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治理共同体视域下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水平对策探究

基层社会治理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领域,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对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水平进行了明确部署。从共同体理论着眼,目前基层社会治理还存在政社互动机制不健全,职权责不对等、负担过重,基层社会治理与群众需要的契合度不够高等问题。因此,要优化社会治理层级功能,厘清权责;创新基层社会治理机制,共建共享;推动基层社会治理和文化建设一体化发展,增进认同。     

协同治理理论视角下统一战线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困境及路径分析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要实现"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需要发挥新时期统一战线重要法宝的作用。因此,要深刻把握和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的精髓,充分发挥统一战线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优势作用,通过系统提升统一战线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共同体意识,着力完善统一战线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制度体系,全面构建统一战线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平台系统等途径,全面破解统一战线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困境,实现共治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     

发挥基层党外干部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

基层党外干部是社会治理创新的一支重要力量,社会治理创新的新形势给基层党外干部提出了新的任务,基层党外干部要充分认识与发挥自身的优势,并从自身建设、参政议政、民主监督和社会服务等方面发挥社会治理的作用。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基层社会治理的创新——以晋江市为例

新型城镇化是晋江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同时,新型城镇化打破了原有的基层社会治理模式,社会治理中的一些深层次矛盾和问题不断显现。在加快新型城镇化进程中,要针对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凸显的各类矛盾和问题,找准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方向、重点和着力点,切实提高基层社会治理科学化水平,为晋江发展创造良好社会环境。     

基层政府治理模式创新与构建和谐陕西

基层政府治理模式创新就是政治管理过程中基层政府为了提高行政效率和增进公共利益进行创造性改革所采取的带有规律性的方式方法。基层政府治理模式创新是构建和谐陕西的基本途径;和谐陕西是基层政府治理模式创新的基本目标。只有通过基层政府治理创新,建立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政府治理模式,才能提高各级政府管理社会的能力和水平,实现和谐奋进新陕西的奋斗目标。     

治理创新视角下的基层协商民主

新世纪以来,基层协商民主逐步成长,出现了层级推进的温岭民主恳谈会、机制融合的邓州市"4+2"工作法、"三委"并行的邛崃新村发展议事会、权力下沉的山东日照农村社区自治协商清单制度等协商民主实践形式。基层协商民主的发展推动了社会治理主体由一元转向多元,社会治理方式由单一转向多样,社会治理过程由单向度管理转向多方互动,实现了政府行政管理机制与社会自治机制由相互排除转向有效衔接。要创新协商民主实践形式,加强资源整合与利用,提高协商的赋权性,培育基层协商主体,加快协商民主制度化建设,助力基层社会治理创新。     

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实践与路径选择——以山东省蓬莱市为例

社会治理是一个庞大的系统性工程,而基层则是社会治理的最前沿,也是治理的重点和难点所在。基层社会治理的好坏直接关系到社会是否能够和谐稳定发展。基层位于国家权力体系的最末端,是行政权力管控与社会自治的交接地带,各种利益关系错综复杂,各类社会矛盾相互交织,因此基层社会治理的任务重、压力大,加之社会转型期一些传统的体制机制改革滞后,一时难以跟上新形势下社会治理的需要,使基层社会治理创新面临重重困境。要探索一套精细化可操作的方法,统筹协调各方面的积极要素,走出一条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路子。     

以信息化推动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研究——以抚顺市高山社区为例

治理主体单一、资源整合不足以及居民参与意识不强成为影响我国基层社会治理水平提高的阻梗。信息化时代的来临为我国基层社会治理模式的创新提供了历史性契机。以抚顺市高山社区信息化模式实践为例,分析如何运用信息化手段创新基层社会治理,实现社区的复合治理和参与式治理,形成"国家-市场-社会合作共治"的新型基层社会治理模式。     

嵌入治理机制:一个初步的分析框架

近年来,随着国家大力推进社会治理创新,全国各地都在积极探索基层社会治理创新路子,形成了丰富多样的基层社会治理创新模式和机制,但总体上呈现出原子化、碎片化特征,不利于从总体上理解和把握当前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发展逻辑。为此,本研究基于嵌入性理论、治理与善治理论等,结合中国社会转型实际情况,尝试构建嵌入治理机制的分析框架,以此观照当前转型期基层社会治理机制创新实践,并期望为今后基层社会治理机制创新提供有效整合的理论指导。     

全过程人民民主背景下基层人大参与社会治理的创新模式与机制——以浙江省为例

基层是联系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基层人民代表大会既是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平台,也是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主体,为实现基层治理现代化发挥积极作用。现有研究较少关注基层人大在社会治理中的独特作用和参与方式,尤其缺乏对全过程人民民主背景下基层人大参与社会治理创新模式和机制的研究。基层人大及人大代表在参与和推动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方面,不仅有其必要性,而且有其他治理主体所不具备的独特优势。以浙江基层人大的创新实践为例,剖析基层人大在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背景下积极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创新模式和机制,如人大代表“亮身份”、代表联络站助力治理、民生实事人大代表票决制、数字赋能人大参与治理等模式,以及与之对应的主动参与治理机制、多元协同治理机制、民主监督下的科学治理机制和数字化整体治理机制。这些创新模式和机制为我国人大及基层治理实践工作提供相关经验借鉴和操作指南,必将进一步促进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发展和治理现代化水平的提升。     

人民政协在社会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探析——从实践探索看政协章程修订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新修订的政协章程明确指出,人民政协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以浙江省基层政协参与社会治理的实践探索为基础,对基层政协和政协委员参与基层和社会协商、促进社会治理进行分析研究。基层协商与社会治理在本质上是一致的,迫切需要引入统战理念和协商机制,人民政协可以在平台、载体、渠道、方式等方面提供支持。人民政协要注重发挥自身价值引领导向功能,利益表达协调功能,决策协商咨询功能,社会疏导稳定功能以及凝聚共识整合功能,充分发挥自身在社会治理中的积极作用。人民政协作为统一战线组织,两者在理念、功能、作用、组织框架、成员构成、平台渠道、着力点等方面,都对基层协商和社会治理有着积极作用,可以说是各有所长、殊途同归,应整合两者资源,实现优势互补。人民政协和政协委员应努力提升服务基层协商和社会治理的能力和水平。     

市域社会治理中基层政府与公众协作机制研究——以杭州市余杭区为例

余杭区作为杭州市域范围内基层社会治理的主战场之一,社会力量参与社会治理成为突破市域社会治理传统瓶颈的关键。基于基层政府与公众协作在余杭区社会治理中的实践探索,健全党建统领工作机制、建立社会协作沟通机制、完善社会力量参与机制、优化"政社互动"机制、创新线上协同治理机制、强化队伍建设培育机制等,应该成为未来市域社会治理中基层政府与公众协作的实现路径。     

城市基层社会治理面临的现实挑战和应对维度

当今社会最重要的特征在于其复杂性,这种复性带来的一系列矛盾在城市基层社会聚集,为基层社会治理带来一系列的挑战。要应对这些挑战,就必须创新社会治理模式,这既需要遵循社会发展规律并注重社会整体协调,又要考虑不同社会组成部分的需求。因此,在城市基层创新社会治理就必然划分为不同的维度。从自主治理、协作治理、引导治理和智慧治理四个不同维度对社会治理进行重构,既符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社会治理提出的新的要求,又符合转型期社会的现实需要,将为整个社会的不断发展注入新的动力。     

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变化与基层治理创新研究

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深刻的改变了社会治理,特别是基层治理更是需要在深刻分析新时代社会主义矛盾变化特点的基础上,深刻认识新时代基层治理提升幸福感、提高获得感和保障安全感等方面的新内涵;更要从治理的法治化、民主化、社会化和智能化等四个方面全面深入推进基层治理的创新优化发展。     

国家与社会关系视角下的农村治安治理模式变迁与经验探析

农村治安治理在国家治理体系中具有基础性作用,推进基层社会治理创新是新时代农村治安改革的基本方略与目标指向。基于国家与社会关系视角,我国农村治安治理大致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即自治型治理模式阶段、管理型治理模式阶段以及管理型治理模式向协作型治理模式转变与探索阶段。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本质是构建"强国家—强社会"模式的农村治安治理体系,即通过国家与社会的双向互动,实现农村治安治理的现代化。     

从社会资本视角看基层干群矛盾的化解

社会资本不足是当前基层干群矛盾突出的重要原因之一。化解矛盾,一要强化宣传教育,大力提升基层干部和普通民众的综合素质;二要转变治理模式,重构基层政府执政的合法性根基;三要推进制度创新,健全密切基层干群关系的制度保障体系;四要培育公民社会,构筑民众利益表达的社会渠道。     

国家整合与社会融合:城乡基层治理发展趋向与对策

当前我国城乡基层初步形成了以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为核心、政府改革和居民参与为基础的整体性治理改革和创新框架.国家整合与社会融合作为实现基层善治的未来趋势和现实要求,要求建立健全与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相符合的新型城乡基层治理体系.     

新时代“枫桥经验”——创新性表现及对广州基层社会治理的启示

进入新的历史时期,“枫桥经验”在基层社会治理领域获得了持续的创新与发展,主要体现在:丰富基层社会治理的社会化内涵、积极推进基层社会治理的法治化、以智能化推动基层社会治理“效能革命”,提高基层治理的专业化水平和坚持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现代化。基于此分析“枫桥经验”对广州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的借鉴意义,并提出对“枫桥经验”进行创造性转化,构造广州基层社会治理三个新的“增长点”:扩充基层社会治理目标内涵、激发调动社会要素的活力和注重基层社会治理的“中西贯通”。     

“三治融合”方式方法研究

"三治融合"之合理性不仅是良政善治在推进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的客观要求,而且是"中国之治"道路、制度、文化、理论及其实践在基层社会治理体系构建与治理能力提升过程中合乎逻辑的表达与现实实践的样态。就"三治融合"的内在逻辑关系而言,自治是激发基层社会治理的内生力,法治是增强基层社会治理的硬实力,德治是提升基层社会治理的软实力。直面一些地方"三治融合"治理模式在观念认同、主体实施、法律制度安排层面存在的若干难点、热点问题及其薄弱环节,唯有充分释放自治、法治、德治作为相对独立的治理模式自身的功效,弥补各自存在的功能不足及其运行机制衔接、各自优势互补的诸多短板,才能寻找到"三治融合"新型治理模式的最佳实现形式。考察治理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实践创新之成果,基层治理"三治融合"的科学方式方法可以抽象凝练为:整体性方式方法是其内在功能质的规定性的根本要求;体系性方式方法是其治理目标选择的集中表达;协调性方式方法是其价值追求、政策策略与实施行动的高度统一。     

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的网格化机制探索——基于苏州W镇的考察研究

在基层社会治理中如何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实现基层社会治理的优化创新是新时代党建和社会治理需要研究和探索的共同问题,而基层社会治理中的"悬浮型"党建倾向则是阻碍党建引领社会治理的重要因素。苏州W镇的网格化党建将治理网格与党建网格"两网融合",并且在网格化党建的阵地建设和制度完善上也采取了很多实质性措施,基本实现了将党建嵌入到基层社会治理中,有效克服了基层党建的"悬浮型"倾向,这为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开辟了一条可供借鉴的路径。而网格化党建中存在的党员力量单薄、群众参与积极性不足和网格内资源整合乏力等难题则需要进一步探索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