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冷战后欧洲危机管理风格的变化

在欧洲安全环境发生变化的后冷战时代,欧洲对外关系中的传统外交和其他传统的民用手段已不足以应对冷战后安全环境的挑战,危机管理成为维护欧洲新安全体系的主要手段。在此情况下,欧洲的危机管理风格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在危机管理战略上,由危机预防走向危机管理;在危机管理主体的构成上,除了北约之外,欧盟／西欧联盟和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在危机管理方式上,由被动跟随美国转为主动介入,由单边危机管理转为欧洲的多边危机管理和大西洋联盟的磋商,而且也由以前较多的宣言性外交和经济、政治外交转为军事反应。     

德国的欧洲政策与欧盟的深化和扩展

推进欧盟的深化和扩展是德国欧洲政策的核心，随着经济及货币联盟实施和欧盟东扩进入关键时期，在欧盟的总体目标和成员国各自的权益等问题上，德国与英法等国之间存在程度不同的分歧和矛盾。它再一次使人们对“欧洲的德国，还是德国的欧洲？”作出思考     

“德国问题”与欧洲一体化的兴衰

“德国的欧洲”还是“欧洲的德国”这一缠绕欧洲时局百余年的“德国问题”,对于欧洲一体化的兴衰有什么影响?今天“德国问题”是否又重新冒头?德国在欧盟中“一国独大”意味着什么?德国的战略定位已是欧盟兴衰和欧债危机能否解决的关键.由此出发,本文从“德国问题”角度探析了欧洲一体化的发展进程.     

“欧洲主义”及其关于安全问题的解决路径

安全研究有两大主要分支——“美国主义”和“欧洲主义”。“欧洲主义”重视安全威胁的国内因素和社会学视角,其对社会安全问题的重视又被称作“国际政治社会学”,也由于其对“美国主义”的“背叛”而被统称为“批判安全研究”。“欧洲主义”主要有三大理论分支:威尔士学派、哥本哈根学派和巴黎学派。“欧洲主义”的三大学派继承了欧洲的批判研究传统,汲取了欧洲社会学思想,在安全研究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上实现了对美国主义的超越。它们基于传统安全研究的局限对主流的安全含义进行了深化、拓宽和延伸,然而三大学派关于安全的基本观点在某些方面存在着差异,甚至是根本对立的。正是这种“对立”式的学术争鸣才使“欧洲主义”的影响越来越大,并与“美国主义”分庭抗礼。“欧洲主义”对中国的安全研究也产生了较大影响,尤其是安全化理论受到了我国学者的青睐。“欧洲主义”安全研究的发展与成功给我国的本土化安全研究一个重要的启示,即学术研究要有敢于批判和辩论的学术环境,这样才能推动安全研究的发展和繁荣。     

欧洲安全组织对地中海政策的比较研究

冷战的终结导致了欧洲内部力量结构的变化,地中海进入了欧洲安全的考虑范围。“欧盟—地中海伙伴关系”文件中对地中海区域更为全面的政策体现了欧洲新的政治和安全身份,而各欧洲安全组织(欧盟、北约、西欧联盟和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与地中海之间的关系需作细致的分析。本文在考察了冷战终结后欧洲安全组织的适应性改造和演变,以及这些组织在冷战后欧洲新安全形势下的目标和职能转换、力量和适应性调整、竞争和关系的协调之后,得出的结论是:欧盟在积极稳妥地推进“东扩战略”的同时,有意愿、也有能力成为主导地中海区域经济繁荣、政治稳定、文化融合的重要力量。     

德国安全政策新态势：动力与制约因素

近年来，德国安全政策呈现新态势，俄乌冲突进一步凸显了这一新态势，促进了德国安全政策转型。在国家层面，德国突破“军事禁忌”,援乌武器，提升国防；在欧洲层面，德国促进了北约与欧盟防务嵌合；在国际层面，德国加强了对印太地缘政治与安全事务的参与。德国安全政策新态势形成的原因既是基于外部危机触发的“威胁认知”,也源于德国外交角色与安全观变迁的内生动力。近年来，德国对“国际责任”与“权力政治”的自我认知发生了变化，盟友的期待也随之不断上升，德国外交角色从“文明力量”演变为“建构力量”,其中既有规范性力量底色，也有权力政治逻辑。然而，克制文化的遗存作用、政治精英的权力分配、经济成本高昂以及军事资源短板仍制约着德国安全政策转型的幅度与进度。中国应客观评估德国安全政策新态势在对华政策上的影响，在中美俄欧四方互动中，更加审慎地塑造大国关系。     

冷战后德国的北约战略及德美关系研究

冷战后德国的北约战略呈现一种基调未变、自主性增强的发展态势:一方面,德国继续将北约视作本国安全的基本工具,在美国和欧洲大陆盟国间维持一种稍微"亲美"的大体均衡;另一方面,随着安全情势的整体好转,德国基于本国立场,逐步构筑一种相对独立、扩大发言权的同盟战略姿态。在同盟内部,历任德国总理都重视同美国维系总体上的合作关系,但在诸如伊拉克战争等域外行动问题上,德美关系也曾纷争不断,甚至严重恶化,其负面效应尽显。德国的北约战略处于一种本国诉求提升、能力略显不足而又依赖于美国的有限运作空间,德美安全关系继续保持一种美国占据主动权的不均衡态势。     

外交身份框架调整影响下的德国对美同盟政策变化

在德美同盟中，德国并非完全追随美国，其对外政策呈现出在“战略协调”与“外交对抗”之间动态变化的特点。根据本体安全理论，德国动态调整对美同盟政策的动力机制源自于德国维护其“文明国家”“西方国家”和“正常大国”复合型外交身份稳定性的需要。德国在“战略协调”和“外交对抗”之间的策略选择，取决于美国外交政策对德国复合外交身份稳定性的冲击程度。当美国对外政策调整严重威胁到德国外交身份的稳定性时，本体安全机制会推动德国调整其对外身份的叙事结构，指导德国采用外交对抗或战略平衡的方式应对由此导致的身份危机。不过，德国的对美政策调整被限定在外交身份框架的范围之内，因而两国间的分歧不会造成德美同盟关系的根本性破裂。     

从“北溪-2”项目看德俄关系及俄美欧三方博弈

作为两个重要的地区大国,德国与俄罗斯的关系对彼此和欧洲都有着重要影响。在双边关系中,能源因素因其对国民经济生产的决定性意义长期发挥着“稳定器”的作用。2018年9月,由德俄牵头,法国、奥地利与荷兰合资建造的“北溪-2”天然气管道项目正式动工铺设。该项目将使输往欧洲的俄罗斯天然气绕开乌克兰,经过波罗的海海底直接连通德俄两国,德国由此成为俄罗斯天然气最重要的转运国。此举虽然在双边层面上保证了德俄的能源经济安全,但在多边层面却招致欧盟、美国等多方反对。因担心会进一步加深对俄罗斯能源的依赖,欧盟委员会及中东欧国家欲诉诸法律对该项目施以约束;美国在制裁项目企业的同时转而向波兰、乌克兰等国出口液化天然气,在利用政治机遇抢占欧洲市场的同时试图制衡俄罗斯的影响力。在多方力量博弈中,德国需要在平衡俄美欧关系中付出更多努力。     

浅析德国经济增长乏力的原因

浅析德国经济增长乏力的原因苏惠民论对外贸易，德国排在美国之后，居世界第二，按国内生产总值，德国紧随美、日之后，世界排行第三。在欧洲，德国一向是无可争议的“巨富”，国内生产总值几乎等于法国和英国之和。自从１９４８年艾哈德推行货币改革以来，德国经济实力不...     

德国首部国家安全战略的源起、内涵与展望

德国安全政策的转向是中长期和短期因素共同驱动作用的结果,国家崛起和“时代转折”的双重动力推动德国出台首部国家安全战略。德国国家安全战略基于综合国家安全观,提出多元化策略,界定德国在当今世界的角色,并突出了制度竞争要素。该战略文件针对内外安全风险,具体从加强防护性、加强韧性和加强可持续性等三方面布局实施路径,在体制建设上尚未构建系统的国家安全政策体系。无论是战略文件的制定过程还是核心内容,都充分体现出德国与其他欧美国家的战略联动。该部战略不仅给欧洲安全格局带来新变化,而且全方位影响德国与主要大国的关系。不过,德国安全政策的转型仍旧面临若干现实问题和瓶颈,这限制了德国在欧洲乃至全球领导力的发挥。德国首部国家安全战略更多地聚焦原则立场,外界更应当关注其后续转化和实施。     

欧洲太空安全政策:观念、行动与障碍

欧洲太空安全政策及其实施,与欧洲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紧密相连。鉴于欧洲太空研究和运用的现实,欧洲担心太空安全问题。为此,欧洲各界提出了诸多应对方案,如制定太空交通规则、发展太空集体安全、建立欧洲太空威慑能力、拟定欧洲太空战略等。作为回应,欧盟及有关成员国为此进行了不懈努力。欧洲标志性太空项目如伽利略计划和全球环境与安全监测系统,以及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发展各自的军事卫星,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在致力于建立欧洲的集体太空安全和太空威慑能力。同时,欧洲也通过太空项目的合作,力求建立太空多极化,抵制美国的太空霸权。     

三重身份视阈下的冷战后德国安全战略研究

德国国家身份、欧盟核心国身份和北约成员国身份从不同角度共同对德国安全战略的制定和执行产生重要影响。冷战结束后,德国在安全战略目标上,由服务于西方阵营安全以及寻求民族和国家统一,转变为维护德国和欧洲安全,争取在国际事务中发挥领导作用;在安全观念上,以新的视角看待国家主权,认识到世界多极化趋势,逐渐接受综合安全观;在安全手段上,完善国家安全决策机制,重视发挥综合国力的作用。德国依托欧盟加强自身安全,并扩大在欧洲和世界的影响力。欧盟经济一体化和政治联盟的发展一方面使欧洲国家相互依存强化,成为德国安全战略的依托;另一方面,欧盟正成为世界一极,提升了德国在世界政治、安全事务中的地位。德国依托北约维系跨大西洋伙伴关系,作为北约成员国参加北约框架下的军事行动和战争行动,利用北约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德国安全战略未来将重视内外复合安全和欧洲一体化建设,为国际社会做贡献,实行全方位外交战略,发展与新兴大国关系。     

对外经济战略、大国关联利益与战后秩序——两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对外经济战略与德国问题

两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战胜国对德国问题的处理导致了迥然不同的结果,文章试图探寻这种不同结果的外部根源。文章认为,一战后由于美国坚持要求英法等欧洲国家偿付战争债务,致使后者在德国赔款问题上实施了过度榨取的政策,从而引发了一战后德国国内政治经济的持续动荡,为德国国内极端政治势力的崛起提供了条件。最终,美国不仅没能如数收回债务,反而被卷入二战。而二战结束后,美国实施的马歇尔计划为欧洲重建提供了启动资金,帮助欧洲恢复了经济,抑制了德国国内的极端政治势力,稳固了联邦德国的新生政权,重建了战后国际秩序,同时也实现了美国自身的国家利益。通过对比美国在两次世界大战后的不同对外经济战略所导致的不同结果,文章试图阐明,随着当代世界安全结构的变迁,大国的利益半径在扩大,与他国的关联利益日趋明显,要实现自身的国家利益,就需要关照包括竞争对手在内的其他国家的利益。     

欧洲经济政府?——解析欧洲货币联盟经济治理机制的德法之争

欧洲货币联盟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上的非对称性治理机制始终是一个饱受争议的话题.面对欧元区债务危机和“里斯本战略”差强人意的实施效果,法国“欧洲经济政府”的主张对当前欧洲货币联盟极具德国色彩的经济治理机制提出了挑战.本文将对“欧洲经济政府”这个概念的含义和历史进行梳理,解析这个概念背后德法两国在欧洲货币联盟治理机制上的根...     

美国“新欧洲”战略初探

伊拉克危机引发了舆论界和学术界有关美国“新欧洲”战略的议论。本文对该战略进行了初步探讨。文中指出 ,“新欧洲”战略根本上是冷战后美国对欧战略调整的产物 ,其出现带有某种必然性 ;近年来美欧矛盾的激化加快了美国对欧战略调整的步伐 ;中东欧国家主动靠拢美国为“新欧洲”战略的形成提供了必要的基础。“新欧洲”战略的实质是分化和削弱欧洲 ,即美国试图通过北约扩大在欧洲内部建立一个亲美阵营 ,利用中东欧“新欧洲”来牵制德法“老欧洲” ,以此限制欧盟的强大。“新欧洲”战略将对美欧关系产生严重的消极影响。     

德国简讯一组

施罗德提出欧盟在和平政策上必须以“一个声音”说话施罗德总理要求欧盟在国际和平政策上起到一个中心的作用。 11月 16日 ,施罗德在波鸿的社民党欧洲研讨会上发言说 ,扩大以后的欧盟必须在和平解决冲突方面一致对外 ,欧盟必须清楚地表示战争仅仅是最后的手段。他保证在处理伊拉克的问题上将与美国保持一致 ,但没有做出具体的承诺。他认为中东和近东的整个和平进程关系到德国和欧洲的基本利益。虽然当时德国拒绝了参加伊拉克战争的要求 ,但目前在伊拉克受到威胁的美军士兵“需要我们的团结合作”。 (俞宙明摘译自www .welt.de 2 0 0 31116 )…     

中国欧洲学会德国研究会举行第十一届年会

本刊讯中国欧洲学会德国研究会第11届年会于2005年10月26-28日在上海同济大学举行。 夸年恰逢德国研究会和同济大学德国问题研究所成立20周年,双喜临门,年会因此十分隆重而热烈。 在开幕式暨报告套上,同济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周家伦、中国欧洲学会会长裘元伦先后致辞;德国研究会新任名誉会长、前驻德国大使梅兆荣作主题发言,德国驻华大使史丹泽博士作题为“德国在扩大中的欧盟”的报告。 来自中国社科院欧洲所、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所、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世界发展研究所、北大、清华、人大、经贸大、同济大学等约30家单位近百人出…     

卷首语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一期《德国研究》 ,一如既往地展示着国内外学者介绍、研究德国的最新成果 ,相信其中的一些篇章 ,自会引起大家的兴趣或思考。值得着重要说的 ,是已经落幕的中国欧洲学会德国研究分会第九届年会。这次在五月的江南召开的全国性学术会议 ,群贤毕至 ,议题广泛 ,而代表们集中关心的 ,是德国外交与安全政策、中德关系、德国国内政策与经济这三大问题。对于德国的外交与安全政策 ,与会代表较多讨论的是德国的世界影响、欧盟与美国相比是否能成为世界格局中的一极、德国外交排序、德国与周边国关系、德国与欧洲一体化、欧盟与美…     

德国的经济政策与欧洲货币体系危机

德国的经济政策与欧洲货币体系危机孙晓青德国统一突然插入欧洲一体化进程，给西欧带来强烈的震荡。国际舆论将１９９２年秋以来出现的欧洲货币危机主要归结于德国的高利率政策。在德国统一进入第四年之际，统一后的经济后遗症、经济衰退和多年的结构性问题交织在一起，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