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制现代化进程中的东西方关系

法制现代化进程中的东西方关系●公丕祥夏锦文法制现代化是当代各民族国家正在普遍展开的世界性进程。在这一进程中，早发的西方法制现代化模式是全球法制现代化运动的历史先导，并且形成了对东方社会乃至非西方社会法制现代化进程的冲击和扩张。这种冲击虽然有助于东西方...     

现代法制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价值判断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是在中国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生成和发展起来的,经过数千年的风雨洗礼,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形成了自身独特的法律品格。所以,在中国法制现代化的进程中,我们应正视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与法制现代化的联系,不能把本土的法律文化传统随意抛弃,而是要以积极的态度去挖掘、弘扬其中的优秀成分,构建与世界同步的现代型中国法制。     

从非洲法变迁看发展中国家法制现代化问题

目前,在中国社会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法制现代化进程有着诸多的困难和风险。本文从同是处于法制变革时期的非洲社会着眼,对其朝混合型法制结构迈进的发展趋势的考察,在我们观察和反省关于中国法制现代化进程问题的时候,有着很好的借鉴意义。     

社会文化认同与当代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历史反思

纵观当代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发展变化,社会文化认同作为影响法制现代化的重要因素,随着法制现代化进程的演进,其角色、地位和作用也有一个逐渐演化的轨迹。在新中国成立以来法制现代化进程中,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的社会文化认同与法制变革相互依存,并以各自的结构性更新和转型为前提,从对方那里获得自我发展、自我完善的保证和条件,在互动过程中一体化走向成熟。     

中国法律文化现代化的历史动力及其转换机制

中国法律文化现代化,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同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相伴而生,也随着中国社会的现代化演进而发生变化。从一般意义上讲,它是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变化和发展的一个历史进程。从现代化的本质特征和内在机制而言,中国法律文化现代化,是实现中国法制现代化的重要条件和保证。而中国法制现代化,又成为实现中国社会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和保障机制。中国法律文化现代化作为世界法律文化现代化进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自然地应同世界法律文化现代化     

中国法制现代化的进程与前景

本文认为，２０世纪的中国社会经历过三次历史巨变与三大法律革命。当代中国的法制现代化是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条件下所发生的一场法制创新运动，具有自身独特的个性。我们要从中国的具体国情出发，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律发展道路，不能照抄照搬别国的经验和模式。文章就如何看待西方法律文化对中国的冲击，如何理解传统在中国法制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如何认识法制变革进程中的政府功能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法理学探讨     

法制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法律教育

<正> 法制现代化是一个内容丰富、涵盖广泛的重大理论和实践课题。从法制现代化的两大结构看,它既标志着整个社会法律制度的现代化,也标志着整个社会法制观念的现代化;从法制的运行机制看,它既指法律创造过程(立法层面)的现代化,也指法律操作过程(执法层面)和法律实现过程的现代化。所有这一切,都离不开与此密切相关的法制现代化进程中的主体——人的现代化。而人的现代化其实质是指人的法制观念的现代化。因此,在法制运行过程中,人是最重要最活跃的因素。     

法律文化与法制现代化互动关系简论

我国是一个具有深厚法律文化传统的国家 ,如何处理现代法制与传统法律文化之间的关系是中国的法制现代化进程面临的重要课题。本文从法律文化与法制现代化的一般理论入手 ,着重分析了法制现代化过程中的两种不同的法律文化资源选择模式的差异和联系 ,并结合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特点 ,试图探寻出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法制现代化道路来。     

中国省域法制现代化进程非均衡差异及其相关社会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基于计量经济分析法学的中国法制现代化进程演化模拟

中国的法制现代化是一个从传统人治社会向现代法治社会的转型过程,是中华法律文明的成长与跃进过程。通过构建由地方立法、诉讼、律师和地方法学教育等4方面组成的中国省域法制现代化进程实证评价指标体系,采用主成分分析与层次聚类分析相结合的综合集成评估方法,对中国省域法制现代化进程进行评估与比较,将中国31个省域的法制现代化进程分为领先型、挑战型、追赶型和后进型4个集团,并通过采用灰色相关度分析的方法,将4项法律指标分别与人均GDP、城市化、城乡差距、教育指数等4项社会指标进行灰色相关分析与比较。研究发现我国各省域的法制现代化进程在东中西部地区之间是极端不均衡的。在中国省域法制现代化进程各法律指标的相关社会影响中,影响的效果从强到弱的排序依次是人均GDP、城市化、城乡差距、教育指数。从各省域法制现代化进程的层面和影响省域法制现代化进程的各个因素层面出发,我们应采取缩小我国各省域法制现代化进程非均衡差异的相应对策。     

政府建构与民法现代化

民法现代化的进程不因我国民法源于德、法等大陆法系国家的现代民法而丧失其必要性。民法现代化需要有一定的市民社会基础,但民法现代化与市民社会的培育并非同一概念。自由和文化本位的渐进理性主义并不适合我国的民法现代化,现代法治政府建构的民法现代化模式有其存在的必然性和合理性。在中国法制现代化进程的大背景下,民法现代化理应符合形式合理性和价值合理性的全部要件,惟其如此才能彰显民法的现代性。     

法制现代化问题的规范性

法制现代化问题为人们关注日久。在这一问题的规范性维度,即所谓法制现代化的进步性和普世性论题上,至今争议频仍。主流社会理论与后现代主义、文化多元主义各据一方,后二者依据极端相对主义的形上观点力图抵制法制现代化论题的规范性维度之扩张。通过检视争论各方的若干思想谱系和理据,粗略解析共通的理论争点:即人性论预设之后,依人性的同等和平等这一形式化理念为考量基准,在当今世界多元文化的总体趋势下,法制现代化问题的规范性要求是可以证成的。     

对依法治国进程中的法治与德治的反思

我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属后发外生型进程,相对于西方的早发内生型现代化,它表现为人为的强劲推进力,而伴随这一历史性变迁的,就是中国急剧的社会结构转型——由乡土社会向市民社会的转化。其间,德治秩序的解崩与法治秩序的构建成为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如何在依法治国进程中重新定位法治与德治的关系,就成为一个时代性的话题。本文通过对法治与德治给予应然的关切和实然的解析,并由此阐明笔者对“依法治国”内涵的理解。     

综论中国法制的近代化

中国法制近代化是中国近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发展变迁的必然结果。它是在引进西方法文化的同时 ,批判与吸收中国传统法文化的合理内核的矛盾冲突中逐步推进的。法律移植在中国法律近代化的进程中起了重要作用 ,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 :任何被移植来的西方法制文明因素 ,只有扎入中国的文化土壤 ,得以积淀下来 ,进而成为本民族法文化的一部分 ,才是成功的移植。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缺陷与现代法治理念的建构

中国经历了2000多年的封建社会,在封建专制统治和封建传统文化的影响下,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根深蒂固并暴露出诸多缺陷,严重制约着我国实现法制现代化和建设法治国家的进程。克服传统法律文化的弊端,建构现代法治理念,对我国实现法制现代化和建设法治国家有着重要意义。     

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法治路径——从党的十九大报告到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

现代化进程是一个从传统农业社会迈向现代工业社会的社会转型过程,也是各种社会问题不断产生和不断被解决的转型治理过程。其中,从效率优先转向公平正义优先体现了现代化背景下的社会转型与法律治理的一般规律。党的十九大报告和四中全会决定体现了我们党对现代化建设和社会转型治理规律的深刻认识,也展示了中国特色社会治理的法治路径。具体表现为:明确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体现对社会现代化和转型治理基本规律的自觉把握;健全党的全面领导制度和为人民执政、靠人民执政的制度,完善以法律法规制度为基础的社会治理体系的整体构建;坚持经济发展、民生保障与社会治理相结合,在法治轨道上实现社会转型问题的系统治理;把公平正义作为坚持完善法治体系、基本经济制度和民生保障制度的逻辑主线,科学把握现代化后期转型治理的重要内容;坚持法律治理和道德治理相结合,展示了中国社会转型治理的社会主义风貌。     

中国刑法现代化践行的法文化障碍及克服——以市民社会为视角的考察

目前我国社会正处于现代化的发展阶段,长期存在的国家与社会高度统一的僵化模式正在趋于解体,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二元社会结构正在逐步确立。在此社会变革之中,立足于市民社会基础之上的刑法现代化运动受到普遍的关注。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在文化类型上的相异性使得中国现今刑法 (罚)文化自身蕴涵着“非现代性”因素,给刑法现代化践行带来了精神品性与制度建构上的双重障碍,在目前表现为一系列与市民社会理论与实践相背离的文化特质。这些文化特质从整体社会结构上阻碍了我国社会的顺利转型与市民社会的整体成熟。我国刑法理论要摆脱传统文化的窠臼就必须在价值取向上进行转换,而该转换是立足于我国市民社会基础之上的运动。     

法制现代化成本分析

对法制现代化过程中 ,为建立新的社会秩序模式而增加的投入 ,和因否定旧社会秩序模式而失去的效益等 ,运用微观经济学理论进行了分析 ,描述了法制现代化成本与效益、成本构成以及成本的上下限及极限量的参照标准。     

法制现代化的分析工具

法制现代化正在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主流话语。建构法制现代化的概念分析工具系统 ,是推动这一论题深入发展的基本途径。本文以类型学方法论为参照系 ,探讨了法制现代化分析工具的若干主要方面。首先 ,作者对长期以来盛行的内生式与外发式的范式作了批判性反思 ,认为要从社会的内部机理出发 ,合理地评估外来因素的作用条件及其后果 ,进而正确地把握法制现代化的动因。其次 ,本文借助依附与自主的概念工具 ,分析了不同国家在全球法制现代化进程中的位置变化及其复杂性 ,指出发展中国家要保持法律发展的自主性 ,防止边缘化或依附发展。最后 ,作者对国家与社会的二分架构及其在法制现代化研究中的运用作了初步的探讨 ,揭示了法制现代化模式多样性的社会基础。     

清末法律改革何以如此艰难

鸦片战争以后,国家处在危亡之际,清政府进行了史无前例的全方位的法律改革,开启了中国法律近代转型的历史航程。由于内忧外患的紧迫形势,变法图强成为第一要务,而对法律自身的发展规律关注不够,清末法律改革进行得非常艰难。由于不是社会内部力量的推动,而是在社会外部力量的冲击下被迫进行的一次改革,造成了法律与传统文化契合的艰难。自从清代法律改革,中国法律近代化、现代化已演绎百余年,直到今天,如何实现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法律现代化之间的对接、契合,仍然是我们必须面对的重大理论、实践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