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秘密侦查之法律现状研究

秘密侦查方法是在人类社会的发展——特别是与犯罪做斗争的发展进程中产生的,它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也是犯罪侦查自身规律的必然产物,在我国古代就已经出现。在司法实践中,秘密侦查作为一种打击追诉犯罪的特殊手段已经被广泛使用,并被司法机关大致认可,但时至今日秘密侦查的使用仍然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法律上没有明文授权,仅仅依照部门规章、政策行事,加之具体的界限不明,秘密侦查一直游走于合法与非法的边缘地带。     

诱惑侦查的合法性控制

诱惑侦查是侦查人员或其安排的“特情”通过对侦查相对人使用诱惑手段,促使犯罪发生并当场破获犯罪的侦查手段。而其中“特情”是指侦查机关从社会人员中秘密选择用于协助侦查活动的特殊情报人员,与西方国家以及我国港澳台地区所称的狭义上的“线人”近似,均用来指在警方的控制下为侦查活动提供线索或者协助警方开展侦查活动的公民。     

质疑与回应：秘密侦查的正当性分析

秘密侦查，是指为了对付危害大且侦破难度高的某些特殊犯罪，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侦查机关针对特定案件的侦查对象，暗中收集犯罪证据和情报，以揭露和证实犯罪的一种具有隐蔽性和强制性的侦查措施。由于秘密侦查的秘密性和强制性，天然地潜在着易侵权性，也正因为这一点，秘密侦查遭到了许多人的责难与非议，认为其使用是不正当的。秘密侦查的使用虽然存在着瑕疵，但也并不如有些人所说其使用是非正当的。因此，总结当前人们对秘密侦查使用正当性的各种质疑，针对质疑作出相应的回应，分析、阐述秘密侦查使用的正当性，就显得尤为迫切和必要。     

权利保障视野下的秘密侦查竞技化析评

秘密侦查指的是侦查机关采取隐瞒身份、目的、手段的方法,在犯罪嫌疑人不知晓的情况下,发现犯罪线索,收集犯罪证据,乃至抓捕犯罪嫌疑人的活动。秘密侦查的困境在于启动陷于随意、武装不能平等、裁判难以中立、程序无法公开、侦查行为的违法性和求真的悖论。现代司法的核心在于竞技,司法决斗便是此核心的集中体现。而秘密侦查具有司法决斗中竞技的理性品质,合乎竞技的经验理性。秘密侦查的竞技化有利于其正当性和合理性的充分体现。秘密侦查竞技化的理性构想包括：厘清秘密侦查的两大类别——任意秘密侦查与强制秘密侦查;规范秘密侦查适用条件与原则;设计秘密侦查的概括程序和细节规制;评断秘密侦查行为过程及其结果。     

论反贪秘密侦查及其证据力

当前我国的贪污犯罪,其行为方式从一般行为方式转为特殊行为方式,其犯罪形态从单一型转向特殊型,从内向型转向外向型。这种客观形势要求我们在侦查意识、侦查观念和侦查手段等方面,必须有一个根本的转变,必须把公开的侦查手段和特殊的秘密侦查手段相结合,才能有效的同贪污犯罪作斗争。     

应当赋予检察机关特殊侦查措施

特殊侦查措施，是指侦查机关采取隐蔽身份、目的的方法，在侦查对象不知晓的情况下，发现犯罪线索，收集犯罪证据，以及抓捕犯罪嫌疑人的侦查活动。根据司法实践，特殊侦查措施主要包括四方面：一是技术类秘密侦查措施，如电子侦听、电话监听、电子监控等，这是实践中使用较普遍的一种，俗称“技侦”；二是特工类秘密侦查措施，如使用线人、特情、卧底侦查员等：三是诱惑类秘密侦查措施，如机会提供型引诱、虚示购买、控制交付等：四是传统侦查行为加密类侦查，如秘密搜查、秘密提取、秘密辨认、秘密拍照或录音录像、邮件检查等。从职务犯罪侦查实际出发。笔者认为诱惑类侦查措施不适用于职务犯罪侦查。而其他三类都应当用法律的形式赋予检察机关使用权。     

秘密侦查与侦查公开的冲突及解决——兼论侦查公开与侦查秘密原则

侦查公开和侦查秘密原则有各自的内涵,一般应主张侦查公开为原则,侦查秘密为例外.侦查公开原则要求侦查机关应当就侦查的一些情况向当事人及其律师或向社会公开.侦查公开具体而言涉及到公开的对象、时间、方式和公开内容等几个方面的内容.秘密侦查与侦查公开原则会产生严重的冲突,解决这种冲突的主要方法就是遵循基本原则、在秘密侦查和侦查公开间保持平衡,同时强化司法控制,并建立相应的救济机制.     

毒品犯罪中特情侦查的研究

特情侦查被广泛运用于公安侦查毒品犯罪活动中,通过秘密搜集犯罪情报、专案侦查、发现与控制犯罪活动,有效打击毒品犯罪。鉴于特情侦查手段的特殊性,特情侦查天然地与证据认定、侦查人员刑事豁免权、特殊的管理制度等问题相联系。本文拟从以上三个方面对毒品犯罪中的特情侦查进行探究。     

论秘密监听的立法问题

秘密监听是采用秘密手段获取与犯罪有关的言词信息的一种技术侦查手段。笔者在本文将针对秘密监听立法提出一些建议。     

浅谈职务犯罪的秘密侦查

当前，我国反贪案件的侦查模式基本上属于“由供到证”的侦查模式。一般是在掌握一定犯罪线索、通过讯问犯罪嫌疑人获取更充分信息后，再以嫌疑人口供为基础搜集其他的证据。如果收集的其他证据与犯罪嫌疑人的口供有所出人，就继续讯问。如此循环往复，整个反贪侦查程序基本上都是被动地围绕嫌疑人口供进行。这种“挤牙膏”的侦查模式极大地制约了反贪部门的侦查成本和效率。笔者认为，为适应反贪侦查的严峻形势，提高侦查效率，采用秘密侦查不失为一种切合实际的选择。秘密侦查是指经过严格的批准程序，在严密的指挥和监控下，秘密使用跟踪、设伏、录音监听、摄像、伪装潜入等合法的手段，掌握侦查对象的动向，控制其活动，从而发现和揭露犯罪的一种侦查方法。秘密侦查对于反贪污贿赂案件的破获具有巨大的效应：     

论高校贿赂犯罪的侦防对策

贿赂犯罪作为一个古老的社会现象,在中国市场经济日益发达的今天似乎愈演愈烈,甚至渗入被视为象牙塔的教育领域,成为现代法治社会的一大毒瘤,严重影响了创建和谐社会的宏伟目标。笔者在分析中国高等教育系统贿赂犯罪的现状与特点基础上,拟就如何采取侦查和预防对策,提出自己的见解,以期有效地控制高校领域的贿赂犯罪.     

计算机网络犯罪的侦查与防控探析

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推动着社会的发展,人类的进步。然而,利用计算机网络犯罪的现象也相伴而生。近年来,各类重特大案件中涉及到计算机网络也越来越多,如何遏制利用计算机网络犯罪,已是世界各国共同面临的新的突出问题。公安机关计算机网络犯罪侦查部门和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也都在着力于研究网络犯罪的侦查措施和如何防控。     

对当前农村涉爆犯罪有关问题的思考

近年来,农村涉爆犯罪突出,给人民生命财产、社会公共安全造成严重的危害,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造成极大的影响。通过对当前农村涉爆犯罪个案和总体分析,探讨引发这类案件的原因,针对这些情况,提出积极疏导化解纠纷、矛盾,活跃农村文化生活,加强法制宣传教育;对民爆器材实施“封闭管理”;注重涉爆犯罪信息收集,严厉打击涉爆犯罪,维护农村社会稳定。     

农村基层组织人员职务犯罪特点与侦查研究——以贪污贿赂案件侦查为视角

作为当前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骨干力量,农村基层组织人员职务犯罪的情况日趋严重,打击与防范农村基层组织人员职务犯罪已迫在眉睫。要准确打击农村基层组织人员职务犯罪,首先应当在法律层面上准确界定农村基层组织人员的主体范围及其职务活动范围。在准确界定法律概念的基础上,通过对当下农村基层组织人员职务犯罪状况的实证研究,发掘农村基层组织人员职务犯罪的内在规律与特点,以此进一步分析农村基层组织人员职务犯罪的深层次原因,并有针对性地制定相应的侦查对策,以形成打击和防范此类犯罪的高压和长效机制。     

现阶段黑恶势力犯罪的特点及打击对策研究

现阶段黑恶势力犯罪呈现形式更新快、滋生周期短,软暴力倾向明显、利益攫取领域蔓延、政治领域渗透加剧、多种犯罪合流、由弱转黑现象凸显等特点,与此同时由于思想认识的不同、法律规定的粗放、保护伞的存在、机制的不完善等原因导致打黑除恶工作中存在多重障碍。立法先行是打黑的必要前提,各部门形成联动、工作机制的完善、情报信息的获取等是打黑除恶工作持续深入的有效保障。     

非法集资犯罪案件的侦查困境与侦防对策探析

近年来,日益猖獗的非法集资犯罪引起了理论界、实务界及社会公众的高度关注。非法集资犯罪高发态势明显,涉案金额巨大,参与人员众多,受害人群多元化,涉及众多行业和地区,跨区域、跨境甚至跨国实施,从现实社会向网络空间发展,犯罪职业化趋势日趋明显。这些特点决定了此类案件在侦查的启动、线索的查证、证据的获取以及侦查终结等环节存在着诸多困境。完善政策机制,提升政府监管能力;创新工作模式,提高打击处置力度;重视宣传教育,提升群众防范能力等,是预防和侦查此类犯罪的有效对策。     

反思严惩毒品犯罪的传统刑事政策

我国历来对毒品犯罪打击甚严,但从长期的实践来看,一味严惩毒品犯罪效果不甚理想。我们应客观地对毒品犯罪进行评价,在打击毒品犯罪时落实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严格规范侦查手段,注重打击与教育相结合,从而获得禁毒效果的最大化。     

试论当前增值税犯罪

增值税犯罪是涉税犯罪中一种主要的形式。增值税犯罪往往具有案值大、社会危害性大的特性,因此,我们应该高度关注此类犯罪。通过对增值税犯罪的形式、特点和原因的分析,寻求如何有效防范这种危害的发生。     

有组织犯罪侦查主体比较研究

至上世纪90年代,我国的有组织犯罪侦查工作也基本上能适应我国有组织犯罪的发展。然而,随着我国有组织犯罪的发案数量、社会破坏性的迅速增加,以及跨国有组织犯罪对我国的影响和渗透逐步扩大,现有的侦查主体之设置模式已经不能适应我国有组织犯罪的发展。应分析西方主要国家有组织犯罪侦查主体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的打击有组织犯罪的实际情况,提出改革我国有组织犯罪侦查主体的建议。     

农村基层权力的异化与黑社会性质犯罪关系剖析

以权力为依托,从事黑社会性质犯罪,是当代农村有组织犯罪的重要类型之一。黑社会性质,组织头目往往凭借手中权力,拉帮结党,欺压百姓,严重败坏了党和政府在群众中的形象,危害农村社会治安。只有加强基层政权组织建设,及时改善干群关系,才能有效遏止犯罪势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