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学本科实践教学的反思与深化路径

传统的法学本科教学模式在教学目录中列有实践教学课程,但是,来自于司法实务界和社会实践的反馈表明,法学本科重理论说教、轻实践操作运用的教学模式培养出的法学本科生大多都难以适应国家法治建设和经济建设发展的需要。面对新世纪国家法治建设和经济全球化的现实,本文认为,高等学校法学院应当转变传统的教学模式,进一步深化和完善法学本科实践教学机制,以培养符合时代需求的应用型法律人才。     

诊所法律教育中的学生律师

诊所法律教育是一种将法学理论知识与司法实践活动结合起来教学的一种教育方式。它的创意来自于医疗诊所。为什么医学院可以开设免费的医疗诊所供学生们实践,法学院就不能呢?两者皆是实践性很强的学科,何不仿效一下医学院的做法,将诊所开设到法学院里,为学生们提供一个司法实践的场所,弥补理论与实践结合环节的空缺呢?美国法学院的诊所法律教育就此诞生。首创于20世纪20年代美国的这一新颖教育方式在60年代得到了广泛的传播。至今,美国绝大多数的法学院都开设了自己的诊所,拥有自己的专职教师,从事这类教学。根据各个诊所的功能不同,大致可…     

舆论监督在司法实践中的合理定位

公众对某一事件的关注通过舆论监督被调动起来,并逐渐演变成一种对国家权力的制约,进而影响法院判决,推进立法或政策改革。因此,舆论监督和司法实践之间的碰撞与妥协受到社会的密切关注,近几年尤为如此。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中国法律研究中心主     

论未成年人品格证据的司法应用

品格证据在域外特别是英美法系国家的刑事司法活动中被广泛应用。为了有效地教育、挽救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研究未成年人品格证据在司法过程的合理运用问题,其现实价值不容低估。本文拟在分析我国现行司法实践的背景和品格证据在刑事司法中的效果基础上,通过比较借鉴国外相关的立法和司法经验,从法理上探索构建符合我国国情的未成年人品格证据运用机制,力求为保障未成年人的人权及其诉讼权利与正义的实现,帮助未成年犯顺利重返社会,减少我国未成年人犯罪有所助益。     

刑事模拟实验教学及实战运用型教学模式研究

在国家提出建立创新型国家的口号下,贵州大学法学院刑事创新人才培养基地根据贵州刑事法律环境提出了具有贵州特色的刑事人才培养模式。本文就刑事模拟实验教学及实战运用型教学模式做简要的分析和论述,以期为我国的法学教育实践有所助益。     

提升司法水平的必由之路:确立统一的裁判思维模式

一、现实问题——司法公正与高效公正和高效是司法工作的基本内涵和永恒价值追求,也是法治建设的基本要求。改革开放30多年来,人民司法事业伴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快速发展而取得长足的进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体制在不断改革中建立并完善起来,发挥着保障社会经济发展,促进国家长治久安,维护社会稳定和谐的重大作用。     

司法公信力的缺失原因与提升对策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司法是法治国家的基石,司法公信是法治成熟的标志。提升司法公信力,是加快建设法治国家的应有之义和必由之路,也是每一个法院人必须直面的现实问题。一、司法公信力的现状衡量司法公信力的高低,主要看国家和社会     

恢复性司法——刑事司法社会化的制度构想

恢复性司法是20世纪70年代开始从北美和澳大利亚等地发展起来的一种新的刑事法治模式。在我国进行司法改革过程中可以有选择地借鉴运用恢复性司法的做法,以促进我国刑事司法的社会化,适当弱化国家在刑事司法中的强主导作用,相应地引导各类社会主体参与到刑事司法过程中来。恢复性司法作为中国刑事社会化的制度性尝试,是以现行刑事司法为主干线的,且每个阶段实践方式并不相同。     

法官素质与法学院的教育

当代中国法官的专业素质问题是一个因中国社会转型而发生的司法知识转型的问题。尽管从理论上看法学院的教育培训有可能在某些方面促成法官专业素质的提高 ,但是由于种种原因 ,以现有的法学院传授的知识不大可能弥补这一缺陷 ,而必须通过司法实践知识的积累和法学院教学的改革来完成     

刑事司法理论研究的新视野——评《刑事判决的合法性研究》

近些年来．我国刑事司法理论研究逐步成熟，学术界越来越重视对现实问题的思考．期望通过理论研究推进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反映了学术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河北大学法学院冯军教授所著的《刑事判决的合法性研究——在政治社会学语境中的分析》一书，就是这样一部力作。     

诊所法律教育：一个源自美国的法律援助实践

诊所法律教育与法律援助在中国的法治进程中产生,而且关系密切,往往交织在一起。当前,社会需求法律援助,诊所法律教育可以充分发挥积极作用。让学生亲手处理一个真实的案件诊所法律教育起源于美国,它创办后就与法律援助结合在一起,并且推动了法律援助事业的发展。美国在20世纪20年代首创了诊所法律教育这一形式。哈佛、田纳西、丹佛、南加州等大学的法学院都声称自己是最早拥有这一教育的法学院。这是一种把法学理论知识与法律实践结合起来教学的教育方法。它的特点集中表现在这样两个方面:一方面,这一教育归入教学大纲范围,学生是在学校里…     

实践“三个代表” 建设一流院校

高校的三大社会功能——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最终目的都是为了开拓先进生产力，发展先进文化，服务人民，造福社会，高校的全部工作都直接或间接地体现了“三个代表”的要求。中央司法警官教育学院实践“三个代表”思想，就是要适应社会发展需要，按照司法部的要求，加速中央司法警官学院的创建进程，不断以创新求发展，早日将学院建成全国监狱劳教系统后备人才培养基地、高级警官培训基地、监管改造研究基地。在不久的将来．将我院建成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的司法警官大学。     

论作为"制度"的法学院

法律职业为限制性的职业,目前两大法系主要国家都在制度上将法学院教育作为进入法律职业的第一道门槛;法律的技艺性、智识性和一定的神秘性及其规范特征决定了法律职业必须具备共同的职业素养,凭借法学教授、法学图书资科和法学院的社区生活三要件,制度性法学院而非仅仅作为场所的法学院培育这些素养并促使法律职业共同体形成。我国现实呼唤在制度上确立法学院教育的门槛地位,建设胜任于培育法律人的制度性法学院。     

从逻辑角度谈法学教育的设计问题

当前 ,中国法制改革从司法改革着手 ,司法改革以法律职业改革为突破口 ,而法律职业改革引出司法统一考试制度 ,这为我们的法学教育提出了许多新课题 ,其中如何把法学教育制度与法律职业制度衔接起来 ,就成为国家的一大新问题。①王泽鉴先生说 ,“法学教育的基本目的 ,在于使法律人能够认识法律 ,具有法律思维、解决争议的能力。”②法学教育关系到法律职业素养 ,直接影响一国司法活动的质量和法治程度的高低。所以西方有人称法学院是法律职业的守护者 (Lawschoolsarethegatekeepersforthelegalprofession) ,对那些获准进入法学院者而言 ,法…     

新中国成立初期人民法院的司法路线——以国家权力下沉为切入点

新中国成立必须完成的一个首要任务就是要实现国家权力下沉,将国家权力延伸到基层社会。以国家为主导的纠纷解决机制既是实现国家权力下沉的一个重要手段,也是国家权力下沉的客观要求。人民法院要在基层社会始终在场,实现一种所谓的身体治理。然而,人民法院的司法实践与基层民众的具体诉求并不能始终保持一致,特别是人民法院的组织化极有可能带来自身的官僚化。为了克服这种情形的发生,人民法院在司法过程中采取了群众路线。在具体的群众路线运用过程中,人民法院以"阶级出身"为纠纷解决的标准,追求一种"广场化"的司法效应,从而使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纠纷解决机制朝向一种压制型方向发展。     

我国司法权实现的若干社会制约因素

司法权的充分实现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必经之路,然而现实中长期存在着干扰、制约司法权实现的种种社会因素。这些因素主要表现在:一是公民的法律意识淡薄和一元化的政治治理结构;二是司法体制存在缺陷;三是政党、权力机关和媒体对司法过程的干扰;四是经济利益扭曲司法行为;五是法律职业共同体尚未形成独立的影响力。这些不是全部因素,但确是建设法治国家不得不面对的现实问题。     

恢复性司法引入我国的可行性思考

恢复性司法在英美国家有和解、协商和圆形会议三种形式;这一制度强调法庭外解决纠纷、体现国家和社会的互动、在刑法中要求以犯罪人为中心并侧重预防犯罪,这与世界的最新局势和中国的现实都是相符合的;在我国现行的法律中,没有恢复性司法的立法依据,但是在刑事司法实践中已经存在着一些符合恢复性司法理念的作法,这些做法为我国正式引入这一制度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弘扬长征精神 探索法治途径——北京律师送法到延安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党和政府提出的宏伟目标。如何构建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法律制度?与我国的立法、司法以及法治实践休戚相关。为了了解农村村民对法治环境的要求以及如何建立相应的法律保障机制,11月6日至10日,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北京义派律师事务所、延安市司法局、延安市律师协会和延安大学法学院共同组织了这次“送法到基层”活动。     

论欧洲人权法院的“司法造法”

作为《欧洲人权公约》的重要实施机构,欧洲人权法院自设立以来建立了大量判决先例,并使之成为欧洲社会人权保护的标准。为了适应人权价值的普遍化趋势和社会民众的现实期待,欧洲人权法院秉持司法积极主义立场,不断运用各种形式的裁判方法论进行"司法造法"工作,从审判席上参与欧洲社会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确定国家保护人权的各项积极义务,对整体欧洲社会生活和政治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论刑事被害人的社会保障权

1如何对刑事被害人的人身、财产权益所受侵害进行合理的补偿，关系到我国刑事司法的目标取向，也关系到社会和谐与稳定，这也一直是法学界迫切需要解决的难题。我国的现行刑事法律制度设计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但从司法实践来看，收效甚微，刑事被害人往往无法从中获得应有的甚至是基本的赔偿。《论刑事被害人的社会保障权》一文基于上述现实困境，试图从赔偿转向补偿，并通过国家责任理论、社会福利理论、矫正正义理论的分析，与刑事司法的宽严相济政策结合起来，将国家对刑事被害人的补偿提升到了社会保障权的高度，对于解决上述困境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