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行政学范式之争辨析

在公共行政学学术史的研究中,就公共行政学的范式问题存在着长期的争论。争论的焦点在于:公共行政学究竟有没有范式?发生过几次范式转换?然而,通过对公共行政学与范式的结构性特征进行对比分析,发现公共行政学并不能满足范式原初意涵所包含的共同体、信念结构与发展轨迹三个结构性特征的要求。由此可知,实际上公共行政学并未形成某种范式,更未发生过范式转换。从范式的原初意涵来看,公共行政学目前仍处于"前范式阶段",因此,用学派或者研究途径等概念来描述公共行政学及其发展,是一个比使用范式这一概念更好的选择。     

公共行政"范式"之争探源——兼谈其对于理解公共行政的意义

对于公共行政学的"范式"转换问题,学界有着不同的理解和解释.早在"范式"理论产生之时的科学哲学家中就已出现"范式大战",公共行政范式之争实际上延续了这种争论.探源这种争论有助于在公共行政的理论研究中开阔视野,摆脱"言必称库恩"的束缚,理解公共行政史多元解释的意义,把握公共行政中的真理与价值及后现代公共行政问题,推动公共行政理论与实践的发展.     

从效率到民圭——公共行政价值的演进

公共行政价值是公共行政的灵魂，反映了人们关于公共行政的信仰和依托。整个公共行政学的演变都是在一定的公共行政价值的指引下，不断的发展起来的。由于受到经济发展水平、社会文化传统等因素的影响，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政府所选择的公共行政价值是不同的。分析西方公共行政学发展的历史，梳理出公共行政学中从效率到民主的演进过程。     

新公共行政学对中国行政改革的启示

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末的新公共行政学是行政学发展的一次范式转换,它突破传统行政学政治———行政两分法的思维局限,以社会公平为核心价值观,以民主行政为学术识别系统。当代中国行政改革应从中得到启示,推动中国行政体制改革向公共行政改革发展。     

论我国现代行政精神的培养和重塑

公共行政的精髓和体现是公共行政精神，它作为一种价值和使命贯穿于行政过程中。公共行政精神引导行政机构形成共同的价值观和行为模式。行政精神贯穿于行政主体与组织文化的主体意识和管理资源中，同时，无形中影响和提高行政机构和行政人的精神风貌和基本素质。引导行政机构和成员之间的目标价值取向的一致性。我们通过分析行政精神的历史演变以及现代行政精神的乏弱，立足培养和重塑现代公共行政精神，尝试提出一些有价值的对策，对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公共行政精神和公共行政学学科的发展也有重要借鉴。     

本土化:我国公共行政学研究的路径取向

经过20多年的发展,中国公共行政学虽然取得了很大的发展,累积了许多的文献。然而,由于种种历史的和现实的原因,中国公共行政学仍难以消除学科移植的痕迹。因此,本土化研究是我国公共行政学发展过程中必须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开展本土化研究,对我国公共行政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价值。我们要从提高研究者的素质;深入实践,立足本土;放眼全球,具有国际视野;建立民主、开放的学术环境等方面推进公共行政学本土化的进程。     

评美国公共行政理论中的宪政主义范式

美国公共行政理论中的宪政主义范式在夯实方法论基础、拓展理论视野和充实知识框架等方面为公共行政学的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但与此同时,宪政主义范式也招致不少学者的批判,主要表现为:宪政主义的价值理念违背了公共行政学成立的初衷;宪政主义的规范取向,是一种空洞的理论;宪政主义内部价值之间存在着悖论;宪政主义过于强调一元路径,忽视了公共行政的本质。未来美国公共行政理论中的宪政主义范式在迈向成熟化和系统化的过程中,必须要在行政哲学、价值理念、方法论和政府管理领域等方面实现合理的转变。     

公共行政价值体系的一次突破——评新公共行政学的社会公平观的影响

公共行政价值体系一直处于不断发展和完善的过程中。传统公共行政以经济、效率为核心的价值体系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及财富的日趋集中而愈来愈暴露出其弱点。新公共行政学所提倡的社会公平价值观引入伦理学内容,在经济、效率、公平三者间找到平衡点,弥补了传统公共行政学价值体系的缺陷,为公共行政改革提供了理论指导,为后来的新公共管理运动提供了概念基础。     

新环境下公共行政范式的探讨——对“公共管理范式”的反思

本文以托马斯·库恩的范式理论为工具,以传统公共行政的历史变迁为线索,针对新公共管理运动的愈演愈烈,辨析了所谓"新公共管理范式"的真伪,进一步说明了现时代依然是公共行政范式的时代.     

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公共行政学

公共行政学是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构建中国特色公共行政学是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题中之义。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公共行政学,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尤其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精神尤其是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和以问题为中心的研究导向;必须做到古为今用,不断吸收中国传统文化治国理政的精华思想,全面科学地总结改革开放30多年来行政改革取得的成功经验,从而建立起中国化的公共行政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必须做到洋为中用,学习借鉴世界公共行政研究取得的一切积极成果,紧跟世界公共行政研究和公共行政改革的潮流,从而不断推进中国公共行政研究的知识创新、理论创新和方法创新。     

新公共管理浪潮涌动下的政府绩效评估--西方国家政府绩效评估及对我国的启示

现代意义的政府绩效评估始于20世纪50年代美国的绩效预算制度。20世纪60年代后期，以弗雷德里克森(H．G．Friderickson)为代表的“新公共行政学”发展了社会公平理论，认为公共行政的核心价值是社会公平，主张将“效率至上”转为“公平至上”；强调公共行政变革的终极目标是建立民主行政之模型；强调公共行政的顾客导向，将顾客的需求作为政府公共部门存在、发展的前提和政府公共部门组织设计方案应遵循的目标。     

西方公共行政理论范式变迁研究综述

“范式”(paradigm ,也译为“典范”)是美国著名科哲学者托马斯·库恩(ThomasKuhn ,192 2 - 1996 )的代表作《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的核心概念。近年来,国内外学者从库恩理论出发,对西方公共行政理论的范式变迁进行研究,得出形形色色的结论,现综述如下:(一)以厦门大学陈振明教授为代表的三种范式共存论。陈教授在《从公共行政学、新公共行政学到公共管理学———西方政府管理研究领域的“范式”变化》一文中指出,西方公共行政理论在百余年的发展、演变历程中,作为政府管理研究领域的公共行政学经历的三次研究“范式”的转换,即从传统的公共…     

公共管理研究的性别视角——美国女性主义公共行政理论评述

基于美国公共行政理论和实践中女性缺席的现实,美国女性主义公共行政研究中出现了三种研究取向,分别是经验论、立场论和后现代主义。这是一场公共行政领域的性别启蒙运动、为公共行政学提供新的知识生产方式,也是公共行政学中的一种知识变革。与此同时,该理论在研究方法、理论逻辑和实践方面存在局限性,仍在不断发展和完善。美国女性主义公共行政理论对我国的女性参政理论和学界研究立足于中国的女性主义的公共行政问题提供了借鉴的视角。     

“过程”与“生成”:公共行政的未来指向

公共行政从来不是也不应是价值中立的，政府所有规范性的主张都必然基于某种价值观念，政府在这些观念的指导下开展行动。然而现代公共行政被“制度-技术”的复合框架牢牢固定，变成了一种目标导向的“道德景观”塑形过程，这直接导致作为“生成”的公共行政成为了主流的行政形态。作为“生成”的公共行政以失去可能性为代价换取现实性，这导致行政系统在对“目标”的追逐中逐渐被异化为失去道德和生机的机器。公共行政需要从强调“生成”的传统中突围，转向建构一种作为“过程”的公共行政。作为“过程”的公共行政以行政伦理学替代行政管理学为“第一行政学”，强调行政部门的首要责任是根据情境对决策中诸种终极价值作优先性排序。中国因自身的德治仁政传统而在建构“过程”行政上具有天然的文化优势，而这种文化优势完全可以通过理论化的方式转变为学术、学科和话语优势。     

建构公共共同体:公共行政学合法性争论及其未来北大核心CSSCI

有关公共行政学的学科合法性危机,过往研究往往集中于讨论不同学派的对立与争鸣,其中暗涵了合法性危机的产生源于多学派对立而不能形成统一学科范式的逻辑预设。事实上,公共行政学作为与现实行政紧密相连的实践学科,其合法性危机由政府合法性、学科合法性、以及知识对实践指导的合法性三部分的危机所组成。合法性危机的形成并不在于学科内部内纷繁复杂的学派,而在于没有任何一个学派可以自洽地解释行政行为并对行政实践提出具有规范意义的指导,从而使公民满意。公共行政学中的管理主义、宪政主义以及公民参与理论对于提高公共行政学合法性进行了不同尝试,但都存在逻辑悖论。在思想和实践层面建构公共共同体,是提高公共行政学合法性的可行路径,而这也是后现代公共行政理论给予的启示。     

效率与公平分野下的公共行政理论变迁

公平和效率是公共行政的两种基本价值取向。效率导向下的公共行政把自身看作一门技术、一种科学、一种无异于私营部门管理的管理;公平导向下的公共行政则更为关注公平价值,并将公共服务的公共性、参与性、民主性视为公共行政合法性的基础。正是这两种取向的矛盾与博弈,推动着公共行政学说的发展和演变,并将公共行政学分为两大流派:效率取向下的公共行政学和公平取向下的公共行政学。事实上,公共行政体系应是公平与效率价值的整合统一,这也是公共行政学研究的必然趋势。     

从思潮的转变看公共行政学的发展

公共行政学经过一百二十余年的发展，影响比较大的实践及理论思潮按时间先后主要有传统公共行政、新公共行政、新公共管理及新公共服务，从其主要内容及思想内核来看，可分别属于管理主义及宪政主义这两条发展的主线；本文通过梳理四者产生的背景、主要内容，挖掘其思想内核，从一个宏观的层面，思考公共行政在此发展过程中呈现的特点；最后在简要分析中国行政生态环境的基础上，对如何在中国行政实践中把握四者，作一个宏观的定位。     

论新公共行政学——与传统公共行政比较

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出现了一系列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危机，对资本主义造成了前所未有的打击，人们对政府的信任度剧减，由此而来开始对传统的公共行政质疑，认为其有局限性，并时其提出了挑战。从而发动了新公共行政运动，并形成了新公共行政学派。本文试图将新公共行政与传统的公共行政进行比较，讨论其理论创新之处，与此同时，也指出其自身的不足之处。     

西方行政学的范式转换与公共利益实现途径的变迁

在西方行政学百余年的演变历程中,什么是公共利益?如何实现公共利益?一直困扰着许多行政学家。笔者认为公共利益的内涵及其实现途径并不是一层不变的,它与行政学史上三次研究“范式”的转换有着密切地联系。本文将评述从传统的公共行政学到新公共行政学、新公共管理学三次范式转换的主要特征以及对公共利益的内涵及其实现途径的影响。     

回归以来澳门特区公共行政改革回顾与展望

澳门回归祖国后,历经前两任特首努力,清理澳葡时期的公共管理弊端,逐步建立适应澳门区情,与现代化接轨的公共管理体系。澳门的公共行政改革在“一国两制”之下立足澳门特点,从重构公共行政管理体系到完善制度建设,实现了“澳人治澳”。新时期下澳门的发展环境出现重大变化,澳门公共行政管理体系要立足于国家战略,准确定位澳门发展方向,服务于澳门经济社会发展,推动自上而下的改革,建立高素质的公务员队伍,实践“一国两制”,探索“政府—民众”联合治理民主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