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之交的中国法学应当重视法学学问题的研究——兼论法学学科的功能

一、由法学学科功能谈起 在一次较高层次的法学学术研讨会上,一位从事法理学研究的学者提出一个关于“法律移植”问题的报告,内容涉及到“法律移植的科学内涵”,“法律移植的必然性和必要性”,“法律移植的基本模式和内容”以及“法律移植必须注意的问题”等等。接着一位从事比较法研究的学者也谈了他对当今中国法律移植问题的研究体会,认为应将重点放在对一些具体的法律制度问题的比较、分析以及法律移植的具体操作层面上,而不宜过多的去考究法律移植的内涵、必然性、必要性等抽     

法律移植的理论与实践

近代以来,许多亚洲国家伴随着宗主国或占领国的殖民统治而进行了大量的法律移植;中国从晚清到民国政府,也对西方法律进行了大量的主动移植,使传统法律实现了现代意义的转变。历史表明,规则的稀缺和社会政治经济发展对规则的强烈要求,使得中国的法制建设必然首先是改变“无法可依”的状态。在需要通过立法创造某些制度以实现政策目标时,法律移植是最有效的手段,成为创造法律秩序和促进社会进步的方式。然而,移植规则的深层含义在于移植文化,也即规则和制度的移植必须要有文化的支持,否则,法律移植很可能仅仅是立法者的游戏。     

法律移植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

法律移植是国家创建法律过程中的常见现象,但是,法律移植中,接受国传统的法律文化与所移植的法律文化不可避免地产生冲突,在移植外国法律的条件下,传统的法律心理、法律意识和法律观念仍然渗透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本文通过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分析以及对中西法文化进行比较,研究法律移植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之间的关系,分析法律移植借鉴外国法的过程中,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所起的作用及其在实践中的体现。进而得出结论:法律的移植必须与中国内在的传统文化特质相契合,与中国特有的社会道德伦理相契合,这是法律移植必须坚持的一个基本认识和立场。     

对当前法学界两个重要理论问题的一点看法

法学界时下有一种颇为流行的看法,认为最近一个时期,不加分析地盲目推崇西方法律观念和法律制度的思想有所抬头。其表现有二,一是把西方当代的乃至原始的市场经济法律,一概视为可以照搬照抄的“共同规律”;二是认为法是超乎一切之上的,法要与姓“社”姓“资”绝缘。 我们认为,这一看法既非“持之有故”,亦非“言之成理”。说它不是“持之有故”,是因为法学界在邓小平同志“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     

中国法制现代化与移植西方法律

众所周知,中国法制现代化面临着两个无法回避的选择:一是对西方法律的接受、移植,二是对传统法律的继承、创新。如何处理这两个方面的关系?通常的说法是“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取其精华,弃其糟粕”。此话并未错,但却无法解决当前的难题:即眼下的中国法制观代化,究竟是以移植西方法律为主?还是以继承传统为主?辩证法认为,事物的性质是由其内部矛盾的主要方面所决定的。因此,我们必须认清中国法制现代化中移植与继承的主次关系。任何笼统的折衷调和、半斤八两式的回答貌似公允,实则无济于事。最近,有三件     

法律取经

世贸的加入需要法律的接轨,《公民经济权利与政治权利》的签署等待接轨,发展经济、文化更需要与国际接轨的法律。在我国加入“WTO”已经3年多的时候,审视移植法律的“景象”,我们发现我国的许多规则能迅速与国际规则接轨,法律“移植”功不可没。但是,我们看到的只是现成的规则。它们怎样漂洋过海来到中国?“植”入中国的土壤后,“水土”服不服?大量法律的移植而来,“利”何在,弊几多?“移植”过程几多艰辛?对这些打着问号的内容,我们可能知之甚少。《漂洋过海,取经“一事不再理”》一文,也许能诠释一项法律制度移入之“不易”;而7年前移入…     

“第三姓”的法律承认及规范

关于姓的确定,我国相关法律没有明确、完整的规定,而对“第三姓”的确定更是存在诸多争议。不论是从历史上看还是从比较法上看,“第三姓”都是客观存在的。从姓名的区别功能、重名现象的减少、婚姻、家庭共同体凝聚力的增强、和谐社会的建立等方面看,“第三姓”都应当存在。在具体确定“第三姓”时,申请人必须具有正当利益或充分的理由,并应依一定程序进行。     

法律思想的形成——面对古典的创造

法律思想在当代中国的缺乏,已经是影响中国法制建设的一个重要难题。古典法律思想没有得到足够的传承和重视,是造成这一结果的主要原因之一。古典法律思想在当代中国的遭遇是:在学术界,研究者不能进入思想,存在重“外在解释”轻“内在创造”的弊端;在司法实践领域,古典法律思想处于潜藏状态,由于缺乏系统的总结和提炼,导致了理解和使用上的混乱。当代中国法律思想的创造和成熟,必须完善法律制度的制定和实施,使移植的西方法律制度和法律思想在中国实现成功的转化,同时也要传承古典法律思想,并对它做创造性的推展,使它成为当代诉讼活动的重要思想资源。     

浅谈法律移植与本土化问题

法律移植是人类文化交流的产物,任何文化都不能孤立地存在,但是各国家或民族独特的地理环境与人文环境增加了文化交流的难度,因此所移植法律必须与本国的传统结合起来,实现法律的本土化。协调移植的法律与本土资源会使得固有文化得以传承,又能与世界接轨。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国度,进行法律移植时就必须充分考虑本土化的问题,即使在诸多领域法律日益趋同化的今天,本土化依然是一个重要而有意义的话题。     

法治化的重要前提：法治观念的现代化

法治化的重要前提：法治观念的现代化○王冰路一建立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必须走法治之路。对此，法学界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并提出了许多富有价值的见解。如有人主张要继续加强立法，完善我国各项法律制度；有人提出“中国法律现代化的主要内容是移植西方法律”；①有人则提出...     

证据开示·沉默权·辩诉交易关系论——兼评中国司法改革若干问题

任何一项法律制度的构建,不仅要考虑该制度与现行法律制度的配套与衔接,而且还要研究与该制度相关的共生制度的设计与协调。“辩诉交易”、“证据开示”和“沉默权”是刑事诉讼程序构建的三个孪生兄弟,中国控辩协商制度的构建要求必须建立完善的证据开示制度和明示的沉默权制度,否则,辩诉交易的引进与移植,就如同澳大利亚的牧场主开始从南美洲只引进了“仙人掌”而忽视了“夜蝴蝶”一般。     

以“法律”语义演变标记的中国法制近代化探究——以来华传教士文献、清末日译法律工具书为依据

“法律”语义的演变过程能够标记中国法制近代化进程。从词源上来说,“法律”是中国本土化词语,但是其语义却在外来法律文化的冲击之下,发生了两次重大演变。第一次演变是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马礼逊、卫三畏等传教士将西方工业革命后的文明引入中国,将古汉语中的“法律”与西方“law”的语义对应起来,打破古汉语“法律”语义的封闭系统;第二次演变是在19世纪末20纪初清末法律移植的过程中。随着大量日本法律工具书被译介到中国,“法律”语义再一次演变并得到当时社会自上而下的认同,影响极其深远,“法律”语义完成了近代化定型。“法律”作为最为核心的法律术语之一,准确细致地描写其语义近代化演变过程,对于正确认识和评价中国法制近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思想解放与法学理论创新

当代中国社会经历了三次思想解放运动。前两次思想解放运动清除了“左”的思想的影响,破除了姓“资”和姓“社”思想的束缚。当前由“三个代表”思想的提出所引发的第三次思想解放运动的核心则是“创新”.推进思想创新、理论创新、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新的思想解放运动要求我们必须解放思想,进行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创新,     

迈向反思的法理学——一种全球化背景下法律移植的视角

本文从关于法律移植理论的研究这一视角切入分析。而这种分析的背景和目标指向的乃是民族国家现代化诉求与全球化趋势掩映下的中国法学。经由对法律移植理论的一般观点的简单交代,进而在此基础上引入一个“规范认识”的概念借以指出法律移植所依凭的一般预设,并且就这一预设的深层背景———一种“现代化”语境进行了分析。     

清末商事立法评析

商事立法是清末修律的重要组成部分,贯彻了清政府“参酌中西”、“务期中外通行”的修律指导方针．是外国商事法律与中国传统商事习惯的混合物。商事法律的修订,促进了清末工商业的发展,开启了中国商事法律近代化的历程,为中国近代商事立法打下了基础,对我们今天的商事法律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修律过程中存在的照抄照搬西方法律、超前于中国现实的缺陷和不足,则为我们今天移植外国法律提供了教训。     

新时期中国移植西方司法制度反思

20世纪70年代中国逐步展开了移植西方发达国家的司法制度和原则的活动。但是,法律移植本身并不是目的,使移植进来的法律制度本土化、为中国的法制建设作出贡献才是我们关注的重点。法律移植自始至终就不是一个单纯的法律体制内的问题,而是一个关涉整个社会的变革与进步的综合性问题。要使我国的司法制度更加完善,充分发挥其保障当事人的基本人权,推动社会进步的功能,就必须在移植发达国家先进的司法制度的同时,致力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全面进步。     

关于近代民法移植问题的一点思考

中国法律的近代化过程是和法律移植密切相关的,而民法近代化主要是通过法律移植方式完成的。在对民法近代化过程的考察中,人们认识到了法律移植在中国民法近代化中的必要性;从中国固有传统法律文化来看,西方法律的移植在中国也存在可行性。     

政府主导模式与证券公开规制的失效

中国证券公开规制的体制基础,即“政府主导模式”创造了激发“造假”(即虚假信息披露)行为的制度条件,公开规制法律的失效难以避免。中国当前体制弊端的实质是扭曲了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基本定位,与公开规制的制度理念发生直接冲突。因此,证券市场的制度建构乃至其他社会制度变迁的过程,绝非单纯的移植先进法律规范和执行法律的问题。仅就公开规制而言,法律规范及其预设目标的实现,除了立法和执法的自身建设之外,还必须根据制度内蕴的价值和理念要求,创造法律适用的制度环境,尤其包括政府行为方式与公众的社会观念的转变。     

法律不能被信仰的理由

伯尔曼“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将形同虚设”被中国法律界学者广泛认同,并认为中国现阶段法律不能得到倚重和尊重,关键就是人们没有“法律信仰”。“法律信仰”是一个错误命题,法律不能被信仰在于法律不能成为被信仰的对象,法律至上的追求不等于“法律信仰”,中国的法治现状与西方的法治现状存在根本差别,倡导“法律信仰”是将中国法治引入误区并会带来危害,它转移了社会价值危机的视线并混淆了信仰与权威的界限,是一个不适合中国国情的理念。     

我国“有限判例制度”的构建

一、建立判例制度的障碍分析 判例制度产生、成长于普通法系,有其系统而独特的法律思维和司法技术,因而,移植必须是理性的、审慎的,要创造条件使移植的法律制度“活起来”。[1]不能仅仅停留于纯粹的逻辑论证,更需要对我国的现实进行全面客观的分析,以保证这一制度既可以从文本的层面得到移植,更能在实际的运作中产生预期的积极效用。具体地说,要建立判例制度,必须解决以下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