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律“婚书”考

在《唐律疏议》的《户婚》篇中，曾有“婚书”的记载：“诸许嫁女，已报婚书，及有私约而辄悔者，杖六十。”疏议曰：许嫁女已报婚书者谓男家致书礼请，女氏答书许讫。私约，注云：谓先知夫身老幼疾残养庶之类。又云“虽无许婚之书，但受聘财亦是。”     

论婚姻财产契约的形式要件

婚姻财产约定是男女意思自治的结果。结合国外财产契约形式要件的规定与我国古代婚书的合理之处,设置婚姻财产契约登记制度,婚姻财产约定应公证、备案登记;设置婚姻财产契约证书制度等。     

民国的招赘婚书与招赘婚诉讼——以龙泉司法档案为中心的研究

招赘婚在传统时代为礼法所讳言,明清律例中的相关内容仅有寥寥数语。清末法律改革取消了招赘婚的概念。北洋时期的大理院则通过解释例和判决例,使招赘婚中相关权利义务的法律解释走向完备。在1930年《中华民国民法》中,受男女平等等理念的指导,招赘婚被视同普通婚姻,民间招赘婚中的特殊权利和义务关系,仍然以婚书契约做约定。新发现的龙泉司法档案显示,虽然法律历经变革,民间招赘婚的形式和内容却几乎没有改变。婚书所表现出来的这种"稳定性",反映了现实社会中的民事关系。面对婚书契约与法律之间的矛盾,地方司法机关针对不同的情况灵活处理,国民政府也通过判例和司法解释补充和修正法律,以回应社会实际的法律需求。     

关于元代婚姻制度的独特性与进步性的若干思考

元代婚姻实行一夫一妻和一夫多妻并存,在婚姻成立的要件与缔结制度中,特别注重婚书的内容与形式的撰写;元代妇女婚姻不仅完全商品化,而且还对悔亲处罚的规定特别严厉。     

社会主义社会婚姻不是以感情为基础吗?——与常国顺同志商榷

常国顺同志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婚姻基础是爱情吗?》(以下简称“常文”,见《北京政法学院学报》1982年第1期)一文,对社会主义的婚姻基础问题作了大胆的探索,这对推动婚姻问题的研究,活跃学术气氛是有益的。     

婚姻家庭立法的完善

婚姻家庭立法的完善张芳１９５０年５月１日，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这是我国建国以来颁布的第一部重要法律。毛泽东在颁布此法时，语重心长地说：“婚姻法的普遍性仅次于宪法。”《婚姻法》的颁布是对几千年婚姻当事人听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封建婚姻的...     

南非议会批准同性婚姻合法法案

南非议会2006年11月14日批准了《同性婚姻合法化》法案，成为非洲首个承认“同性婚姻”的国家。当天，南非议会以230赞成、41票反对、3票弃权通过了“同性婚姻合法化”的法案，待南非总统姆贝基签署法令后该法律将即刻生效。南非社会对同性恋问题持保守态度，但南非是全球首个在宪法中写入“禁止以性取向歧视他人”的国家。丹麦在1989年成为全球首个承认“同性婚姻”的国家，此后数个欧盟成员国也陆续承认“同性婚姻”。在美国，目前只有马萨诸塞州承认“同性婚姻”，佛蒙特、康涅狄格以及加利福尼亚州则赋予同性伴侣“民事结合”的地位。     

对婚姻法第八条中“应当补办”之规定的质疑

２００１年４月２８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的决定》，使得《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以下简称为《婚姻法》）由原有的３７条增加到５１条。其增设的内容涉及面颇广，对欠缺形式要件婚姻的效力认定，现行婚姻法既未将该类婚姻的效力认定为无效，也未将该类婚姻的效力认定为可撤销。对欠缺形式要件婚姻的效力，在《婚姻法》第８条中规定为：“未办理结婚登记的，应当补办登记。”该规定言下之意便是可通过结婚登记手续的事后补办，而使得原本欠缺形式要件婚姻的效力变为…     

论无结婚行为能力的精神障碍者缔结的婚姻效力

《民法典》对原《婚姻法》婚姻无效制度的修改使无结婚行为能力的精神障碍者缔结的婚姻效力成为法律难题。结婚行为能力区别于民事行为能力，主要通过当事人的法定婚龄和理解判断结婚行为的心智状况予以界定，后者关涉精神障碍者缔结的婚姻效力问题。基于兼顾成本与准确性的考量，精神障碍者的结婚行为能力宜采取以民事行为能力为参照的“直接对标”和“个案审查”相结合的双轨制认定模式，无民事行为能力的精神障碍者无结婚行为能力，无须另行审查；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精神障碍者的结婚行为能力由法院在确认婚姻是否无效时进行个案审查。在《民法典》的规范体系下，应当通过目的性扩张的方法将《民法典》第1051条中的“未到法定婚龄”漏洞填补为“无结婚行为能力”，故此认定无结婚行为能力的精神障碍者缔结的婚姻无效。无结婚行为能力的精神障碍者一般不可能成为《民法典》第1054条中的过错一方。当事人的家庭暴力、虐待、遗弃等行为可以诉诸一般侵权责任条款解决。在婚姻被认定无效后可类推适用《民法典》第1088条，精神障碍者可主张同居期间的家务劳动补偿。     

穷理·正心·修己·治人——《大学》之道与罪犯矫正教育

《大学》是传统文化的经典著作，是儒家教育的纲领性论著，是中国古代论述修身治国的佳作。它充满了中国古代的政治观和伦理观，洋溢着古代儒家学者治学修身的教育思想。《大学》的正心修身教育为罪犯矫正教育提供了理论基石；《大学》的“三纲领”教育为罪犯矫正教育提供了重要标的；《大学》的“八条目”教育为罪犯矫正教育提供了运作流程。《大学》所阐述“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对罪犯心理矫正具有重要的意义。     

建立婚姻无效制度刍议

一、建立婚姻无效制度是客观的需要我国1980年婚姻法,没有规定婚姻无效制度。1986年8月15日经国务院批准由民政部发布的《婚姻登记办法》第9条规定:“申请结婚、离婚、复婚登记的男女双方,对婚姻登记机关必须了解的情况,应如实提供。”“婚姻登记机关发现婚姻当事人有违反婚姻法的行为或在登记时弄虚作假、骗取《结婚证》的,应宣布该项婚姻无效,收回《结婚证》。”这是我国仅有的关于婚姻无效的规定,它只规定了婚姻登记机关有权宣告婚姻无效,那么人民法院是否     

“新包办婚姻”苦果还是蜜饯

古代婚姻制度讲究“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民间流传的凄美爱情故事大多葬送在“包办”制度之下。在现实生活中，经婚恋网站调查表明，年轻人首次婚姻的伴侣，近半数人是通过父母、亲友介绍的，人们对“包办婚姻”开始有了新的解读。     

事实婚姻关系在军人婚姻两个特别保护条款上的适用

事实婚姻关系在军人婚姻两个特别保护条款上的适用荀恒栋我国现行法律对军人婚姻的特别保护，体现在以下两个条款：一个是《刑法》第１８１条所规定的破坏军人婚姻罪。其内容为：“明知是现役军人的配偶而与之同居或者结婚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另一个是《婚姻法》第...     

古代高官如何“傍大款”？

《红楼梦》第四回写道，金陵应天府门子对新到任的知府贾雨村说：“如今凡做地方官的，都有一个私单，上面写的是本省最有权势极富贵的大乡绅名姓，各省皆然。倘若不知，一时触犯了这样的人家，不但官爵，只怕连性命也难保呢!”这是对古代官员为何要“傍大款”的极好说明．     

变味的是婚姻还是法律

我大学刚毕业时，对婚姻的认识仅限于小说、电视的我接受的《法律与生活》第一个试用期采访任务，就是结合新修订的《婚姻法》采访“包二奶”现象。真是头大啊，记不清是怎么找到的采访对象了，只记得那是一个眉目清秀，     

我国历史上的四次焚书

秦孝公“焚书”：公元前356年，秦孝公任用商鞅实行变法。据《韩非子·和氏》记载：“商君教秦孝公……燔《诗》、《书》而明法令……孝公行之。”但商鞅的“燔《诗》、《书》”主张，在实际上并没有认真执行，因而对古代文化没有什么大的破坏性。     

周易“讼”卦的法律研究

《周易》作为中华文化的源头之一,对我国乃至世界哲学、天文、历法、数学、文学、史学、政治、伦理、宗教等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而《周易》六十四卦中的“讼卦”更是集中记述当时法律实践活动,它更为集中的体现了中国古代法律思想的发展历程.本文仅就《周易》“讼”卦的诉讼思想及其对后世影响做一评论.     

罗马嫁奁的意义与权利

罗马的嫁奁制度可谓繁荣昌盛，它强大的生命力以及详尽的规定，令人感叹，它详尽完善到甚至会让人误认为它不是婚姻的附属而是婚姻的中心，从嫁奁的“种类”、“标的”、“设定方式”到“夫妻各自对其的权利”再到“返还”形成了一个严密的体系。本文以周楠的《罗马法原论》第二篇第四章第五节“夫妻财产之嫁奁”为依托，因篇幅所限只能就罗马嫁奁的意义及夫妻各自对其的权利，就书中一些观点对比其它学者意见，提出相关见解。     

对《中国古代“法治”质论》的几点质疑——兼与马作武先生商榷

本文在全面分析《中国古代“法治”质论》一文的基础上，对《质论》文中的基本观点提出了笔者的质疑，并根据笔者的理解对这些观点给予了针锋相对的反驳。本文认为，“法”必定要适应社会现实生活和社会经济状况的需要，我们必须把“法”置放于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之下才能对“法”的含义有一个正确的把握，因而古代的“法”与现代的“法”内涵不同乃是不证自明的结论。因此，我们也就不能从现代的和西方的立场去看待中国古代法家的“法治”思想，而要明确现代“法治”与古代“法治”在实质内涵上的区分。接着，笔者对《质论》着力批驳的“本土资源说”作出了一定程度的内涵界定，指出“本土资源说”不涉及我国的“法治传统”， 它强调要从当代人的社会生活实践中去创造、积累经验，为我国的法治建设服务。“本土资源说”只是对我国法治建设的“现代化方案”的反思和挑战，它讲的是一个法治道路的问题，我们不能在标签的意义上看待“本土资源说”     

“AA制”的爱情

“AA制”的婚姻有爱情吗？ 这是我编辑本期家事奇事《老张的“AA制”婚姻》时产生的疑问。也许老张的初衷是好的，也许他是真的想避免日后夫妻、儿女间的财产纠纷，可是他那界限分明的一纸协议，在我看来，绝对得近乎绝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