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归“公务员”的职业本质

近日媒体热议，受中央“八项规定”、“六项禁令”和多部约束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各项行为的具体“禁令”约束，出现众多“公务员不好＂-3”、“为官不易”的声音。更让人惊诧的是，在失去工资之外的隐性收入后，一些公务员考虑离职转型。2013年堪称“禁令之年”，从中央到地方，三令五申约束国家公职人员。一道接一道的“禁令”，不仅对为官道德规范、职业操守、工作作风、事项报告等方面作出规定，而且强调对违反制度踩“红线”、闯“雷区”的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坚决防止“破窗效应”，以严格的制度根治作风之弊、行为之垢。     

“老板”与“圈子”

一条并不新鲜的新闻,近日引出公众热议——广东省纪委发出通知,规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之间一律不准使用“老板”“老大”等庸俗称呼。说这条新闻“并不新鲜”,是说“党内称同志”这一条,多年来不知重申过多少遍;而说它仍然是一条“新闻”,则是指这个规定,竟点出了“称呼问题”的一个新“发展”。     

刘少奇的“四不准”

刘少奇一贯尊重并维护党和国家规定的各项制度，并处处以身作则，不搞特殊。他经常外出考察，调查研究，每次出发前都要向身边的工作人员重申自己的“四不准”：     

为官切莫“顺杆爬”

著名作家赵树理在《李有才板话》中，对那个“顺杆爬”式的人物--阎恒元的“尾巴”张德贵做了惟妙惟肖的刻画：张德贵，真好汉，跟着恒元舌头转：恒元说个“长”，德贵说“不短”；恒元说个“方”，德贵说“不圆”；恒元说“砂锅能捣蒜”，德贵就说“捣不烂”。     

2007年中国反腐盘点

40天里两个“重磅”文件出台 2007年5月30日，中央纪委正式下发《关于严格禁止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若干规定》，提出并重申“八项禁令”，即：严格禁止国家工作人员中的共产党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以交易形式收受财物”、“收受干股”、“由请托人出资，‘合作’开办公司或者进行其他‘合作’投资”、“以委托请托人投资证券、期货或者其他委托理财的名义获取‘收益’”、     

员工跳槽带走客户资料不都违约

“定金”不能写成“订金”。《合同法》第115条规定：“债务人履行债务后，定金应当抵作价款或者收回。给付定金的一方不履行约定的债务的，无权要求返还定金；收受定金的一方不履行约定的债务的，应当双倍返还定金。”     

为官应以“五耻”为镜

某日闲聊，有人说：“如今，为官不贪不占不干，也算是好官了”。笔者不敢苟同。也不赞成这种观点。因为为官标准太低了，“官念”太落后了，应予纠正。为官不贪不占是党和人民的起码要求和为官的基本标准，不贪不占顶多算是个清官，不能算是一个好官。     

工作交流

交城县：规范执法行为遏制公路“三乱”近日，交城县纠风办发出通知，重申有关规定和要求。一、交警在执勤执法中，要严格执行公安部门“五条禁令”，严禁双向拦车和逢车必拦；严格执行罚款票据管理和使用规定；严禁一人上路实施处罚；协勤上路必须有正式干警带队；夜间上路检查，必须由大队领导带队；严禁指定洗车场、修车厂、收费停车场等营业性收费场所。二、交通部门要严格按照上级交通部门的有关规定，尽快对清理整顿公路站(点)工作进行安排部署，对不符合规定的收费站(点)坚决予以撤除。公路征费稽查要严格执行省政府规定，不得随意上…     

这种“接风”当刹

前几天，我的一位在某局任“一把手”的同学，从外地“考察”归来享受了一番接风盛宴。他不无痛苦地说：“接风的入太多了，这酒让人喝得受不了，肠胃都变成下水道了。”     

党刊文摘

以创新机制为重点建设中国特色公务员制度，继续推进国企反腐倡廉，四川面向基层党员干部群众开通意见“绿色通道”，福建发出禁令：部门清欠不力 领导不得出国，谨防干部心理早衰……     

官员退休 中国自古有之

中国在3000多年前就建立了退休制度，不过只限于朝廷官员。古代官员退休，有一个非常文雅的称谓：“致仕”。此外，还有“致事”、“致政”等别称。“退休”一词最早出现于唐代。退休制度的核心是对退休年龄的界定，各朝代对此有不同的规定。     

开会的不信任与信任

杨于泽在3月24日的《中国青年报》上撰文指出：开会本是推动工作的方法，现在却弄得领导不高兴、出席者很痛苦。真可以说怨声栽道了。现在的会议五花八门。但领导讲话总是会议高潮。开会，实际上就是办一个“速成班”，由领导担任主讲教师，统一大家的认识，教你一套工作方法。这其中包含的是一种体制性不信任，“上”担心“下”目标不明、方法不当、不能自负其责。     

公务员说“不”应有风险保障

王涛在5,99日的《法制早报》上撰文指出：下级不敢说“不”是官场流行的游戏规则。4月27日通过的《公务员法》将原来规定“公务员不得对抗上级决定和命令”的内容，增加为“公务员执行公务时，认为上级的决定或者命令有错误的，可以向上级提出改正或者撤销该决定或者命令的意见。”但公务员会把“说不”当成一种风险。     

徒法，不能以自行——对强化反腐倡廉制度执行力的思考

一部好的法律、法规、制度建立了，它就自动生效吗？显然不能。早在2300多年前，孟子就告诫我们：“徒法不能以自行。”即只有法律法令等法规制度是不能够使之自己发生效力的。300多年前，英国哲学家培根也说：“有制度不执行，比没有制度危害还要大。”这都说明强化法规制度执行力的极端重要性。     

贪官的三大“爱好”

近年来，差不多每天都能从媒体上读到有关贪官的报道。贪官的贪腐“事迹”读得多了，就会发现贪官们有三大共同的爱好：藏钱、高档消费、搞女人。 先说藏钱。贪官没有不收礼的。这个“礼”，实际上就是各式各样的钱。贪的都是些不义之财，这种钱是不能公开的，更不能放在明面上招摇。     

领导“圈阅”的由来

１９４８年２月，毛泽东亲自主持制定《中共中央关于土地改革中各阶级的划分及其待遇的规定》，随即发往全国。中央要求各地认真讨论并将意见迅速汇报中央。此后，毛泽东就等候关注着各地的反映。３月的一天，毛泽东突然问起东北方面调查土改和讨论规定的材料来了没有。担任秘书的胡乔木告诉他说早就来了。毛泽东追问道：“来了为什么不及时送给我看？”叶子龙说：“大概还没有来呢！”可胡乔木说清楚地记得电文已经来了。叶子龙连忙去找，结果从文件堆里翻了出来。他见电文上画了许多钩，因为当时领导人阅看电报、文件后，就在头一页上画上…     

从贪官也读书说起

那些落马的贪官们也读书吗？答案是：读。那么，贪官们都读什么书？落马前和落马后他们的回答肯定是不一样的。在落马前，他们都说自己在读“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江泽民同志的“三个代表”、胡锦涛总书记的“八荣八耻”等等。事实上，这些书他们可能连摸也没摸过。     

光明前景的一个亮点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前不久印发了《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就等于把监督腐败的权力往下放了．下边群众不能认定腐败，可大家都有替你“报告”你不“报告”的“那部分”情况的权力。这正体现了中央从制度上、源头上反腐倡廉的决心与智慧。只有决心没有智慧的反腐败，就是雷声大雨点儿小的虚张声势，     

未来世界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交融、结合吗？——评“趋同论”、“交融论”

每一种社会制度都有它自身内在的质的规定性,而同其他社会制度相区别。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都有自己的本质特征和基本原则,从而成为两种社会制度。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无论在政治上、经济上,还是在意识形态上,都有着根本的区别。在当前历史条件下,放弃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必然陷入资本主义泥坑。在基本制度层次上不问姓“社”姓“资”,客观上是会导致资本主义化的。赞同“趋同论”、“交融论”的人,往往只看到社会主义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在运行机制方面的某些共性,而抹杀了两种社会形态在基本制度方面的对立性。我们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参与经济全球化、同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经济贸易往来的,这与社会制度的趋同、交融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资本主义社会不可能产生社会主义因素,不能说资本主义社会里社会主义因素越来越多了。民主社会主义是进行若干改良的资本主义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同民主社会主义有着根本的区别。     

妙语连珠

可以写在纸上的叫制度。不言而喻的规则叫文化，比如“必须打领带上班”是制度，“不穿背心上班”是文化。——社会学者谈“制度”与“文化”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