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船山著作版本源流考(二)

王船山遗书的稿本 王船山手稿一向流传极少,王敔曾在《姜斋公行述》中说:“公……贫无书籍纸笔,多假之故人门生,书成因以授之”。可以想见,当时船山自己家中保存的手稿并不多。就是分散在故人门生家中的,经过几百年的历史变迁,天灾人祸,流传下来的也是凤毛麟角了。道光、同治年间,大量刊刻王船山遗书,曾多次搜寻船山稿本及抄本。尤其是同治年间曾国藩、曾国荃兄弟在刊刻船山遗书时,搜集船山的稿本较多。据刘毓松在《王船山丛书校勘记自序》中说:“稿本访得者六十一种,……毓松亦在局中,专司覆按稿本”。根据这个记载,王船山的手稿本,大部分被曾国藩兄弟搞去了。他们将船山遗书刻出后,便将一些极为珍贵的手稿据为已有,并没有将稿本全部归还给原收藏者。     

王船山著作版本源流考(一)

为了促进船山学术思想研究的深入开展,本刊自本期起将陆续刊登湖南省图书馆刘志盛同志编写的《王船山著作版本源流考》,全文分三部分:王船山遗书刻本;王船山遗书稿本;王船山遗书抄本,并附有王船山著作年表。     

论王船山“保类卫群”的君权观

王船山的君权观是王船山政治思想的重组成部分，其君权观主包括以下四个方面内容：第一，关于君主的产生，船山提出了“保类卫群”的新见解；第二，关于君权的性质，船山强调君权的神圣性和至高无上性，又祛君权之魅，宣扬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思想，体现了船山的贵民、重民思想；第三，关于君权的范围，船山认为理想的君权主是保类卫群，然而现实的君权范围却极其广泛；第四，关于君权的更替，船山一方面强调君权可禅可继可革，另一方面又反对弑君、逐君、篡夺，而革命和篡夺之间的分际在于是否合乎“古今之大义…‘天下之大公”。王船山的君权观是王船山政治思想具有民主性因素和近代性因素的重体现，在王船山政治思想体系中具有重的地位和价值。     

船山学术思想讨论会情况简介

一九八二年十一月九日至十六日,我省在衡阳市召开了王船山学术思想讨论会。这次讨论会,是在中共湖南省委领导和中共衡阳地委、衡阳市委、衡阳县委大力支持下,由省社会科学院、省社联和船山学社联合召开的。它是继一九六二年的王船山学术思想讨论会之后,对我国船山学术思想研究的又一次大检阅,标志着我国船山学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歧路灯》版本考论

《歧路灯》有多种不同的抄本和印本。国家图书馆藏清代抄本和上海图书馆藏清代抄本是存世两个版本系统的代表。安定小斋抄本、晚清抄本、洛阳石印本及上海明善堂排印本与国家图书馆藏清代抄本有较多的共同特征。乾隆抄本、朴社排印本和上海图书馆藏清代抄本三者相同点较多。按有无《家训谆言》对《歧路灯》版本进行分类的做法,不符合版本演变的实际情况。乾隆抄本不是最早的学生抄本。洛阳石印本底本不是乾隆抄本。栾星校注本系由多种残本合校、补缀而成,不能真实反映小说原貌,重新校勘和整理《歧路灯》十分必要。     

王船山著作版本源流考(续一)

王氏守遗经书屋刻本《船山遗书》,在当时只刊印一百多部,其雕版保存至清咸丰四年,后毁兵乱,因原印数不多,流传不广,也没有再重印过,故距今虽只一百三十九年,但流传保存下来的也屈指可数了。现湖南省图书馆收藏一部,衡阳市图书馆收藏一部(内有配本),又听说湖北省图书馆也有收藏本。 王刻本《船山遗书》共收船山经部著作十八种,一百五十卷,为清道光二十二年湘潭王世全守遗经书屋刻本,每半页十一行,行二十二字,上下大黑口,四周单边,双黑色尾。封面上有《船山遗书》四个大字,封面二上和《周易内传》十三卷下有:“道光廿有二年湘潭王氏寺遗经书屋刊”二行篆书牌记。十八种书前均有牌记,每卷末有“七世孙世全半溪谨刊。”     

临财毋苟得

清乾隆、嘉庆年间,有个朝廷官员叫王尔烈,以诗文书法、聪明辩才著称,时称“关东才子”王尔烈少私寡欲,清廉不贪,素有“双肩明月,两袖清风”美誉。     

乾陵随想

乾／陵／随／想（散文）□周良宗男皇帝的陵毕竟一座座被定位被开启了。秦始皇寝宫在陕西骊山，明太祖墓地在南京紫金山，清太宗皇太极陵园在辽宁沈阳；北京昌平有明十三陵，河北遵化马兰峪有清康熙乾隆五帝陵、云蒙山有雍正嘉庆四帝陵……男皇帝的坟可谓浩浩荡荡。女皇帝...     

清朝三帝关切台湾西瓜种植

清朝康熙年间，台湾内附清廷。尔后，中央政府在台设官治理、兴农垦荒。同时，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从朝廷到闽浙地方官员都对台湾的农业生产十分关心，甚至关切到西瓜的培育。     

“齐之以礼”与“李卫新政”

朱轼先生是康、雍、乾三朝元老,曾当过帝王师,乾隆初入学时,雍正便命朱轼为师。朱轼对弘历要求甚严,家长雍正也觉得有点过分，就对朱轼说：“教也为王，不教也为王。”朱轼则答道：“教则为尧舜，不教则为桀纣。”     

立法保护善本书刻不容缓

善本书通常指清代乾隆以前的刻本、稿本、抄本书。不少学者认为,乾隆以后直到现代,那些罕见的刻本、稿本、抄本以及红军、八路军、新四军时期的出版物,同样珍贵,应视为新善本书。     

武强年画及工艺品在故宫展出展销

武强年画及工艺品在故宫展出展销金树增，张丙戍在故室博物院建院７０周年之际，充满乡土气息的武强年画屋系列民间工艺品，在故宫内永和宫展出展销。本灰参展的作品共６００余件，都是精心挑选的珍品。武强年画源于元代，形成规模于明朝永乐年间，盛于清朝乾隆、嘉庆年间...     

殷墟文字研究专家王襄(下)

<正>(接上期)四、潜心研究勤于著述王襄所处的时代,正是从金石学到科学考古学诞生的时代,他的收藏及研究继承了乾隆、嘉庆以来,尤其是同治、光绪以来学者的研究成果,在这个基础上义汲取了近现代的科学考古方法,扩展范围,不断进取,这些思想方法都反映在他的著作中。同时,对于研究工作,他主张鉴定为首要,在《簠室题跋》中云:"从来治金石学者有二派,曰考证,曰鉴定,二者以鉴定为要。签定确实而后考证有所附,不然,博引广征徒词费耳",所以他在题跋书、帖、金     

清代文字狱两案例

鲁迅《且介亭杂文》里的《隔膜》和《买<小学大全>记》这两篇都是谈清代文字狱的。清代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特别是乾隆朝的文字狱,也着实可怕。道光年间龚自珍的《咏史》诗还在说：“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他写诗的时候,事情过去已经有几十百来年了,知识分子犹有余悸,可以想见当年震慑力之大了。     

乾隆年间的科举改革与诗歌繁荣

清代中期,特别是乾隆中期至嘉庆年间,当时诗坛曾出现过一片活跃繁荣的景象,涌现过一大批颇有成就的优秀诗人,且诗论主张甚多,成为清初诗坛以后的又一个高峰。而这一高峰的出现,与乾隆丁丑(1757)年科举考试制度减判增诗的改革措施密切相关。但至今的各种文学史或诗歌史都未提及这一原因。     

再现圆明园（二） 乾隆皇帝与盛世长春园

作为盛世君主,乾隆自诩：“山水之乐不能忘于怀。”在完成了雍正时即已初具规模的“四十景”的同时,更于东邻别创长春园,于东南并入绮春园,后又扩建玉泉山静明园、香山静宜园,创建万寿山清漪园（今颐和园）,连同康熙时经营的畅春园,合称为“三山五园”。至18世纪中叶,京城西北郊形成了以圆明三园为核心的蔚为大观的风景园林之海,圆明园的声名远播四方,被誉为“万园之园”和“中国一切造园艺术的典范”。圆明园建于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毁于咸丰十年（1860年）,中经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四朝,历时150年之久。住这漫长的岁月中,圆明园的规模和景观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圆明园的鼎盛时期是在乾隆朝,圆明园三园的风貌,就是在这个时期形成的。     

字字楚骚心——论船山词的骚怨精神

明末清初“三大儒”之一的王船山虽不以词名家，却在易代之际的文坛上援笔挥毫，以鲜明的民族精神和“含婀娜于刚健”的词风回应了时代的呼唤，而“嗣响离骚”的评价几成论者共识。但长期以来，对船山词骚怨精神的研究却一直停滞于一种既成概念。通过探讨船山楚骚精神的思想渊源、在词中的情感体现诸方面，使船山词的楚骚精神的内在旨趣都一一呈现出来。     

王船山经、史关系新论

王船山经、史关系的内容是很丰富的。就经义与史实而言,可以从史学与哲学的视角将其划分为三类关系。但经义与史论更能代表船山经、史关系的本质,个案的研究可从中寻绎出它们之间的真实关系:船山欲对中国历史全体作出形上思考,历史的实在与未来都被他纳入哲学思考的范围。经义便担当了此一历史哲学研究原理的供应者,但它并非玄想的产物,而是得自历史实际;史论是对经义之展开与实现,即是意义世界的呈现。对船山经、史关系的探究不仅丰富了船山学研究的领域,还为我们提供了看待船山整体思想倾向的另一个角度。     

法学家赵舒翘的悲剧命运

庚子(1900)年,54岁的清末法学家赵舒翘带着巨大的怨愤在西安遗憾地走了。他留下了以“慎”字命名的多部著作: 《慎斋文集》、《慎斋别集》、《慎战要言》、《慎疾箴言》等等。此外,他的四卷本《提牢备考》,也留给了后人。据史料记载,清统治者自雍正时期开始纂修《提牢条例》,乾隆、嘉庆、道光各朝又多次修改,但均未正式公布。至光绪时期,赵舒翘汇集清朝建政以来的有     

清代台湾分类械斗的若干问题

一、名称和含义“分类械斗”是清代台湾一个特殊的社会现象,它从乾隆中叶开始逐渐发展,到了嘉庆、道光、咸丰年间达到高峰,成为台湾社会的一个严重问题。清代台湾有所谓“三年一小反,五年一大反”的说法,其中除了农民起义以外,还包括分类械斗在内,所以它是台湾史上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