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刑法的谦抑性

刑法应尽量少用、慎用，力求以最小的刑法成本这到遏制犯罪、预防犯罪的目的，这就是刑法的谦抑性，其包含以下两个方面的内容：非犯罪化和轻刑化。在我国适用刑法的谦抑性原则时，应当在坚持非犯罪化趋势的基础上，推进“非犯罪化”与“犯罪化”双向进程；在推行轻刑化的过程中，应注意其长期性和相对性。     

非犯罪化思潮及其对我国刑事政策的意义

非犯罪化是当前国际上重要的刑法思潮,在我国,对于非犯罪化刑事政策的选择有不同的意见.应当承认,非犯罪化是刑法谦抑性、经济性的要求,是理性刑事政策的选择方向.在我国当前社会转型的特殊时期,应当在适度进行立法上的犯罪化的同时,注重通过司法手段实现实质的非犯罪化.     

论刑法改革与行政法的相关问题

行政犯罪与行政刑法把行政法与刑法有机衔接起来.行政违法与犯罪的区别十分明显,实践中行政违法是否应当犯罪化需要考量各种具体情况,不可一概而论.刑法改革、完善应当与行政法律相协调,关注行政违法的犯罪化问题,行政违法行为的犯罪化不应当以“多次”为条件,应当降低行政犯罪的法定刑,增加对行政犯罪资格刑的运用,应当把保安处分中的劳教制度纳入刑法当中.     

我国刑法“善”与“恶”之关系论

在刑事法治视域中,刑法之“善”不但应当注重对秩序之维护,而且也应当注重对自由之保障;刑法之“恶”既要重视对犯罪人的生命、自由、财产和资格之限制或剥夺,也不能忽视对国家刑罚权的限制。然而,我国刑法之“善”与“恶”均具有偏重性。实现刑法之“善”与“恶”的均衡性要求在立法上应当:将更多的侵犯个人利益且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行为犯罪化;缩小侵犯国家利益和社会利益犯罪的死刑适用范围;加快罪刑法定原则之“司法化”进程。     

论拐卖妇女罪中被害人承诺的刑法意义

法律只保护值得保护之权利,并且保护权利人人格自由权的价值远远高于干涉被放弃的权利的价值。被害人自愿放弃的利益应当排除在刑法的保护范围之外,在被害人对其能够自由处分的法益作出承诺放弃之时,应当阻却犯罪的成立。拐卖妇女罪所保护的法益是妇女的人身自由权与人格尊严权,所以在被害妇女自愿被拐卖以及拐卖过程中同意发生性行为等情形之下,行为人不应当构成拐卖妇女罪,更不能对其适用奸淫妇女的加重情节。     

论拐卖妇女罪中被害人承诺的刑法意义

法律只保护值得保护之权利,并且保护权利人人格自由权的价值远远高于干涉被放弃的权利的价值。被害人自愿放弃的利益应当排除在刑法的保护范围之外,在被害人对其能够自由处分的法益作出承诺放弃之时,应当阻却犯罪的成立。拐卖妇女罪所保护的法益是妇女的人身自由权与人格尊严权,所以在被害妇女自愿被拐卖以及拐卖过程中同意发生性行为等情形之下,行为人不应当构成拐卖妇女罪,更不能对其适用奸淫妇女的加重情节。     

刑法的谦抑性刍议

刑法的谦抑性即刑法的必要性，刑法歉抑是适应社会矛盾变化、构建和谐社会及保障人类自由权益的需要，它是一种信念，而非法定意义上的原则。在我国实现刑法歉抑的途径在于非犯罪化和非刑罚化。     

论我国刑法立法犯罪化的规律和原则细化

从1997年刑法修订到2011年刑法修正案（八）通过,我国刑法立法犯罪化规律呈现出以犯罪化为主,非犯罪化为辅,犯罪圈逐步扩张的情势.增加的41个罪名为法定犯,这其中又以保护公法益的罪名为主.犯罪化应当在抽象原则下进行细化,包括遵循当前的社会发展特征,遵循现阶段的刑事政策,与我国“立法定性＋立法定量”犯罪化模式相适应,注意刑法立法犯罪化与刑法体系的关系等.     

从非犯罪化的条件考察刑罚权的存在根据

刑法将一个行为规定为犯罪是刑罚权的积极面,刑法将曾经属于犯罪的行为不再规定为犯罪是刑罚权的消极面。由于非犯罪化的主体是国家,它是国家价值评判的结果,也是国家对犯罪的反应形式,因而其实质在于刑罚权的退出,而非犯罪化的条件则是刑罚权退出的事实根据。当行为已经不具有法益侵害性、行为已经为社会公众广泛认同、对行为已经有更好的规制方式时,国家可以实行非犯罪化。但是,非犯罪化不能无视全体公民的基本人权,不能导致鼓励犯罪和制造新的犯罪,在尚不具备非犯罪化的条件时,刑罚权理应积极地存在。     

非犯罪化若干问题研究

非犯罪化是当今世界刑法发展的趋势和潮流之一。而欲借鉴非犯罪化,就必须清楚非犯罪化产生的社会背景、价值追求、刑法理论的根基及对非犯罪化的合理界定。本文拟就以上问题进行分析、界定,以期推动在中国法治环境下的非犯罪化。     

言论自由能否成为刑法所禁止的危害行为

现代的社会是法制的社会,人们的一切行为都受到法律的调整以及约束,自由只是相对的,没有绝对的自由;因此,在某些情况下,人们发表言论的自由势必要受法律的制约,当言论的内容或者方式触犯了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时,也势必会产生相应的法律责任。从危害行为的特征和基本形式来看,发表言论这个行为是能够成为刑法所禁止的危害行为的,这意味着言论自由也要受法律制约。在认定发表言论是否构成刑法禁止的危害行为时,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把握危害行为的实质以及发表的言论中所可能构成的犯罪的实质,具体分析其可能产生的行为后果,结合行为人的主观目的,动机,再进行具体区分。     

经济全球化与私法观论略

入世必将引发中国的深层次法制变革。仅仅表面上的法律创制活动不能符合经济全球化的要求 ,为此 ,必须确立以自由、平等为中心的私法观。本文提出平等、自由的私法观念是经济全球化的必然要求 ,分析了中国私法观现状中不适应经济全球化要求的表现 ,指出要培固适应经济全球化要求的私法观。     

迁徙自由的限制：学说、规范与实践

对迁徙自由的保障，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必然要求，我国明文入宪也是必然趋势，又因为社会秩序、社会利益以及公民其他权利的保障也是法治的内涵，故对迁徙自由加以合理限制本即迁徙自由的应然之意。基于对迁徙的“自由层面”与“限制层面”这两者之间紧张关系的考量，将按照阿列克西的基本权限制理论对迁徙自由从“保障——限制——违宪阻却事由”三个层次加以分析，并将在对德国和美国的迁徙自由限制的宪政实例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探讨我国现行户籍制度是否属于对迁徙自由限制，最终对户籍制度这一迁徙自限制政策如何改良等问题提出见解。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过程中的公法思考

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过程是处理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之间关系的过程。在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过程中,公民有知情权,政府有信息公开义务;公民财产权受法律保护,国家征用财产的权力应受法律规制;公民人身自由权受法律保护,强制隔离措施的采取应依法进行。     

论我国反垄断执法机构设置的定位——对现有争议的分析与探讨

法律的生命在于执行.反垄断法本身不能创造一个公正、自由的竞争环境,而必须借助一个有效的反垄断执法机构.近年来学术界和实务部门广泛关注反垄断执法机构的设置问题,提出的各种见解可谓仁智互见.由谁来担此重任是问题的焦点,而对其设置的合理定位则是该问题的关键.应在加快立法进程的同时,破除对级别的升格和权力扩张的过分迷信和盲从,设立一个独立的反垄断执法机构,明确其独立行使职权和严格统一执法,正视该机构的职责和权限.     

关于制定中国民法典的几点思考

民法的基本理念是意志自由 ,它应体现在民法内容中而非民法典体例上 ;民法典的体例设计应充分考虑到本土法律传统和法律内在的逻辑性 ;我国民法典的体例应为总则、人身关系法、继承法、物权法、债法五部分按序排列构成 ;人格权不应单独成编 ,而应与亲属法组成人身关系法 ;侵权行为法不应从债法中分离。     

从合伙的主体性到主体化

片面的强调合伙的主体性,不但在理论上面临着困境,还将不得不负担主体法定带来的僵化成本、服从成本和政治代理成本,且不利于合伙组织的创新.在我国现有登记体制下,应该把合伙从本质上视为契约,充分尊重契约自由,同时允许和鼓励合伙组织在自愿的基础上主动选择登记,从而享有主体资格.简言之,在合伙法律地位的认定方面,变主体性的判断为主体化的选择.     

论契约自由原则在行政契约中的运用

随着现代行政法理念的转变,契约自由原则作为行政契约的一项重要原则得以引入到公法领域,其在具体的运用方面上显然会与私法领域的契约自由原则有较大差别。行政契约具有行政性和契约性的双重特性,行政契约的契约特性正是通过契约自由原则体现出来,所以,只有加强理论的研究与立法的完善,在保证行政目的得以实现的前提下,规范而不失灵活地在行政契约中运用契约自由的原则,才能更好促进行政契约的发展,加快政府职能的转变,最终实现民主行政、服务行政的理念。     

论法律行为理论中的纷争

文章通过制度比较与语义分析,在考查德国民法制定时的历史背景的基础上对法律行为理论中的基本问题予以澄清,文章指出：＂合法性＂的争议,毋宁是源自对产生民事法律行为制度的德国社会思想背景的陌生和语言习惯上的差异;而独断地认为法律行为仅为民法的部门法范畴,则是对＂意志自由＂＂、私法自治＂理念的误读与滥用所致;而意志自由与物权行为之间更是存在难以消弭的张力。     

国际知识产权使用合同法律适用规则探析

象征着契约自由与私法自治的当事人意思自治法律适用原则在知识产权使用合同问题上应得到应有尊重。对国际知识产权使用合同最密切联系法律确定标准进行充分分析得出的基本结论是:与国际知识产权使用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应是保护国法。然而,在少数情形下适用许可国法或者许可人与被许可人共同所属国法律作为保护国法的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