贿赂犯罪黑数对策小议

所谓贿赂犯罪黑数,又称贿赂犯罪暗数或贿赂犯罪未知数,亦称“隐藏的贿赂犯罪.”贿赂犯罪黑数具有极大的社会危害性,贿赂犯罪黑数越高,就越会对社会构成严重的危害. 为有效遏制贿赂犯罪黑数的扩张,笔者认为有必要提出如下对策:(1)要从立法、司法和社会综合治理上进行多学科、多角度、多层次的综合研究.特别是要对贿赂犯罪黑数进行实证性与专门性的理论研究,注重对贿赂犯罪诸社会因素的调查研究和司法统计,探索贿赂犯罪在新形势下的特点,做出预测,提出防     

惩治贿赂犯罪刑事政策之提倡

贿赂犯罪的泛滥与国际化程度的加剧，迫使国际社会选择更为有效的贿赂犯罪治理政策。在贿赂犯罪的刑事政策选择中，实行定罪机制、合作机制与控制机制对等的对称性刑事政策，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的普遍选择。中国惩治贿赂犯罪刑事政策设计以受贿罪的治理为中心展开，对受贿罪与行贿罪采取差异治理的不对称性刑事政策，在客观上无法有效遏制贿赂犯罪的膨胀。为实现贿赂犯罪根源性治理的目标，有必要根据《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要求，积极倡导并在立法中实现对称性刑事政策的要求。     

对非财产性利益贿赂入罪的研究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贿赂手段也在不断发生变化。我国现行刑法并未将非财产性利益贿赂规定为犯罪，助长了以非财产性利益为犯罪对象的贿赂方式，制约了反腐败的进程。因非财产性利益贿赂符合贿赂犯罪的本质，有非常严重的社会危害性，扩展贿赂犯罪的对象非常必要。     

贿赂犯罪“预防型”刑法规制策略构建研究

贿赂犯罪治理由"打击型"策略向"预防型"治理策略的转型,是国际腐败犯罪治理经验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必然。"预防型"贿赂犯罪治理策略要求:在确立对贿赂犯罪实行"均衡性"治理理念的前提下,调整贿赂犯罪罪刑规范内容,慎重处理贿赂犯罪罪量因素的功能,删除行贿罪犯罪阻却事由;修正贿赂犯罪特别自首制度;增设企业预防行贿失职罪,科学设计其罪刑规范的基本内容,由此整体提升中国贿赂犯罪惩治的科学性。     

商业贿赂犯罪刑事政策研究

商业贿赂犯罪与刑法中两类贿赂犯罪呈现交叉关系,包括一部分非国家工作人员贿赂犯罪,以及一部分国家工作人员及单位贿赂犯罪.这两类犯罪既有共性亦有个性.破坏市场的公平竞争秩序,严重危害社会经济,是其共性,但是,在分割的客体和危害性存在个性差异.打击商业贿赂犯罪根本上应当采取综合治理的刑事政策.对公务商业贿赂犯罪和非公务商业贿赂犯罪,应当采取"分而治之,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分别对待.     

治理贿赂犯罪国际公约立法发展及其启示

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经过三个阶段的发展，国际社会形成了以保障市场经济公平竞争秩序理念为指导、以打击行贿行为为主要策略、以加强商业组织治理为发展方向的国际公约立法体系，充分反映出市场经济下贿赂犯罪立法治理的基本规律。相比之下，中国贿赂犯罪立法治理存在理念较为滞后、治理策略相对简单、治理对象较为单一的问题，在未来中国贿赂犯罪治理改革中，有必要汲取国际社会贿赂犯罪治理之经验，及时调整相关立法理念和策略，以适应国内市场经济发展及世界市场竞争之需求。     

全球视野下商业贿赂刑法规制问题再探讨

从商业贿赂行为的全球刑事立法进程看,不仅开始较晚,发展较缓慢,而且主要国家在相关立法和刑事政策方面仍存在一些争议.虽然制定有效的刑事法律规制商业贿赂犯罪,确实存在一些现实的困难,但仍有必要设置商业贿赂犯罪.商业贿赂犯罪与公职人员贿赂犯罪在犯罪的性质和社会危害程度上都有所不同,应将二者相区别.我国在惩治商业贿赂犯罪时,应进一步明确商业贿赂犯罪的刑事政策,并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即以宽为主,以严为辅,宽严互补;分别探讨商业贿赂犯罪与公职人员贿赂犯罪的立法完善问题;正确看待刑法在治理商业贿赂中的作用,注重完善刑事程序法的相关制度,重视犯罪预防的重要性及其他治理措施的作用.     

浅议商业贿赂犯罪侦查分工的完善

商业贿赂已经成为影响社会经济正常运行的一大公害。为此,党和国家在反腐败的统一框架下,把治理商业贿赂作为反腐败工作的一个重点。本文从查办商业贿赂犯罪的角度,针对商业贿赂犯罪侦查分工的现状,就如何完善商业贿赂犯罪的侦查分工发表了相关见解。     

“中日公务员贿赂犯罪问题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当今世界,公务员贿赂犯罪等腐败现象越来越引起各国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关注。为了深入探讨贿赂犯罪的有关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于1994年5月在北京举办了“中日公务员贿赂犯罪问题国际学术研讨会”。这次研讨会的主要议题是:中日公务员贿赂犯罪的现状与原因;中日贿赂罪的比较;中日公务员贿赂犯罪与责任;贿赂犯罪的对策研究;中国贿赂罪的     

贿赂犯罪的成因及对策分析

本文从总结学界通说入手,借用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一书中的理论阐述自己对贿赂犯罪的成因及对策的认识,希望能在大量研究贿赂犯罪的文章中对贿赂犯罪有一定的贡献。     

职务犯罪死刑存废的理性思考

我国《刑法》为职务犯罪配置了死刑,司法实践中也有贪官被执行了极刑,然而我国职务犯罪的犯罪率却连年攀高,所以这不得不使我们反思我国职务犯罪死刑的设置对于控制职务犯罪的作用。首先从职务犯罪的概念界定谈起,进而从职务犯罪发生的内外因等角度论述我国废除职务犯罪的必要性,并进而就我国目前在未废除职务犯罪的死刑这一现实情况下,探讨如何严格控制职务犯罪的死刑。最后,就未来逐步废除职务犯罪死刑的路径进行具体的设计。     

中日刑法中的商业贿赂犯罪之比较

中日两国对于打击商业贿赂犯罪都十分重视,但两国刑法对于商业贿赂罪的规定则不尽相同。日本刑法典中仅规定有关公务员的贿赂犯罪,商业贿赂方面的犯罪则规定在《商法》等附属刑法之中。同时,日本刑法对商业贿赂犯罪的成立条件做了比公务员贿赂犯罪更严格的限定。日本刑法的这种规定方式对我国商业贿赂犯罪的立法及解释都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商业贿赂罪之刑法本体界定

商业贿赂首先是一个经济法上的概念,然后才是一个刑法上的概念,必须区分经济法上的商业贿赂和刑法上的商业贿赂。商业贿赂犯罪是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商业贿赂犯罪是对发生在经济领域中的贿赂犯罪的集合称呼,它包括一系列具体罪名,而不是仅仅指公司、企业人员贿赂犯罪。     

当前贿赂犯罪案件查办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贿赂犯罪作为以谋取利益为目的的犯罪形态之一，其发展和变化总是同社会经济的发展与现状具有必然的联系。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体制、经济成份、激励机制和国家机关调控经济的职能手段都发生了深刻而巨大的变化。经济结构的变化必然引起与此相关的犯罪形态的变化，贿赂犯罪的犯罪形态变化体现在犯罪手段、犯罪目的、犯罪数额等各方面。同时由于司法机关对贿赂犯罪的打击力度不断增强，新时期的贿赂犯罪呈现一些新情况、新特点。如何有效遏制贿赂犯罪的发展态势，已成为检察机关在打击职务犯罪上重点关注的问题。     

《唐律疏议》受贿罪罪名体系探析——兼与《刑法》比较

从《唐律疏议》受贿罪罪名体系,可以看出我国《刑法》惩治受贿罪之法网较为疏漏。以现代刑法受贿罪的概念分析《唐律疏议》各条,规定受贿罪罪状、刑罚的条文有20条,依刑法上确定罪名的原则和方法,可概括归纳出罪名57项。排除12项特殊罪名,仍有30项罪名在《刑法》上无明确对应罪名,即这30项罪名规定的行为在《刑法》上不构成或不一定构成犯罪。《唐律疏议》受贿罪立法的有益经验,对完善《刑法》惩治受贿罪之法网有积极的借鉴作用。     

商业贿赂犯罪长效控制机制思考

商业贿赂是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经济腐败现象最为重要的形式之一。我国为治理商业贿赂而全面启动的专项斗争产生了积极的效果。然而，构建于传统的、以“二元论”企业角色观为基础。以作为受贿主体的国家工作人员为规制重点的商业贿赂犯罪控制模式。并未切中商业贿赂犯罪“上游犯罪”之根本。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以“一元论”企业角色观为基础，以企业社会责任为视角，以作为行贿主体的企业及其工作人员为规制重点，提出商业贿赂治理新思路，并以此构建中国反商业贿赂长效机制，可以弥补传统治理商业贿赂思路的局限性。     

喀什师范学院,新疆喀什844000

贿选是当前严重危害政治民主的腐败现象。现行法律中将贿选视为破坏选举罪的行为方式之一,然而,贿选的社会危害性远不是破坏选举罪所能涵盖的。贿选与贿赂罪在罪质上具有同一性,在行为方式上具有相似性,为切实发挥法律对贿选的遏止作用,建议单独设置选举贿赂罪,并将其归之于贿赂罪这一类罪名中。     

“性贿赂”入罪问题研究

近些年来,权色交易现象渐有猖獗蔓延之势,正日益严重地腐蚀着国家的机体并毒害着社会的风气。但是,目前我国刑法尚未明确规定性贿赂的治罪条款。刑法仅将贿赂的内容限定为财物．也即物质性利益,而对以非物质利益的行贿与受贿留下了刑罚的死角,给不法分子以可乘之机,给社会带来了极大的危害。     

“终身监禁”刑事立法的刑罚精准性研究

对本可以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贪污受贿犯罪分子实际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的,同时决定死缓期满减为无期徒刑后的终身监禁,既不是执行"死刑"之"重",又不是减为可进一步通过减刑、假释使实际服刑期变得相对比较短的一般"无期徒刑"之"轻",既实现了罪责刑均衡,又实现了震慑其他潜在的贪污受贿犯罪分子的一般预防目的,还能够遏制司法腐败实现司法公正,对贪污受贿犯罪行为进行精准的打击。终身监禁单独设在贪污受贿罪里,正是考虑到贪污受贿罪的特点和国家的刑事政策而作出的,不仅具有很强的针对性,而且在刑罚轻重的"度"上把握到位,体现出刑罚制定和适用的精准性。从刑罚精准性的视角分析,终身监禁不违背罪刑法定原则、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和刑罚效益原则,具备刑罚正当化根据。     

贪污贿赂犯罪的数额问题研究

刑法规定的数额标准与司法实践不相适应的问题、影响刑罚轻重的数额等级划分不合理的问题及犯罪的数额起点问题是困扰我国刑事立法与司法实践的重大问题之一,我国贪污贿赂犯罪的数额起点应当进一步降低乃至取消而不是提高。贪污贿赂犯罪刑罚的数额等级应当进一步细分,情节规定应当具体化。贪污贿赂犯罪的数额法定是十分必要的,不能因为与司法实践脱节而否认其合理性。完善我国现行刑法贪污贿赂犯罪应当沿着数字化、具体化方向发展,凡是可以量化的一定要量化,基于我国的国情需要最大限度地减少模糊性、不确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