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刑事诉讼法》背景下刑事和解制度实施中存在的问题与对策——以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实践为视角

新《刑事诉讼法》实施以来,刑事和解制度实施中出现诸多问题,如公检法对该制度的理解与执行不一、刑事和解的后果不明、刑事和解的制度性激励不足以及履行义务方式单一等。对此,应通过公检法联合司法解释统一该制度执行,并建立科学的考评机制和内部监督机制,同时将人民调解引入刑事和解制度,最后注重刑事和解赔偿标准的规范化和实现方式的多元化。     

刑事和解制度本土化进程若干问题再思考

对于刑事和解制度的讨论与研究,学界和实务界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赞成者从保护被害人利益、提高诉讼效率、构建和谐司法环境等角度论证了刑事和解制度的价值;反对者从刑事和解制度与刑法三大基本原则的关系、刑法一般预防的目的、我国的现实国情等角度分析了刑事和解制度存在的瑕疵。从理论的角度分析,刑事和解制度当然有其优越的价值,但是站在我国国情的现实角度,刑事和解制度的本土化进程还存有一定的障碍。在充分肯定刑事和解理论的优越性的基础上,应该坚持刑事和解制度不应当是“一锤子买卖”,而应当参考刑法中缓刑考验期、数罪并罚的量刑制度,设立“准缓刑制度”和“准数罪并罚制度”作为刑事和解制度的辅助制度,以保障真正实现刑事和解制度的价值。     

刑事和解公众接受度的实证分析

是否引进刑事和解制度,除应从立法、执法的角度考虑外还应考虑守法公众对刑事和解的接受度。问卷调查表明,大多数被害人接受刑事和解这一新型刑事替代纠纷解决机制是出于无奈,因为刑事和解可能成为"富人游戏",造成司法不公;刑事和解矫治加害人心理的功能较差;刑事和解是被害人的无奈之选。建立国家先行偿付制度和建立社区矫正制度是增设刑事和解制度的有效对策。     

刑事和解制度新解——以回应型法为视角

本文利用美国学者诺内特和塞尔兹尼克提出的回应型法理论,从新的视角去解读刑事和解制度,将刑事和解制度视为我国刑事司法向回应型法迈进的一种表现。运用新的理论工具研究刑事和解制度,既弥补了过往理论研究在宏观层面反思刑事和解制度的不足,帮助更为深刻地理解刑事和解的制度价值,同时从刑事和解制度所代表的新型司法范式——回应型司法中获得关于我国司法改革的启示,未来在我国的司法改革过程中应注入回应型司法的精神和理念,建设具备适度回应能力的司法体系,实现司法与社会的紧密衔接和良性互动。     

刑事和解正常运行之诉讼机理及制度补充

文章对刑事和解正常运行之正当性法律基础予以阐释、分析现行阻碍该制度运行的诸种因素,探索刑事和解正常运行之机制补充,以期对理论和实践有所裨益。     

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范围内的刑事和解制度

刑事和解理论在司法实践中的广泛应用,对于建立多元化的社会矛盾纠纷解决机制具有积极意义。我国有必要引入刑事和解制度,但应当予以本土化的设计,以利于该制度在我国的发展。     

刑事和解制度悖而不离的价值辩证

刑事和解是西方社会语境下孕育出来的一种新的刑事法思潮,它对西方的刑事立法和司法实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立基于对刑事和解制度与规范刑法学系列理论"表象悖离"的相关论说的否证,为几度蒙冤的刑事和解制度进行了辩护。刑法的个人本位转向、被害人学及恢复性正义的理论支撑视域都证明:刑事和解制度与我国"权威"规范刑事法理论存有内在的"悖而不离"。以我国"和为贵"的道德观念、公众的社会心理、经济绩效及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等为视角对该制度进行理论纠偏与价值辩证,可以为刑事和解制度在我国的构建提供可行的途径。     

刑事和解实证研究观点撷录

一、刑事和解制度的基本构想 近年来,响应中央构建和谐社会的号召,法学界对刑事和解的研究兴起了一股热潮.最近,中央有关司法体制改革、机制改革的文件,对刑事和解和附条件不起诉予以肯定.这为我们从理论和实践上对刑事和解进一步进行探讨提供了契机.应当通过修改刑事诉讼法,使刑事和解制度在刑事诉讼法中有所体现,进而在实践中能够落实.由此,应当为刑事和解的研究摸索一条有中国特色的路子,一条中国经验与外国经验相结合的路子,而不是简单照搬美国的辩诉交易或西方国家的恢复性司法.     

刑事和解制度若干问题研究

"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诉讼程序"的确立标志着刑事和解制度在公诉案件中的正式适用。本文拟从论述我国刑事和解的理论基础入手,以刑事和解与传统刑事理论契合为视角,在对刑事和解进行法律层面分析的同时,回应刑事和解适用范围、和解协议自愿性审查标准等争议性问题,并就刑事和解在理论及司法实践中可能遇到的障碍提出预防性应对措施。     

论刑事和解对我国传统刑事理论的背离和挑战

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刑事和解已经在很多地区展开,有些地区还制定了规范性文件,对刑事和解予以规范。刑事和解的存在,有一定的现实合理性,但是刑事和解的实践与我国传统的刑事理论相背离,并带来挑战。从犯罪论、刑法基本原则及刑事诉讼理念和制度三个方面对这种背离和挑战进行分析和反思,指出刑事和解实践与传统刑事理论的紧张关系。     

以公诉权为核心矫正刑事和解制度

刑事和解制度是我国当前刑事法学领域一个热点问题，在实践中发挥出明显的作用，但也有其自身的缺陷。公诉权的价值追求与刑事和解制度的价值追求具有一致性。以公诉权为核心矫正刑事和解制度具有合理性，能够克弊求利，以尽其效。     

刑事契约一体化:辩诉交易与刑事和解的发展趋势

刑事契约是辩诉交易与刑事和解的本质特征。基于公正与效率的价值衡量,辩诉交易与刑事和解具有诉讼效率方面相一致的积极性,同时也各自存在着在利益保护之上的分配不均。刑事契约一体化是在辩诉交易基础之上,吸收刑事和解的合理成分而系统化整合的结果。     

刑事和解制度实践困境和改革完善--以北京市某基层人民检察院为例

2012年《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了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的诉讼程序，通过立法确立了“刑事和解”制度。即符合法定条件的公诉案件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真诚悔罪，通过向被害人赔偿损失、赔礼道歉等方式获得被害人谅解，被害人自愿和解的，双方当事人可以和解。达成和解的案件，司法机关可以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从宽处理。本文以北京市某基层人民检察院2013年以来所办理的刑事和解案件为基础，分析刑事和解程序在实践运行中存在的问题及产生问题的原因，进而提出进一步完善该程序的建议，以期对司法实践提供借鉴，更好的实现刑事和解制度确立的立法目的。     

近代大陆法系刑法理论及其影响

大陆法系的刑法理论博大精深,特别是以贝卡里亚和费尔巴哈为代表的大陆法系刑法学家的观点开创了大陆法系近代刑法的新思路。罪刑相适应、罪刑法定、刑罚人道主义等这些先进的刑法理论就是近代大陆法系刑法理论的代表,其不仅推动近代刑法的发展,甚至对当代刑法的制定都有很大的指导作用。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以法国和德国为代表的大陆法系国家在刑法理论指导下开始了近代刑法典的制定。这些大陆法系国家刑法典的制定,奠定了近现代刑法典的模型,也推动了当今世界刑法的发展。     

单位累犯制度构建新论——基于单位累犯单主体理论的反思

建立单位累犯制度,不仅是打击和遏制单位重复犯罪的现实需要,也是完善现行刑法,贯彻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需要。基于单位累犯单主体理论,将单位累犯的犯罪主体和受刑主体限定为单位,将累犯单位直接责任人员按刑法第65条论处,是构建单位累犯制度的可行路径。     

论刑事立案监督的缺陷与完善

宪法赋予检察机关刑事立案监督权,刑事诉讼法却对这项制度的执行或多或少打"折扣",而司法实践中刑事立案监督理念匮乏、体系混乱、监督机关缺乏强制力等问题的暴露进一步说明现行刑事立案监督亟待完善。笔者运用实证分析和比较的方法剖析在检察实践中刑事立案监督的现状和问题,进而提出通过强化监督意识、赋予监督主体更大的权力等举措保障刑事立案监督的落实。     

我国刑事羁押制度的重构——从比较法角度分析

由于刑事羁押制度的缺位,当前我国刑事强制措施体系存在着结构性缺陷,必须从根本上加以变革。通过国内外对比分析,笔者以为,地位独立、捕押分离以及法院主导程序应是我国刑事羁押制度的发展趋势。在此基础上,笔者进一步对构建中国刑事羁押制度提出了初步构想。     

刑事和解案件范围论

因和解内涵的理解差异,刑事和解案件范围在立法、司法与学界存在严重分歧。刑事和解案件范围的确定应当立足于刑事和解内涵的重新厘定以及刑事和解与刑事政策在案件处理方面的差别。当刑事和解建立在当事人双方达成谅解而致起诉权的放弃与加害人刑事可罚性降低的前提下,它只能适用于存在被害人的自诉案件与公诉案件,而且,应当遵循宪法原则、平等原则下的差别原则及公序良俗确定其中的个罪能否和解。     

刑事执行制度之检讨与改造

我国现行的刑事执行制度在体制和程序两个层面上,都存在一定的弊端,极大地影响到刑罚执行的客观效果。当前《刑事诉讼法》修改在即,刑事执行制度的重构成为当务之急。为此,建议确立检察指挥执行的集中型执行体制,同时在程序上废除暂予监外执行制度、设立自由刑暂停执行制度,实现减刑、假释程序的正当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