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农村基层党内民主与村民自治的衔接与互动

扩大民主范围到基层党内,是村民自治发展的逻辑延伸。农村“一肩挑”、“两票制”、“直选书记”等模式的建立,是农村基层党内民主同村民自治实行对接的有益尝试。其良性互动,必须以建立群众公认机制为增强合法性的基础,以实行选举联动为民主整合的途径,以制度供给为规范化运作的支撑。     

公共制度意义建构的诠释维度

公共制度是建构性的人类文明成就,其广泛的社会管理功能——正功能抑或负功能——已获得人类文明进程的充分证明。发挥公共制度的"有效的"功能需要对其意义建构进行多维诠释,这种阐释能力是人类理性精神不断提升的表现,更是制度建设与发展的理论与现实需要。从制度认知、制度设计、制度过程和制度评价来凝结工具性与价值性、合理性与合法性、规范性与权变性以及时代性与发展性的融合统一思维逻辑,对于解读公共制度的哲学意蕴进而为制度文化的社会化认同与尊重,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条块整合、权责配置与清单化管理模式创新

全面推行政府权责清单制度，是我国建设法治政府、廉洁政府和服务型政府的重要举措。基于政府内部的组织与结构差异，从条块整合的视角剖析政府权责配置的内在逻辑和演变机制。“块块”管理维度强调权责配置中的放管结合，追求活力与秩序的平衡；“条条”管理维度聚焦权责配置中的分工协作，旨在减少因边界模糊和职责交叉重叠而带来的管理成本。在实践中，通过条块整合，形成了“以块统条”“以条带块”“条块共推”等三种模式，共同推动权责清单制度改革，从而实现协同治理。面向新时代的治理需求，应从需求导向、标准化建设、合法性审核、执行评估和动态调整等环节，对权责清单制度的实施路径进行优化完善。     

互联网公共事件的议题建构与共意动员——以几起网络公共事件为例

互联网公共事件已经成为当代中国社会的热点问题。是什么因素通过何种作用机制推动那些与特定事件没有直接利益关系的社会成员参与此类事件？本文借助“共意性社会运动”的概念，利用相似性案例比较的研究方法，分析了互联网公共事件中的社会动员机制。议题合法性、网络舆论一致性和议题传播的广泛性是互联网公共事件成功的保障。互联网发挥的议题建构、共意动员功能受制于议题的新闻和社会价值、网络关注度、媒体互动深度、网络报道空间等因素。成功的互联网公共事件必须能够在“媒体空间”内建构合法化的议题，克服互联网沟通结构的内在缺陷，才能实现共意动员，维持在线集体行动的成功。但是，研究者不应该夸大互联网公共事件的社会意义，其对社会变迁的推动作用受到网络舆论内在分裂倾向的制约，往往是特定的、暂时性的。互联网公共事件能否推动社会制度变迁取决于政府制度化该类事件的能力和意愿、互联网舆论的结构以及网络参与者的理性沟通等因素。     

地方行政服务机构的运作机制及其逻辑——广东省J市行政服务中心的个案考察(1997-2011)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作为我国地方政府自下而上探索的一项管理创新,行政服务机构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和认可.在学术界,现有的文献大多是针对行政服务机构建设中存在问题的对策研究,对于行政服务机构的运作过程和机制缺乏深入细致的考察和分析.本文以J市行政服务中心为个案,以行动者系统组织理论为分析框架,通过对一系列特定事件的“深描”,力图展现行政服务机构运作的真实故事和内在机制.案例研究发现,在合法性不足、资源匮乏的制度环境下,J市行政服务中心管理层采取了一系列整合的运作策略和方法,却不同程度地遭遇到各职能部门和窗口工作人员的抵制和抗拒,从而产生了“名实分离”的组织现象.这种现象是组织应对外部制度环境以及核心行动者之间策略互动的产物.研究结论可以为行政服务机构的良性发展和该领域进一步的理论建构提供启示.     

利益矛盾视域下群体性事件的生成动因与化解之道

不同类型群体性事件的生成动因千差万别。从利益矛盾视角管窥,多数群体性事件主要是群体利益矛盾、官民利益矛盾激化而引发的一种社会冲突现象。体制内合法性的利益表达机制阻滞、多元化的利益协调机制重构滞后、利益谋取的价值导向机制不够公正成为群体性事件的生成动因。相应地,完善体制内合法性的利益表达机制、增强利益协调机制的整合能力、实现利益谋取的公平最大化是群体性事件的有效化解之道。     

宗族性村落分权秩序与权力模块化治理研究

本研究提出“分权秩序”作为工具性概念,来探讨宗族性村落的权力分配方式及其运作逻辑。为了化解宗族之间的矛盾和维系村落公权力的合法性,村落在分权时每个宗族无论大小都会获得一个公权力名额,村落社会以宗族人数来分配村组干部职务。这种权力分配方式产生自己人管理机制、权力约束机制、权力制衡机制和合法化机制,达到了善治秩序。但是这种治理模式不利于构建基层协商式民主治理和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     

试析我国政权意识形态合法性的确立因素

意识形态作为使特定政治秩序合理化的理论体系或认知体系 ,是政权合法性最为基础的来源。相对于制度规范、政绩等因素而言 ,改革开放前我国政权合法性更多建立在意识形态的基础之上。本文分析了我国政权意识形态合法性得以确立的原因和条件 ,认为历史负面合法性以及党在夺权中形成的对意识形态的“路径依赖”是意识形态合法性的历史原因 ;意识形态的社会化、政治全能型社会控制模式、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权威的高度认同以及领袖的卡里斯马权威等为意识形态合法性的确立提供了现实条件。     

特大城市的群租治理模式转型：从运动式治理走向包容性治理

尽管群租的"治乱循环"已成为特大城市社会治理亟待解决的现实难题,但已有研究对此仍缺乏充分的学术建构。依据空间政治经济学视角,可以将群租的"病因"诊断为特大城市中的居住贫困。通过对群租治理京沪叙事的逻辑提炼可以发现,当前中国特大城市的群租治理是一种典型的地方运动式治理,它悬浮在国家运动式治理与基层运动式治理之间,治理意蕴的弱政治化和治理机制的半常规化致使其面临合法性与有效性双重危机,不但难以消除居住贫困,反而造成了居住贫困再生产。相比之下,包容性治理强调将"包容性"嵌入群租治理的制度、体制和机制中,将群租治理作为实现公平正义、美好生活和赋权增能的政治使命,在特大城市设立直接向中央政府负责的独立办事机构作为群租的"元治理"单位,构建利益表达机制和府际合作机制,不仅可以增强体制特征合法性,还能够通过创造有效性来累积体制作为合法性,是更为适宜的群租治理模式。     

理解治理多样性：一种国家治理的新科学

现代社会及其公共事务的复杂性对治理构成了严峻的挑战。为了应对公共事务的复杂性、多规模性、嵌套性和动态性,很多研究者提出了不同的治理理论,并且都试图寻找“治理万能药”,以一种治理方式适用所有情景。然而人类要真正解决所面临的公共事务治理难题,就需要实现“认识论哲学”的转型,以“多样性”的思维范式取代“单一性”思维范式,按照“治理多样性”的新范式来重构治理体制“。治理多样性”分析范式是一种治理的新科学,其分析框架主要包括“行动者、机制、物品属性、结构和绩效”等要素,核心是公共事务与治理系统的有效匹配,实现基于“多行动者——多机制——多属性——多结构——多目标”的治理,多样性是其内在逻辑。治理本身是一个复杂演进和相互调适的过程“。治理多样性”要应用于治理实践,就需要发展出“诊断、设计和学习模型”。     

两种发展模式的比较和反思

现代化的发展模式可以简约为两种理想类型“先发内生型”和“后发外源型”;两种发展模式实际上是遵循着两种不同的逻辑,前者是先发展、后转型,后者则是先转型、后发展;对于后发国家而言,虽有先发国家提供的发展路径可供借鉴,但面临更多的是发展的困境和抉择的艰难,最主要的是容易遭遇引进制度和本土社会文化“不兼容”的现象。     

“以谣辟谣”：政府回应中的特殊现象及其解读

“以谣辟谣”现象是一种特殊的政府回应行为,多发生于公共政策事件、官员违法违纪事件、突发性公共事件中。以发生领域为标准,可以将“以谣辟谣”现象划分为政策型、庇护型、突发型三类。“以谣辟谣”具有网络时代特性,目标指向明确且具有前后事实对比,其产生逻辑是在特定制度环境和行政文化背景下,为摆脱回应方面的行动困境所做出的行为选择。为避免此种行为发生,需要完善政府回应的制度约束,建立常态化的回应机制,拓宽政务公开渠道,强化民间信息平台的管理,实现权威信息的全民共享。     

论民众抗争的“出大事”逻辑:情境、机理与治理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社会结构的重大变迁,社会的不确定性、复杂性逐渐增强,现代性的风险在不断集聚,国家与社会的结构性冲突逐步显现,人民内部的矛盾急剧累积。尤其是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不协调甚至断裂,成为当今中国群体性突发事件或社会抗争事件频出的(薮,使“抗争政治”成为当前学术界研究的焦点议题之一。正是在这种社会情境中,民众为了使自身的利益诉求得以有效表达并引起政府的重视,在社会抗争事件中主要遵循“将事情闹大”,即“出大事”逻辑,主要运用较为主动的、积极的、选择性的策略主义。从这种逻辑形成的内在机理来看,社会转型的影响,是通过“相对剥夺感”“利益表达与救济梗阻”“发展型地方主义”等作用机制来实现的。民众抗争的“出大事”情结及其再生产,将给社会集聚更大的风险与危机。消解民众抗争“出大事”逻辑,实现基层社会的真正稳定与和谐,我们需要从建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体系、畅通民众的利益表达与救济机制、推进“六位一体”的社会建设等方面下大功夫。     

结构、行动和意义——西方理论范式及其在我国重大群体性事件语境下的反思

西方理论在对群体性事件概念谱系中社会运动、集体行动、集群行为等的长期研究中大致形成了结构、行动与意义三种相互排斥或拒绝的理论范式,并被广泛引入我国重大群体性事件的研究之中。然而这种简单引入往往因为忽略事件的特性和差异而存在水土不服、解释乏力等问题。事实上,作为社会行动的特殊样态,重大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是涵盖结构、行动、意义等各种因素交互作用的动力学过程,而非任一要素单独作用的结果。因此首先需要将其视为过程而非偶然随机事件,植根于真实演化过程,关注各个要素在不同阶段的作用以及彼此之间的复杂关联,从而把握事件的动力、机制、逻辑、关键节点等治理对策所需明晰的关键问题。     

超大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逻辑、进路与优化

治理数字化转型是新时代推进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的重要途径,应遵循“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逻辑、有效治事的效用逻辑以及撬动改革的发展逻辑。超大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在理论层面,基于“结构—过程—功能”分析框架,是一个以数字技术赋能治理体系调整、治理过程优化,进而释放超大城市社会治理整体效能的过程;在实践层面,通过对以北京“接诉即办”和上海“一网统管”为代表的超大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实践的比较分析发现,虽然转型动力和转型路径不同,但是技术和制度都是影响转型的关键性要素,且二者相互作用。从整合性、过程性视角出发,协同理念、组织、技术与制度四要素,未来优化超大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需走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良性互动的复合路径,同时推进技术和制度双重变革,并在机制创新基础上进一步推动体制改革。     

协商民主与政策议程的成功设置

政策议程的成功设置是社会问题得以解决的前提。现实中由于政策议程设置机制或设置模式的原因,一些公众关心的社会问题难以进入政策议程,政府有时提出的政策议程设置主张也遭到公众的抵制和反对。协商民主作为一种决策体制和民主治理形式,用一套制度与程序规范提升政策议程设置内容及过程的合法性,有助于政策议程的成功设置。     

迈向“实践——理论”的研究范式——对乡村司法理论的回顾与反思

乡村司法的研究主要表现为“问题——策略”、“国家——社会”和“理论——实践”三种模式.由于“问题——策略”模式与“理论——实践”模式有着很大的亲和性,即均缺乏对中国社会实际的关怀,因此整个乡村司法的研究实际表现为“国家——社会”与“理论——实践”之间的二元对立.为了克服当前乡村司法研究中游走于理论和实践两个极端的现状,有必要迈向一种“实践——理论”的模式.     

有效性：执政党建设的新视角

有效性作为政党执政过程中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具有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双重价值，其内涵“是指政治权力的实际作为，是指政治权力对社会进行政治管理或政治统治的实际业绩。”在当今政党主导国家现代化进程的时代背景下，各国执政党无不把有效性作为合法性的外在逻辑，从执政的有效性过程中汲取合法性资源。     

规则社会化与规则弹性——一项关于政府救助的实证分析

日常社会救助工作中存在着大量规则“软化”和“偏离”现象。本文以江西省农村低保制度为对象，通过结构访谈、问卷调查等方法收集相关数据并运用多元回归方法加以分析，探讨社会救助过程中的规则弹性影响因素及其动力机制问题。研究发现，行政权力、社会关系、信息、地方性认同和人力资本对规则弹性有着深刻影响，它们共同塑造了规则实施弹性的多样化形态：上级政府的向下分权、组织社会关系对规则弹性有正向影响，行政集权则相反；而多元化信息途径、地方性认同和人力资本对规则内容弹性、规则形式弹性有着差异化的影响。结果表明，与合法性一地方性认同机制对规则弹性的解释作用相比，效率一权力和网络一信任机制更为突出。我国社会救助尤其是农村社会救助工作的定量研究并不多见。因此。本文的研究方法和研究结论为当前我国社会救助工作的规范化运作提供了新的分析视角和参考依据。     

评析行政处罚案件群众公议制度——以安徽省合肥市为样本

行政处罚群众公议制度是当前政府行政管理过程中,在采取行政处罚措施前,针对违法或不当行政行为一项事前预防机制。人民主权原则的宪法依据和行政行为正当性的法理要求提供了该项机制的合法性基础。行政处罚群众公议作为一种社会治理机制的创新,在实际运行中需要进行现状反思和制度完善。对该机制中的评议案件筛选不规范、公议人员积极性不高、公议意见效力模糊等问题,应从制度构建上给予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