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刚果（金）冲突与达尔富尔危机看中国对非安全政策的新特点＊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通过联合国、非洲联盟等多边机制开始积极参与非洲和平与安全事务,并逐步呈现出一些特点和趋势。中国在对刚果（金）冲突与达尔富尔危机中的行动参与,较为充分地展示了中国对非洲安全政策的新特点和新趋势。在两场冲突中,中国政府通过派遣维和部队、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利用多边以及双边关系、灵活处理尊重主权完整与不干涉内政原则,对冲突的缓解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随着中非关系的进一步深化,中国在非洲利益的进一步拓展以及西方、非洲与中国之间互动的进一步增强,中国对非洲和平与安全进程的参与必将有新的发展。     

中国对非洲政策与国家形象塑造

在中国成长为世界大国的进程中，非洲大陆是中国拓展国际影响力、树立自身负责任大国形象的重要舞台。近年来，中国及时扩大了对非援助规模，重视提升非洲国家的产业发展能力，支持和参与在非洲的维和行动，积极推动发展模式和经验的交流，显著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形象与软实力。但随着中外关系的升温及非洲形势的变化，也凸显出一些急需解决的问题。中国应从中外友好长远发展和中国国家形象塑造的角度，推动对非外交在内容与形式上的创新、发展与完善。     

保护的责任与国家主权的实质——兼论达尔富尔冲突及其出路

随着国家对外交往的不断扩大和国家间关系的日趋复杂,国家主权的神圣性不断受到冲击.从“人权高于主权”理论到“国际保护责任”,无不在侵蚀国家主权不可侵犯的神圣性.不同于以往,当今的国家主权不再仅仅是对暴力手段的垄断,它还意味着一种保护本国人民的责任.在这个仍是西方国家主导的世界里,任何高尚的言辞背后都隐藏着一个强硬的世界,“那里有外交上的纵横捭阖、有迫不得已的、不情愿的各种妥协”.不管是面对苏丹的达尔富尔危机,还是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冲突,在任何时候,国际社会各主权国家都会抱有不同的利益考量.在“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的现实世界里,寻求发展才是非洲复兴的关键.如何利用好当前中国崛起的机遇,找到适合自身发展的战略,是非洲国家从根本上解决冲突的有效路径.     

论中国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

“和平崛起”是中国外交的新思维,是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对国际社会的郑重承诺。国际环境有利于中国和平崛起,和平崛起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就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     

新世纪之初中国对外关系的建构

世纪之初,维护和平、谋求合作、促进发展成为历史的潮流。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趋势在曲折中发展。和平发展的中国面对不断变动的国际局势,以中国的自信和智慧,冷静回应中国外交面临的世纪课题。中国已建立战略伙伴式的国家间关系模式;积极发展同作为地缘战略依托的周边国家关系;不断调整同发达国家的关系;以负责任的大国身份全面参与多边外交等。这建构了新世纪之初的中国外交思维和行为模式。中国在推进民族复兴的同时也在缔造世界和平,促进全球发展。     

文化输出和国家形象的塑造

国家形象作为公众对该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与地理等方面状况的认识与评价,直接关系到我国在国际社会的声誉和改革开放的成本.中国要崛起,需要重塑自己的国家形象.国家形象不仅在文化中得到反映,也通过文化体现出来.中国需要运用文化手段建构和平崛起的大国形象.文化输出在国家形象塑造中承担重要使命.     

党的十八大报告外交战略新亮点分析

党的十八大报告的外交部分逻辑清晰,准确分析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确定中国的身份和责任,并在此基础上指明中国新时期的外交理念和外交策略。根据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中国共产党提出了继续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强化中国自觉自律的"负责任大国"的身份,建设"新型大国关系",实施公共和人文外交策略等多个新亮点,值得关注和深思。     

中国公共外交之理论与实践刍议

公共外交在中国越来越成为一门显"学",但其繁荣的背后却隐藏着误解与幻想。作为一种外交活动的公共外交是现代大众政治发展在对外关系上的表现。公共外交的发展正在从强调"公众"走向强调"公共"的新公共外交阶段。作为公共外交理论硬核的国家形象是一个复杂的概念,实践中的国家形象与国家利益并不具有必然的一致性,中国的公共外交应当坚持国家利益高于国家形象的取向。成功、主动的公共外交是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有机统一,中国的公共外交过于偏重文化途径,但造成当前中国公共外交被动的原因主要还是战略性和价值观层面的。随着中国的社会性成长,新公共外交在中国越来越具有现实性,如何既充分发挥各种非国家行为体参与公共外交的热情,又能保持公共外交的公共本性,将是中国公共外交研究的重要方向。     

中国继续促进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析十八大报告外交战略的逻辑和新亮点

在党的十八大上,胡锦涛以"继续促进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为主题,对当前的国际形势和中国外交部分作了精彩论述。十八大报告的外交部分逻辑清晰,准确地分析了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确定了中国的身份和责任,并在此基础上指明中国新时期的外交理念和外交策略,勾画出了中国外交战略的新蓝图,为正在稳步发展的中国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根据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中国共产党提出了继续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强化中国自觉自律的"负责任大国"的身份,建设"新型大国关系",实施公共和人文外交策略等多个新亮点,值得人们关注和深思。     

从“中国威胁论”看2008年奥运会对提升中国国际形象的重要性

最近几年,各种"中国威胁论"不断的出现,并且在一些国家和地区有一定的市场.中国通过举办2008年奥运会,能使自己的国际形象得到巨大的提升,使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优越性得到充分的体现.向世界展示,中国的崛起是和平的崛起,中国既不搞帝国主义的"霸权主义",也不会搞大国"沙文主义",我们是一个爱好和平的负责任的大国,而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就是一个绝佳的平台,通过这个平台,中国可以向世界展示国内的政治、经济、文化、外交、教育等一系列的新的形象,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中国威胁论"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影响.     

犯罪要素体系化比较

犯罪要素应遵循裁判过程予以序化,形成由客观到主观的阶层递进模式,中国刑法犯罪构成体系可在借鉴大陆法系递进式犯罪论基础上,对通说＂四要件＂犯罪构成体系予以分解重构,使传统平行结构体系融入递进因素,以犯罪构成体系的变革推动刑法理论发展与司法改革实践。     

保证期间与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

本文通过对保证期间与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等的分析与论证 ,对我国现有的担保制度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探讨 ,希望能对完善制度起到一些作用。     

当代大学生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思考

面对大学生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日益突显,本文认为,生命意识缺失是一种特殊的心理危机,也是一种异常的心理现象。生命意识缺失现象是多种因素交互作用而导致的结果。文章着重从心理健康教育和危机干预的角度来寻找对策,以促进大学生生命意识健康发展,减少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发生。     

论党风建设制度化

党风建设制度化,是党风建设的必然趋势和必要条件。只有制度化,才能保证党风建设沿着规范有序的轨道进行。制度化关键在“化”,即在制度化条件下,制度是最高权威,一般来说它不因任何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也不因任何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党风建设制度化应在建立健全党风建设的规范体系、制度程序、制度机制等方面努力,并且要与加强思想教育有机结合起来。     

教育权可诉性的理论透视

我国几起学生状告学校的行政诉讼案一度成为传媒的热点 ,也向法学界提出了新的问题 :学生不服学校处分能否提起行政诉讼 ?校方处分学生的行政行为能否成为诉讼标的 ?本文作者就此问题提出了自己见解。     

《天水行政学院学报》学术影响力分析

通过利用《中国引文数据库》、《中国学术期刊影响因子年报》、《期刊统计分析与评价》相关数据,采用文献计量学的方法,对2000-2012年《天水行政学院学报》的各项指标进行统计分析,客观描述刊物整体水平和学术影响力,寻找差距和不足,以期对刊物发展提供参考依据。     

对采矿权客体的系列甄别

通常认为采矿权的客体是:不特定的、包括地下部分在内的组合体、抽象的矿产资源、地壳中的不动产等.由此而将采矿权归属矿业权、特许物权、准物权等形成虚无的物权体系.通过逐一甄别认为,采矿权的客体是单一而特定的矿产,采矿权人对矿产支配的权利状态具有自物权属性.     

韩国刑事“量刑基准制度”推进动向及“量刑调查”主导权之争考察

“量刑基准制度”是指法官在对刑事被告人定罪量刑时可供参照的具体客观的基准。作为韩国法务部“变化战略计划”重要课题内容,韩国近年来开始着手推进刑事“量刑基准”改革方案。本文将通过对韩国“量刑基准制度”引进背景、量刑委员会及“量刑基准”促进动向及方案内容、韩国法院及法务部量刑调查主导权之争及韩国“量刑基准”制定的基本经验等进行考察,以期对我国刑事量刑制度研究提供可资借鉴的依据。     

行使财产权行为犯罪构成判定

在判断行使财产权行为是否构成夺取罪方面存在司法上的困惑和理论上的缺失.传统观点认为,行使财产权行为不具有侵犯他人所有权的客体,没有非法占有的目的,而且是一种自助行为,不构成夺取类犯罪.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夺取罪构成要件需要进行重构.夺取罪犯罪客体采用以平稳占有说为基础的财产秩序.行使财产权利行为的非法占有目的虽然具有债权的法律依据,但其夺取行为和手段不符合法律规定.自助行为的成立需在主体、标的、主观目的、紧迫性和手段强度上符合要求.因此,行使财产权行为应构成夺取罪,除非其符合自助行为阻却违法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