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学视角下的矫正社会工作专业性和有效性分析

当前我国矫正社会工作教育主要采取福利服务模式，且面临专业性和有效性的考问。西方犯罪学不同流派提出了不同的预防犯罪策略。实证学派之后矫正恢复成为主流，矫正社会工作由此得以蓬勃发展。然而，20世纪70年代中期后矫正社会工作的有效性受到空前质疑，由此兴起的反矫正运动导致矫正社工发展严重受挫。20世纪90年代起北美循证矫正运动开始全面量化检验影响犯罪和再犯的因素，得出了若干核心原则和因素。我国矫正社会工作福利服务模式集中体现在上海模式上，但最终被迫与刑事司法进行融合。我国本土性循证矫正得出，有效矫正应建立在实证知识和实践性知识与策略的结合上，这需要社会工作同犯罪学、法学和地方性知识的深度融合。     

罪犯循证矫正的核心:证据

证据是循证实践之魂。循证实践是以证据为本的实践,循证矫正的过程就是在实践中寻求利用并循环利用最好证据矫正罪犯的操作模式和具体方法。循证矫正证据的重要性不仅在于理念上的以证据为本的实证属性和科学工作模式,而且在于其本身即是循证矫正实践框架中的核心组成部分和重要环节。     

中国近现代社区矫正历史特点考论

社区矫正（Community correction）是一种不使罪犯与社会隔离并利用社区资源教育改造罪犯的方法。是所有在社区环境中管理教育罪犯方式的总称。它是西方首先推行的一种刑事执法模式。其理念始于19世纪末近代学派的行刑社会化思想。批阅中国历史,近现代社区矫正制度变迁是一个渐进而又艰难的过程,就其发展基本轨迹来看。主要有三条历史脉络。一是1906年,清末法律改革中引入中国的社区矫正制度。主要是近师日本,远师法德,走的是大陆法系国家社区矫正制度的路径。二是南京国民政府上台后,社区矫正立法与司法实践开始对假释制度、保安制度有了较多的践行。三是抗日战争时期革命根据地尝试进行红色社区矫正制度建设。可以视为我党社区矫正制度的萌芽,对新中国社区矫正制度产生深远的历史影响。     

社区矫正试行阶段的组织管理体制亟需改革与完善

社区矫正需要在我国富有成效地推进。目前存在的问题是社区矫正的定性尚不明晰，专业化程度较低，“双主体多层次”的行政管理体制不利于工作效率的提高，分配制度不利于调动社区矫正工作者的积极性。改进的方案是：社区矫正组织管理体制实行单一化；在司法行政部门设立专业化的社区矫正管理机构；建立高素质的社区矫正工作者队伍；司法所不再承担社区矫正的管理。     

恢复性司法中国化的基础性困境

在西方国家，社区文化和人们的宗教信仰为恢复性司法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社会基础。虽然恢复性司法这一全新的司法理念与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政策相契合，但深入分析我国具体的社会环境后不难发现．无论是在传统的“乡土中国”还是在当代中国，都存在实现恢复性司法中国化的阻力。恢复性司法的中国化进程必定困难重重。     

我国社区矫正现代行刑理念的构建

社区矫正行刑理念是整个非监禁刑制度的核心和灵魂,是推动中国特色社区矫正行刑制度发展完善的重要引擎。构建我国社区矫正现代行刑理念体系,其中应涵盖人文关怀理念、恢复性司法理念、公平正义的理念、行刑社会化的理念。     

社区矫正三大管理模式及社会工作介入效果分析——基于循证矫正视角

社区矫正诞生后的相当长历史时期管理模式并没有成为一个问题，直到反矫正运动对社工主导的矫正恢复运动的严重质疑。后来兴起的循证矫正运动中，管理模式成为探讨的一个重要方面，众多研究证据显示综合管理模式的矫正效果优于监督模式和恢复模式。本文通过问卷调查和访谈发现，我国社区矫正北京模式基本属于监督类型，深圳模式类似于综合类型，上海模式则属于综合服务类型但偏向于矫正恢复。数据分析和检验得出，深圳模式和上海模式的矫正效果优于北京模式，工作人员中社工比例的增加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再犯。最后建议在社区矫正管理系统设立社工岗位以增强综合管理特征，录用和培训综合型工作人员，同时谨慎对待设立社区矫正警察的呼声。     

监外执行罪犯管理体制转变之探讨

社区矫正作为我国刑罚执行领域中监外执行的主要形式已试点展开,而试点背景下的公安机关与司法行政机关共同对监外执行罪犯进行监管的“二元监管体制”存在诸多问题,应逐步破解困境,实现向司法行政机关社区矫正机构和街道司法所为监外执行罪犯监管主体模式即社区矫正“一元主导体制”模式的转变。     

论循证矫正技术在个案矫正中的应用

当前发表的很多个案矫正案例显示,在个案矫正中没有充分运用循证矫正技术,导致难以在现有的矫正个案里累积循证矫正的证据资料,不利于个案矫正和循证矫正互促发展。要解决这一问题,必须研究如何将循证矫正的技术融入到个案矫正的实践中。一方面,要论证个案矫正和循证矫正在理论层面上是互通的,是可以借鉴融合的;另一方面,要探讨在矫正个案中应用循证矫正的适用操作技术。     

和谐社会背景下的中国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制度之构建

中国基于刑罚谦抑的司法理念于2003年隆重推出社区矫正作为司法改革的重要措施之一.目前,社区矫正还处于试点阶段,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制度的构建尚处于起步和探索阶段.依托少年司法制度,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制度之构建旨在与联合国少年刑事司法准则接轨,取得了一定的矫正效果,已经成为司法改革的亮点.     

监狱管理创新视角下的循证矫正探析

循证矫正在国外的实践表明,这一矫正新举措在降低重新犯罪率方面起到了实效。其目的追求契合了我国监狱工作首要标准的要求,其理念特质契合了监狱工作理念创新的要求,其运作模式契合了罪犯矫正科学化的要求。因此,将循证矫正引入到我国监狱工作领域有着现实的土壤。     

刑罚执行的理性跨越——恢复性司法理念与我国社区矫正结合之路

现行刑事司法控制犯罪无能为力的现状促使人们把目光投向恢复性司法,许多发达国家和地区借鉴了恢复性司法理念对社区矫正的决定和执行制度上做出了很多创新,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重视社区、重视特殊预防、坚持以人为本等特性决定了恢复性司法理念引入社区矫正的可能性。恢复性司法关注被害人、社会和谐的重构及多元主体参与协商沟通,而我国目前的社区矫正仍然是围绕着罪犯矫正。在我国的社区矫正实施过程中,应当完善措施,更加注重被害人、社区和罪犯合法权益的维护,尤其是流动矫正对象的权益的维护和发展。     

新时代“枫桥经验”下社区矫正对象再犯预防治理研究

“枫桥经验”是党领导下的中国基层综合治理经验,是成功的本土实践,对社区矫正工作具有重要的示范意义和参考价值。我国社区矫正对象再犯预防工作存在诸多治理困境,体现为矫正软文化建设不成熟、矫正综合治理协同不畅和监管治理权威不足。“枫桥经验”的精神内核与社区矫正对象再犯预防治理的要求高度契合,在治理理念、治理主体、治理路径和治理手段等各个方面都有相通性。当前的社区矫正对象再犯预防治理工作有必要借鉴新时代“枫桥经验”,形成“枫桥式”治理路径,即重塑“人本”精神的德治模式、融入“综治”经验的自治模式、采用“多元”法律的法治模式和拓展“四前”预防的智治模式。     

社区矫正工作机制的规范与创新

社区矫正是一种适用刑罚的强制性司法活动。在我国,社区矫正从试点到全面试行的实践,初步形成了比较稳定的社会基础和司法环境。优化社区矫正工作机制应遵循人道、公平与正义、平等、保障人权等现代刑罚理念,构建多维联动的创新机制,实现社区矫正工作的良性运行。     

我国青少年社区矫正工作模式的构建

当前，我国的青少年犯罪数量快速增长，且再犯罪率很高，这对青少年社区矫正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笔者就我国青少年社区矫正的相关情况，运用社会工作的理论，基于“以人为本”的原则，提出一套涵盖青少年社区矫正工作原则、工作方法、矫正资源、矫正工作人员及青少年社区矫正机构的整合模式，以期更好地促进青少年社区矫正工作的开展，使青少年社区矫正对象顺利地融入到主流社会中。     

平安建设中的社区矫正探析

社区矫正在平安建设中有重要意义,对此展开研究是有意义的。我国现在正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分析其价值是必要的,社区矫正体现人道主义,反映公平正义,节约司法成本,所以在中国建立社区矫正制度是应该的。平安建设中进行社区矫正要树立法治理念,加快我国社区矫正的立法;要坚持科学发展观,努力创建和谐社区;要重视矫正对象的心理矫治,加强心理健康教育。     

社区矫正制度在我国的试点与探索

社区矫正是西方发达国家实施犯罪改造的一种主要形式,它在我国的试点与探索标志着我国刑罚执行制度的重大变革,也是我国司法政治文明的重要体现。推进社区矫正制度,须建立相关方面密切配合的良性运作机制和严密的管理工作制度,修订相关法律法规并建立社区矫正工作者资格认证体系。     

社区矫正立法的可行性及立法重点探讨

社区矫正作为一种与监禁矫正相对而言的刑罚执行方式，目前在西方发达国家已经成为一项重要的司法制度，基本实现了通过立法来对社区矫正进行全面的规制。我国对社区矫正进行立法具有可行性，立法的重点应聚焦在矫正队伍建设及人员素质、矫正措施和手段、财政保障机制以及社区矫正的法律监督等方面。     

未成年人社区矫正检察监督机制探究

未成年人的社区矫正理应带有鲜明的"少年福祉"与"国家亲权"主义的印记,这与其不同于成年人的生理、心理特点、犯罪成因、成长环境等息息相关。文章着眼未成年人社区矫正监督制度的基础,对其进行价值剖析,探究立法与司法模式,建构一套符合当下未成年人司法特色的社区矫正监督体系。     

社区矫正：制度体系建设与队伍模式构建——以W市四县市、区为例

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人道主义思想不断融入社会发展的理念中，特别是“以人为本”、“和谐发展”等社会发展理论的提出，促进了我国刑罚执行制度的发展。社区矫正是刑罚制度和刑罚观念更新的一种反映。社区矫正作为一种理念和一种制度化的行刑措施，发挥着建设或重建社会联系和制约的功能。当前我国社区矫正试点工作过程正遭遇某些困境或阻力，如相关法律缺乏、重刑罚执行的性质定位与观念等。必须做好社区矫正相关法律法规等制度体系建设，建构一支高素质、能力强的社区矫正队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