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行政问责制的理念更新与制度完善

我国行政问责制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为问责主体单一、问责方式缺乏科学性、问责程序缺乏规范性以及问责官员复出机制不健全等问题。要全面有效地解决这些问题，在问责主体上需要规范同体问责，强化异体问责；在问责方式上要注重问责的实际效果，科学确定问责事由；在问责程序上需要进一步规范问责过程，保障程序公正；在问责官员复出机制方面应实行严格的实体标准和程序标准，防止“带病复出”。     

我国行政问责制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行政问责制是我国政治文明的重要体现，也是依法行政的必然要求。我国的行政问责制仍存在着问责法律缺失、问责主体单一、问责客体模糊和问责程序不规范等方面的问题。本文深入分析了这些问题存在的原因，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我国行政问责制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我国推行行政问责制过程中存在一些问题、问责权责不清,主体缺位,问责范围过窄,标准不统一,问责法律缺失,程序不实.为完善行政问责制,必须培育问责意识,塑造问责文化；明确问责主体,强化异体问责；健全问责法律,规范问责程序；完善问责救济,建立复出机制.     

行政问责的公民诉讼路径探索

行政问责制度作为权力监督的重要一环，既可以督促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依法行政，同时也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免受行政权力的侵害。现阶段我国行政问责制度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仍存在不少缺陷，在问责的启动主体和问责运行程序等方面还有诸多需要改进的地方。赋予公民提起诉讼的权利，以公民直接利用诉讼的方式启动行政问责是可以考虑的一条新路。     

“省直管县”体制改革与行政问责制度构建

自2009年中央一号文件颁布后,包括海南、重庆、湖南等在内的许多省、直辖市都加大了"省直管县"体制改革的力度。扩权、放权后为了对县级政府的权力行使加以严格监督,很对地方都出台了地方性的行政问责制度。当前中央也出台了《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这些行政问责制度无疑对规范和监督县级政府的行政行为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在实践过程中也存在各种问题,比如问责主体单一、客体有限、内容狭窄,以及程序不完善等问题,从而致使行政问责制度难以发挥其应有的功效。因此,在"省直管县"体制改革中应针对上述问题,对行政问责制度逐步加以完善,从而促使县级政府的行政权力得以良性行使和"省直管县"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     

“问责制”下的基层干部五种心态

近年来，“官员问责”成为社会公众和新闻媒体关注的热点。一些重大公共事件中被问责的官员更是被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各地出台的相关行政问责法规受到群众欢迎，但其在行政问责范围、标准和程序方面缺乏统一性、规范性，也引起了一定争议。     

政府问责制的合法性进程——制定问责法的必须性探讨

行政问责即对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责任追究制度,主要由问责主体、问责对象、问责范围、问责程序、问责结果等基本要素构成。目前,我国行政问责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有：行政问责立法滞后,由此就造成异体问责相对薄弱,问责对象不够全面,问责范围过于狭窄,职责权限比较模糊,责任形式不够全面,责任追究弹性较大等问题。为了充分发挥行政问责的惩罚、教育、警示、预防功能,必须加大行政立法的力度,明确行政问责主体,拓宽问责适用范围,统一责任认定标准,严格行政问责程序。     

我国行政问责的法治化思考

我国行政问责经历了一个从权力问责到制度问责、再由制度问责趋向法治问责即问责法治化的过程。问责法治化不等于问责制度化,问责制度化是问责法治化的一种表象。我国行政问责法治化对推进法治国家建设、促进社会和谐进步、加强公民权利保障和完善反腐倡廉机制都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行政问责法治化的基本理念应包括公众参与、规范统一、程序公正、权责一致、救济有力五个方面,其中公众参与理念是核心。     

对我国问责制度若干问题的探究

如何建立和完善符合中国国情的问责制度,有诸多的问题需要进一步深入探究。在问责形式方面,应该包括政治问责和行政问责,即异体问责和同体问责两方面的内容。在问责主体方面,重点应确立人民代表大会和广大社会公众的问责主体地位,并以社会公众的知情权加以保障。在问责客体方面,要明确各级党政机关及其工作部门或工作机构领导班子的组成人员为问责的主要客体,并明确问责客体的问责形式和职责划分。在问责范围方面,应明确问责的主要指向应该是政治责任和道义责任,并增加问责范围的透明度。在问责方式方面,应重视公开道歉与引咎辞职的作用,同时避免以政治和道义责任来掩盖和推脱纪律和法律责任现象的发生。     

北京出新政要治“太平官”“混事官”

北京市日前公布矧E京市行政问责办法》，弥补行政问责盲区。从10月1日起，北京市行政人员出现上述情况将被问责。专家表示，此举是问责制度的进一步深化，让干部尤其是基层干部感到不能再当“太平官”“混事官”了。     

关于我国行政问责制的现实思考

当前,我国行政问责制度建设虽已取得了明显成效,但从目前实施的情况看仍面临诸多困境,在问责主体、问责客体、问责内容、问责程序、问责的法律体系等方面还存在一系列问题,而导致这种现状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因此,从当代政治制度框架出发,逐步探索用制度来规范行政问责,并设计出一套合理的、既有理论意义又有实践意义的问责机制,对促进我国政府法治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行政问责制度的问题及其完善对策初探

我国的行政问责制度肇始于2003年抗击“非典”的斗争中;此后,全国各地掀起了行政问责的“风暴”。行政问责制度是一种对行政失职行为进行责任追究的制度。我国的行政问责制度存在行政责任不明,党委官员游离;同体问责为主,异体问责薄弱;问责法律缺失,人治色彩浓厚;问责实施混乱,官员复出随意;问责监督不力,政府公信不够等方面的问题。因此,我国应当明确行政责任,加强对党监督;强化异体问责,辅以同体问责;加强问责立法,实现问责法治;规范问责实施,严格复出程序;健全问责监督,提高政府公信。通过实施以上对策,以期建立一个全面的、适合我国国情的行政问责制度体系。     

对完善中国官员问责制度若干问题的研究

如何建立和完善符合中国国情的官员问责制度有诸多的问题需要进一步深入探索。在问责主体方面,要把同体问责为主改为异体问责为主,确立人民代表大会和广大社会公众的问责主体地位,并以社会公众的知情权加以保障。在问责客体方面,要明确各级党政机关及其工作部门或工作机构领导班子的组成人员为问责的主要客体,明确问责的主要指向应该是政治责任和道义责任,要在党务系统与政务系统之间进行严格的职责划分。在问责程序方面,要扩大问责范围,规范问责标准,完善问责过程,公开问责结果。     

国外行政问责实践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前不久召开的全国依法行政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专章涉及健全行政问责制度,他要求＂研究行政问责立法相关问题＂。近年来,各地行政问责已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但由于缺乏可操作的法律规范,行政问责在实际操作等方面还存在较多问题。     

行政问责制的法制构建

行政问责制是政府官员向社会公众和民意机关承担政治责任的一种政治法律制度。我国现行的行政问责制存在问责事由狭窄、对象不清、主体越位与缺位并存,责任不明、落实不力和程序不规范等问题。为此,我们需要明确行政问责制的要素构造与运行机制,加强人大的问责职能,完善政府绩效评估、行政公开、新闻监督等配套制度,同时要壮大第三部门,强化社会监督。     

对我国行政问责制度之省思

通过对重大问责事件(案件)和规范文本两个样本分析,可以发现我国行政问责制度在实践与规范层面的种种面相。应当从问责事由、对象、方式、程序、免责事由以及通过媒体的公众参与来重新构建问责制度,同时需要从理论上突破对行政问责制度的传统理解。行政问责制度产生于我国政府内发的一种自觉,应当成为回应社会诉求的基本方式,应当是公众舆论监督与行政内部追责相结合,以对外回应性的责任方式为主导的一种机制。     

加强我国行政异体问责初探

我国行政问责制度建立不久,尚处于同体问责阶段。公众问责、人大问责和司法问责是异体问责的主要内容,但是,我国在这三个方面都十分薄弱。因此,加强我国行政异体问责制度建设任重而道远。本文拟对我国异体问责制度进行初步探讨,指出我国异体问责制度存在的不足之处并提出完善建议。     

行政问责的政治逻辑、制度建构与路径选择

行政问责是人民主权的逻辑必然、政治文明的必然要求和改善中国政治生态的现实需要。行政问责的实现有赖于制度的建构,当前需要关注问责的主体、客体、范围、程序和责任体系等方面。本文指出行政问责的推进要在营造氛围、健全法制、创新机制、配套推进等关键点加以突破。     

论我国行政问责法律制度的有效构建

本文分析我国行政问责现状，认为我国行政问责制度存在立法缺位、问责的前提条件不明确、问责随隶l}生较大、适用范围偏狭窄、责任形式不够具体明确等缺陷。立足我国实际，借鉴国外先进经验，提出完善我国行政问责法律制度的基本思路，将对我国行政问责制度的构建具有指导与实践意义。     

论构建有效的行政问责法律制度

行政问责即对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责任追究制度,主要由问责主体、问责对象、问责范围、问责程序、问责结果等基本要素构成.目前,我国行政问责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是:行政问责立法滞后,异体问责相对薄弱,问责对象不够全面,问责范围过于狭窄,职责权限比较模糊,责任形式不够全面,责任追究弹性较大,缺乏有效的司法救济途径等.为了充分发挥行政问责的惩罚、教育、安抚、补救、警示、预防功能,必须确立责任行政理念,明确行政问责主体,拓宽问责适用范围,统一责任认定标准,增加责任承担方式,严格行政问责程序,优化行政问责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