透视人的发展三阶段理论和全球化、中国社会发展阶段、能力本位、自由、人权等当前学界的热点问题 ,旨在说明马克思的人的存在形态理论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增强大学生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应把握四个层次

大学生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是以情感认同为基础,经由组织认同和价值认同的深化,最后落实到行为认同的逐层递进过程,同时,四个层次的认同之间又存在一定程度的交互作用。增强大学生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需要在把握好认同层次性的基础上,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逐步推进。     

理论与现实存在的真理尺度

历史和逻辑都告诉我们,不可把理论与现实的相互对立作为否定它们存在的真理性的依据,也不可把理论与现实的相互认同作为肯定它们存在的真理性的依据。理论和现实是否具有真理性,并不取决于或表现为它们之间是否相互认同,而是取决于是否被一种更为根本的客观存在所认同、肯定、接受,是不是这一根本客观存在的理论表现和现实表现,这一根本性的客观存在的认同、肯定、接受,才是检验、确认理论与现实的真理性的共同、最终尺度。     

城镇化背景下的农村治理:秩序冲突与重构路径

当前的城镇化潮流带来了农村基层秩序的多重变革。农村社会治理的制度话语与基层运行有差别,城市中心主义造成原有乡村认同的消解与秩序的离散,多重影响使得农村基层运行逻辑多元化,基层民众诉求与政府协商机制缺失。重构农村秩序需夯实农村社会治理的文化基因,更新政府与农村基层民众之间的互动模式,同时将城镇化进程推进与农村共建共享的治理格局相契合。     

马克思货币哲学的人学思考

马克思从劳动价值论的角度揭示货币本质是一种人格化的社会关系，同时指出交换从表面上看是物物交换，但实际上却是劳动与劳动交换，这体现了人对他者的尊重和认同，这也是货币作为一种“集体意向性”的根源；但这种始源性的关系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被颠倒了。在需求方面，货币使人的客观需求主观化，有限需求无限化。再者。货币的出现实现了人类发展形态的变迁：即由人的依赖转变为对物的依赖．由人的形态转变为物役性的存在形态。     

政治认同的四大支柱:历史记忆、现实利益、价值观念与话语体系

政治认同资源是政治体系获得认同可信赖的依据.人作为政治认同的主体,其属性决定了政治认同资源的构成.作为特定时空坐标系中的人,历史记忆是政治认同的参照资源;作为客观存在的人,现实利益是政治认同的直接资源;作为道德空间中的意义存在的人,价值观念是政治认同的核心资源;作为区别于兽的自我解释动物的人,话语体系是政治认同的统摄性资源.     

比较视野下的“国民”概念——兼议近代国民形成的条件

"臣民"、"公民"、"市民"和"国民"这样的语言体系,是与一定政治形态相适应的人的存在形态,是对政治现实的典型反映。"臣民"既无权利意识又无国家意识,是与君主专制制度以及绝对主义国家相适应的国家成员资格。"市民"是以自由贸易和经济利益为根本、掌握了大量财富并最终与国家主权相结合的群体。公民是与近代国民国家建立后民主制度发展、与公民权、参与公共生活相联系的范畴,统合了市民、臣民和选民的三种角色,是在参与治理过程中具有政治权利的政治成员资格。国民是与民族、国家相联系的范畴,具有对统一主权国家的认同,具有公民权。国民权利、国家归属和国家认同构成近代国民的三大支柱,同时具备民族特质和公民特质,则是国民的内在属性。衡量近代国民形成的标志,最重要的是两个条件,一是"去地域化",二是"去奴仆化"。     

试论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问题

本文认为在世界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 ,由于资本主义占主导地位 ,国际间既存在经济协调与合作 ,又存在发展的不平衡、两极分化的矛盾 ,当代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关系不应该是单一的 ,而是具有合作、继承、借鉴利用、对立等多重关系     

究竟是“形势”，还是“形式”？——对毛泽东著作的一处引用的看法

研究大革命时期毛泽东的思想的论者,往往要引用毛泽东于1926年9月1日写成的《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里的一句话:“中国革命的形势只是这样:不是帝国主义、军阀的基础——土豪劣绅、贪官污吏镇压住农民,便是革命势力的基础——农民起来镇压住土豪劣绅、贪官污吏。中国的革命,只有这一种形势,没有第二种形势。”但是,论者在引用的时候又往往将“形势”作“形式”。虽只一字之差,然兹事体大,它歪曲了大革命时期毛泽东本人思想发展历程的本来面目。     

“三个代表“对“知行统一论“的发展

我国现实生活中大量存在着"知行背离"的现象.中国共产党是坚定的"知行统一论"者."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分析"知行背离"时代特征及产生根源,从中找出积极应对思路有着重要的积极作用.     

走向“公共性自律”：“公域”与“私域”的分立与新制度价值理念孕生

“公共性自律”是任何一个社会都不可或缺的整体的价值理性共识,表现为社会成员基于对该社会制度安排的合法性积极认同基础上的自觉、自律的行为风范,因此构成文明、公正而健康的现代市场社会的健全发育之最重要的内在结构性因素之一;市场经济“理性经济人”偏狭之“工具理性”预设,决定了其很难形成“社会-文化人”的公共价值体验与情怀;当代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所出现的“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分立,客观上使有关“公共事业”的使命、责任等问题被提到了重要议事日程;而要使这种“公共事业”的实现成为现实的可能,则必须重塑以“群体互惠与意义共享”为价值目标的自愿的“公民社会共同体”的生存信念,并将其作为一种理想的新制度价值理念选择。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异端”论“民族主义”论辨析——兼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提出,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其实质反应的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具体实际的关系。在对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提法上明显存在着两种错误观点,一种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的＂异端＂;一种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民族主义＂。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质的解读,不仅是个学术问题也是个政治问题,我们有必要对这些言论进行明确辨析,以辨是非、以正视听。     

从“拒绝外援”到“救灾外交”——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应对国际救灾援助的政策演变及其评价

从新中国成立一直到改革开放前,中国政府拒绝国际救灾援助的政策没有随着国际格局的变化做出相应的调整.在改革开放初期(1980～1986年),中国应对国际救灾援助的政策出现调整和反复.1987年以后,中国接受国际救灾援助的政策逐步走向规范化.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一代中共领导集体执政以来,相关政策规范进一步趋向法治化;更加重视相关领域的国际交流和协作;相关政策的操作手法越来越快捷和灵活,这在2008年汶川大地震发生后表现得淋漓尽致.     

论人类历史发展中的"跨越"和"倒退"现象

人类历史发展中“跨越”和“倒退”现象的发生 ,是历史主体在生产力决定的所有制“可能性空间”内进行自主选择的结果。生产力只决定什么样的所有制形式能为其“可能性空间”所容纳 ,却不决定“可能性因子”相互之间的递进关系 ,因此“五形态”递进次序难以得到理性上的确证。现实社会主义产生和存续的历史合理性 ,不应从外在于当代人类活动的“五形态”次序中去寻求解释 ,而应从历史的现实运动中去求得理解     

“扩红”与“筹款”——发动查田运动的现实原因

苏区发动查田运动采取了过激的土地政策,从客观上加剧了赤白对立.查田运动是"左"的土地政策贯彻的结果,但也应看到,发动查田运动的现实原因是为了满足苏区扩大红军和筹款等政策的需要.     

从“中国之制”到“中国之治”的内在逻辑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化了"中国之制"和"中国之治"之间的内在关联。"中国之制"就是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而"中国之治"就是新时代依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的有效治理。"中国之制"和"中国之治"具有鲜明的同构性,从本质上而言它们是一个有机的统一体,这具体体现在"中国之制"主要蕴含的领导优势、力量优势、速度优势和目标优势等方面,为"中国之治"提供了重要的制度支撑,"中国之治"则是"中国之制"及其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从"中国之制"到"中国之治"内蕴着: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形成"中国之制","中国之制"彰显出多方面的显著优势,这些显著优势推进国家的有效治理,即"中国之治",而"中国之治"又应对当今世界之变,进而推动"全球之治",从而形成了从"中国之制"到"中国之治"的内在逻辑。     

贯彻"三个代表"要求坚持"三个文明"一起抓--兼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

江泽民同志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及其基本特征和“三个文明”全面发展的概念 ,反映了党在不断深化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上的一个新飞跃 ,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一个重大理论创新与贡献 ;坚持社会主义“三个文明”一起抓是全面贯彻“三个代表”学说的内在要求 ;进一步推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 ,就要大力增强全党全社会政治文明意识 ,坚定不移地走适合国情的政治发展道路 ,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政治文明视野中的"真理"问题

"真理"是一个哲学范畴,但更是一个有着广泛意义的文化符号,一种精神图腾。社会原生态的思想文化生活中经常在不同意义上使用着这个符号与范畴。政治生活也不例外。政治在不同维度、不同理路上同"真理"概念相关联,其中最突出的是"真理"作为话语权力象征符号,或是作为民主政治模式的参照项与超越物。当然,真理观与真理信念经历了从古代到现当代的嬗变,这一过程同政治文明的推进过程之间存在着某种对应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