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刑事品格证据规则之构建

刑事品格证据规则因刑事案件证明的高标准以及立法者对刑事被告人人权保护的格外关注而较之民事品格证据规则更为复杂。该规则应对品质证据和性格证据以及非品格证据之习惯证据作出区分并重点规定刑事被告人品格证据排除规则及其刑事被告人辩护和控诉方提出不良品格证据两方面的例外。其他规则包括普通证人不良品格证据的原则允许与例外以及刑事被害人品格证据原则排除与例外。     

论证人出庭作证对庭审的影响

证人出庭作证、证据采纳是新刑诉法实施后最关键、最难解决的问题。刑事庭审实践中无证人出庭，弱化了新庭审的对抗性，我国现实条件又制约着证人出庭作证；新刑法所确立的证据规则又严重影响到庭审方式的实质性改革。作者指出，我国刑事庭审的出路在于理性追求与实践调合     

品性证据在我国刑事诉讼中的适用原则探究

品性证据是英美法系倡导的一种品性排除方法,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保护案件双方当事人。我国刑事司法实践借鉴了品性证据的相关优势,但未对品性证据适用原则进行系统阐述,从而弱化了品性证据的实际应用效果。文章阐述了现阶段我国刑事诉讼中品性证据的应用现状以及存在的负面效应,并从被告人品性证据规则、被害人品性证据的适用规则、证人品性证据的适用规则以及相关配套机制的完善四个方面阐述了品性证据在我国刑事诉讼中的具体适用原则。     

刑事一审庭审方式改革初探

刑事一审庭审方式改革,应当确立独立、超脱、中立、明辨、处断的法官形象;确立关键证人到庭作证制度,建立交叉询问程序;确立刑事诉讼证据开示制度,积极探索刑事一审案件的繁简分流,切实提高诉讼效率.     

析我省刑事附带民事执法从宽执行新规定

2007年6月,云南省高级法院、省检察院、省公安厅、省司法厅联合出台的《关于在刑事执法活动中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实施意见》规定:法院在审理刑事附带民事案件时,被告人行为危害不大,只要积极赔偿被害人,取得被害人谅解的,法院在量刑方面从轻考虑。这一规定,有利于解决法院"执行难"的问题,有利于化解被告人与被害人双方之间的矛盾,起到了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     

浅析构建我国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

在国家追诉主义的理念影响下,我国传统的刑事诉讼司法模式强调国家与被告人的关系,如何控制犯罪、维护国家利益、保障被告人的刑事诉讼权利,一直是我国刑事诉讼法学界研究的重点。然而作为犯罪直接受害者的被害人,在人身、财产和精神上受到损害后,却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其在刑事诉讼中往往只能充当＂控方证人＂或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告。随着司法实践的发展,我国刑事诉讼立法忽视被害人权利所引发的一系列社会问题逐渐显现,建立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已是刻不容缓的问题。罗嘉欣     

刑事证据开示的程序设计

以不开示不得出示、对等、权利自治等原则为基础的刑事证据开示的以对抗式审判为视角的正当程序的逻辑推演是：刑事证据开示必要性的前提是被告人不认罪而需要进行证据调查；正当的开示过程是法官主持双方开示；发现新证据出现隐藏证据应启动特别开示程序。刑事证据开示程序简化的主要内容，一是刑事证据开示与法官预审结合运用，二是自行开示法官验收。在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框架内进行刑事证据开示，可以参照上述开示基本模式进行程序设计。     

刑事和解制度实践困境和改革完善--以北京市某基层人民检察院为例

2012年《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了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的诉讼程序，通过立法确立了“刑事和解”制度。即符合法定条件的公诉案件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真诚悔罪，通过向被害人赔偿损失、赔礼道歉等方式获得被害人谅解，被害人自愿和解的，双方当事人可以和解。达成和解的案件，司法机关可以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从宽处理。本文以北京市某基层人民检察院2013年以来所办理的刑事和解案件为基础，分析刑事和解程序在实践运行中存在的问题及产生问题的原因，进而提出进一步完善该程序的建议，以期对司法实践提供借鉴，更好的实现刑事和解制度确立的立法目的。     

证据裁判主义视阈下的情态证据规范与运用——以我国审判中心主义改革为分析视角

情态证据指的是在庭审时,被告人或证人的面部、声音或身体等各部分及其整体上表现出来的能够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材料。情态证据是对人类本能和心理的一种司法运用,是基于人的情绪发生变化时由植物神经系统作用而引起动作或生理变化的原理。可以通过合理压力刺激被告人或证人等的记忆和心理,激发其情态。司法人员则基于对被告人、证人或案件的了解,结合其他证据材料,判断情态所蕴含信息。情态证据运用的规范性要求明确情态证据的证据种类,收集、提供主体,审查判断和运用程序。情态证据运用的前提条件是,需要强化庭审法官和陪审员的裁判权,限制审判委员会的裁判权,规范庭下阅卷,强调庭审展开唯一性。情态证据运用的中心环节是,质证对象应为原始性证据,质证程序应该完整充分,质证控制应当迅速有力。     

行政证据刑事司法化--兼论《刑事诉讼法》第52条的理解与适用

2012《刑事诉讼法》对行政证据在刑事诉讼中作为证据使用予以认可，从理论维度对传统的证据转换说予以否定，行政证据刑事司法化应运而生。较证据转换说而言，行政证据刑事司法化更符合立法原意，体现刑事法律的体系化，遵循尊重和保障人权以及诉讼效率的价值，对立法完善起着导向作用。有效衔接行政证据与刑事证据，离不开司法人员合法、正当司法：明确行政证据在刑事司法程序中的重要性以及所扮演的关键角色，树立尊重和保障人权的理念。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运行问题研究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作为一种基本的、应然的和系统的刑事政策,应由纸面上的法转变为行动中的法。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与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具有密切关系：刑罚结构的改变和刑罚的轻缓化是我国刑罚制度的发展方向;刑事司法实践中适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应注意刑事和解、社区矫正和修复性司法等等措施或制度的运用,并建立各部门间的协调机制。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运行中应注意相关具体的适用性问题。     

刑事证人出庭作证制度的理解与适用

刑事证人出庭作证制度关系到司法公正、审判公信和人权公义纵观新刑事诉讼法及其相关司法解释,目前我国刑事证人出庭作证制度可分为刑事证人出庭作证的核心制度、保障制度和程序制度确立证人强制出庭制度和限定应当出庭证人范围是刑事证人出庭作证制度的题中之义,完善证人安全保护制度和规定证人经济补偿制度是刑事证人出庭作证制度的逻辑结果,规范庭审询问证人程序和明确证人证言采信规则是刑事证人出庭作证制度的认证程序.     

被害人与恢复性司法的质疑与回应

恢复性司法作为一种新的刑事司法模式在国际上得到了普遍的认可,并已成为当今世界的一种潮流。然而,恢复性司法自其产生之日起一直受到诸多批评。因此有必要对被害人参与犯罪处理威胁“罚当其罪（Justice Deserts）”理论、仁慈与宽恕是被害人的义务与负担、被害人不满意恢复性司法的处理结果等问题,从理论、立法、实践等多个角度予以回应,以期对我国的恢复性司法制度建设有所裨益。     

试论我国刑事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的人权保障

刑事司法保障是人权保障的重要机制,在刑事司法领域,从国家追究犯罪的效果这个角度来看,侦查程序可以看作是整个刑事诉讼的基础。从人权保障的角度来看,刑事被追诉者的各种权利保障在侦查阶段是最薄弱的,所以侦查程序也可以看作是刑事司法人权保障关键。而我国的侦查程序尚未完善,还存在许多不利于人权保障的问题,因此,加强司法监控,完善侦查监督机制,扩大律师在侦查阶段的参与范围和参与权,强化刑事被追诉人的权利保障,明确其真正法律意义上的诉讼地位,切实深入贯彻无罪推定原则,将侦查法制化,从而实现刑事司法领域人权的有效保障。     

起诉裁量权与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具体运用——以对检察机关不起诉决定权的考察为视角

2007年2月1日,高检院出台了《关于在检察工作中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若干意见,》该《意见》明确规定：“要正确把握起诉和不起诉条件,依法适用不起诉。”在此强调合理使用法律赋予检察机关的起诉裁量权,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检察实践中实际运用的具体体现。本文以当前我国检察机关起诉裁量权暨不起诉决定权在司法实践中的具体运用为考察对象,对照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对检察工作的具体要求,分析了现实环境下我国检察机关起诉裁量权存在的不足并相应地提出了完善的初步构想。     

理性与宽容：逃税罪罪状的新设计

随着2009年2月《刑法修正案（七）》的颁行，偷税罪罪状内容发生了重大变化。通过对偷税罪罪状设计的历史考察，结合分析《刑法修正案（七）》中偷税罪条文内容的修改，不难发现，逃税罪罪状的新设计透射出理性与宽容的光芒，这与当下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相契合。这反映出我国刑事立法的科学性与进步性。另外，逃税罪罪状的重新设计使得人们重新审视逃税行为的本旨等问题，因此，逃税罪罪状的新设计是刑事立法史上里程牌式的标志并非是“过誉”之词。     

刑事和解制度悖而不离的价值辩证

刑事和解是西方社会语境下孕育出来的一种新的刑事法思潮,它对西方的刑事立法和司法实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立基于对刑事和解制度与规范刑法学系列理论"表象悖离"的相关论说的否证,为几度蒙冤的刑事和解制度进行了辩护。刑法的个人本位转向、被害人学及恢复性正义的理论支撑视域都证明:刑事和解制度与我国"权威"规范刑事法理论存有内在的"悖而不离"。以我国"和为贵"的道德观念、公众的社会心理、经济绩效及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等为视角对该制度进行理论纠偏与价值辩证,可以为刑事和解制度在我国的构建提供可行的途径。     

检察刑事和解规范化问题研究

刑事和解作为一种刑事案件的解决方式,为我国刑事司法制度的改革提供了崭新的思路,它具有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提高诉讼效率和节省司法资源的功能,全国检察机关已经探索了一些实践经验。由于各种原因,检察刑事和解在实践中出现了诸多问题,尚不能充分实现其承载的应有功能。基于对检察刑事和解的实证研究,我国应当规范检察刑事和解,尽快完善刑事和解的立法规定,建立刑事和解适用所需的配套制度,以使其体现自身的合理价值。     

检察机关司法救助工作实证分析--以完善刑事被害人司法救助的运作为视角

健全国家司法救助制度作为完善人权司法保障制度的重要改革措施，顺应了人民群众对司法公正、权益保障的期待。检察机关的司法救助包括刑事被害人救助，涉检信访案件信访人救助，举报人、证人、鉴定人救助等，其中刑事被害人的救助工作发展得比较成熟，是其他救助类型的参照。因此，本文仅以刑事被害人的司法救助为研究对象，梳理检察机关开展该项工作过程中面临的困境，从实体和程序两方面提出立法建议，并对救助后追偿的必要性及可行性进行思考，以期对刑事被害人司法救助工作的规范化和制度化有所裨益。     

完善我国刑事证人保护制度的思考

完善刑事证人保护制度,对证人进行有效保护,既是消除证人作证顾虑、救济其合法权利的现实需要,也是保障被告人质证权、彰显刑事诉讼正当程序的必然要求,同时也是法律程序社会价值的体现.2012年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对我国刑事证人保护制度进行了增补修改,在相当程度上弥补了原刑事证人保护制度的不足,但仍然存在一些缺憾.应进一步完善刑事证人保护立法,明确刑事证人保护的具体机构,健全刑事证人社会救助体系,确立刑事证人作证豁免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