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行合一——我与规范化执法的距离

知行合一是个哲学的命题。孔子曰：“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后来的儒者又有了“知在行先”，“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知行合一”的论述。“知”有两层含义：一是学习之“知”，是对前人认识到的已知世界知识的继承，二是认识之“知”，是对未知世界知识的新发现。“行”就是在“知”指导下的活动，“行”不能违背“知”。“知”“行”的关系有两种：一是“知易行难”二是“知难行易”，追求的终极目标就是“知行合一”。我们执法者在执法规则面前，面临的就是如何处理“知”与“行”的关系。     

价值:“是”与“应当”的统一

“是”与“应当”的关系问题导源于事实与价值的关系问题。事实是“是”，但价值不只是“应当”，价值也是一种事实，也是“是”。而且，价值作为“应当”，也不只是指“应如何”之类的规范，它也是指应有、应然、超越性意义上的观念地存在着的价值预期。价值是“是”与包含上述不同涵义的“应当”的统一，它有多层涵义、多种意指。确立价值是“是”与“应当”之统一的观念，无论是对我们正确理解价值论或价值哲学，还是对价值论或价值哲学的发展，抑或是对其功能的充分发挥，都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保持对法律的敬畏感

我国有两句俗语：一句是“对事不对人”，另外一句是“打狗也要看主人”。如果要贯彻“对事不对人”的处世哲学，必然的结果是“打狗不要看主人”，相应的，如果打狗也要看主人，那就意味着“对事也要对人”，结果就会变成就事论人。因此，只有“打狗不看主人”了，才能真正做到“对事不对人”。     

古代粉丝也疯狂

“fans”来自拉丁文fanatics，意思是“对神的崇拜所导致的疯狂”。台湾作家余光中说，fans译成“粉丝”很贴切，因为“丝”体现了群体性。同样是仰慕，“知音”只能是少数，而“粉丝”必须是多数。     

守住良心的“一厘米主权”

所谓个体主权，无外乎两种：一是“对物”，二是“对己”。“对物的主权”，18世纪的欧美贤良已有精彩论述。如英国首相老威廉·皮特有关物权的至理名言——“风能进，雨能进，国王的卫兵不能进”。     

王船山的廉政思想及对当今廉政建设的启示

王船山的廉政思想由三部分构成，一是重视官德修养，以求国家“久安长治”；二是强调对官员的监督，重在“严于治上官”；三是构建权力监督制衡体制，实现“君、相、谏官”“环相为治”。本文认为。王船山的廉政思想对当代中国廉政建设的启示是：第一，以“八项规定”为切入口加强官德培养；第二，“老虎苍蝇一起打”，加大对腐败犯罪打击力度；第三，“把权力关进笼子里”，完善现有权力监督体系。     

“双思”教育刍议

“致富思源、富而思进”，其实质是对改革开放２０年伟大实践的回顾教育，是邓小平理论、党的基本路线和改革开放基本经验的教育，更是面向新世纪如何更快更好地发展的教育。抓好这个教育，“三个代表”是标准，坚定“四信”是保证，推动发展是主线，狠抓落实是关键。落实江泽民总书记指示精神，切实搞好“双思”教育，是对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的探索和创造，是“三讲”教育的延伸和发展，也是振奋精神、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一个重要举措。对司法行政系统而言，搞好“双思”教育，是建设高素质司法行政干警队伍的需要，是全面推进司法…     

论合作社资本报酬上限的立法设置

迄今为止，中外合作社“资本报酬有限原则”立法的通行模式，是给资本报酬设置一个“数值”上限，但该模式的突出弊端是不利于合作社融资。从应然角度看，由于合作社资本的基本角色是充当合作社生产要素，合作社资本报酬在性质上属于合作社使用这种“生产要素”需要付出的“市场对价”,因此，合作社资本报酬的水平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能突破“生产要素使用对价”。这就为立法按“生产要素使用对价”设置资本报酬上限提供了内在根据。进一步看，立法按“生产要素使用对价”设置上限同样可以贯彻“资本报酬有限原则”,方便合作社支付市场化报酬以吸引投资，且一个合作社支付的资本报酬是否高于“生产要素使用对价”也存在有评判的客观标准。基于此，我国合作社“资本报酬有限”原则立法应当以“生产要素使用对价”上限模式取代“数值”上限模式，即限制合作社资本报酬的数额超出合作社使用资本这种“生产要素”需要付出的“市场对价”。     

周恩来唯一的“国骂”

1973年前后，周恩来三次受到了毛泽东的批评。而“四人帮”也借着这个机会,对周恩来进行了很密集的围攻。 我只有一次听到周恩来用了“国骂”。事情是关于到底林彪他们是“极左”还是“极右”？因为当时周恩来支持一个看法，就是认为林彪他们是“极左”，所以要清除“极左”势力。但是“四人帮”说林彪不是“极左”，是“极右”，反过来批评周恩来清除“极左”的做法。     

“入世”没有“观众席”

随着我国加入 ＷＴＯ的日益临近，如何迎接“入世”成了人们的热门话题。特别是企业界正在以积极的姿态，加紧准备，迎接“入世”的挑战。企业要做迎接“入世”的挑战，那么，政府有没有必要做好“入世”的准备呢？ 遗憾的是，目前有为数不少的政府机关干部对“入世”并不关心，多数政府机关干部以为，“入世”是企业的事，与政府没有多大关系。一些政府人员不是积极主动地更新观念，改变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而是把自己当成了“入世”的“观众”。 “入世”真的与政府部门没有关系吗？“入世”对我们国家的影响是全方位的，除了经济贸易等…     

“犯罪记录”和“前科”混淆性认识的批判性思考

刑法学界对于“前科”和“犯罪记录”有着普遍的混淆性认识，导致相关研究存在严重的方向性偏差，研究视角的多重错位更是导致了研究结论的非科学性。科学界分“前科”与“犯罪记录”是前科消灭制度研究的理论前提。“犯罪记录”是对犯罪事实及其刑事判决的纯粹客观记载，“前科”则是对犯罪记录的一种规范性评价，“犯罪记录”和“前科”之间是评价对象与评价结论的关系。真正影响犯罪人回归社会的，不是“前科”和“犯罪记录”，而是社会公众自发的非规范性评价，“标签效应”等均是此种非规范性评价的结果。     

谈公诉指控中的讯问技巧

公诉人在庭审中的指控，主要通过三种手段得以实现，一是“问”，二是“举”，三是“辩”。“问”是对被告人、被害人、证人以及专家证人等诉讼参与人的讯（询）问。“举”即是对全案证据的出示、分析与论证。“辩”则是对案件定性、量刑的辩论。“问、举、辩”都是指控的重要手段，不可偏废。三者之间互有联系，但又各有侧重。整个公诉指控中问是前提，举是基础，辩是焦点。刑事诉讼法和相关司法解释对庭审过程已作出了详尽的规定。因此“问、举、辩”三者在庭审中具有明确的法律地位，不能轻易缩小或放弃。但是在诉讼实践中，不少公诉人往往偏重于“举”和“辩”，而轻“问”，甚至错误地认为对讯（询）问无须加强，进而将讯（询）问当成“重证据不轻信口供”的当然表现。所以对庭审讯（询）问或者蜻蜓点水浅尝辄止，或者信马由缰走走过场。这种讯（询）问形式势必难以达到充分揭示犯罪的公诉目的，往往使法庭调查难以深入，旁听群众如坠云雾，难辨是非。即使在此后公诉人能够通过严密的举证体系用证据证实其犯罪事实也难以消除讯（询）问时的负面影响，不利于取得良好的庭审效果。     

“猪花”与清外交官傅云龙

“花”是广东方言，是旧时代对一些特殊职业女性的蔑称，如称娼妓为“花姐”，称烟馆女招待为“烟花”，称女理发师为“发花”。作为与贩卖男子相关的贩卖女子，也由“猪仔”引申出“猪花”这一充满侮辱蔑视色彩的新名词。“猪仔”和“猪花”都是旧中国社会的一个特殊的历史现象，是西方列强冲击并战胜清帝国的结果之一。旧中国女性处于社会底层，是地位卑微的弱势群体，“猪花”比“猪仔”、“苦力”的社会地位和生活境况往往还要低贱、凄惨和可怜。     

制度

甘肃省民乐县实行信访监督“三级预警”机制 今年以来，该县实行了信访监督“三级预警”机制。“一级预警”是指通过发送廉政短信、廉政谈话、告诫警示等形式，使领导干部纠偏；“二级预警”是指对重点部门、重点行业、重点人员设“警戒线”，通过“首问责任制”和“限时办结制”等形式，监督有关人员及时改错；“三级预警”是指对有轻微违纪问题，群众意见大的领导干部实施重点预警，并在民乐廉政网“廉情预警”栏目内予以公示。     

简析“南海问题”的成因

随着“南海问题”持续升温，国人对“南海问题”的关注也日益增多。当下网络上，尤其是对其成因的分析众说纷纭。“南海问题”的成因是多方面的，本文将从三大方面给以归纳和分析，加深对“南海问题”的理解。     

“绿帽子”与“乌纱帽”的来龙去脉

中国的男人们大抵最害怕自己戴上那“绿帽子”，却做梦也想着整顶“乌纱帽”，哪怕是个村官也好歹是项“乌纱”。“绿帽子”与“乌纱帽”这两顶特殊的“帽子”，对中国男人来说无疑是一悲一喜。说到这两顶“帽子”的来龙去脉，则各有一段让人饶有兴趣的史话。     

"立案信访窗口"建设是新时期人民法院重要的民心工程--访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苏泽林

加强“立案信访窗口”建设，是人民法院坚持“三个至上”指导思想，坚持人民性的最好体现。也是对“人民法官为人民”主题实践活动的最好检验，本刊日前就此对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苏泽林作了独家专访，并刊发专题报道，介绍“立案信访窗口”建设先进典型黑龙江，广东法院的经验。     

庄子之“道”

庄子之“道”，最大的特点是“不可言说”性。庄子的目的并非仅仅是向人们展现“道”，而是更希望世间众人能够悟道、得道。《庄子》一书，致力于促使人们放弃世俗之“成心”，追求自然之“道”。庄子之“道”，简而言之，表达的是一种对自然状态的渴望与追求。     

警惕“官僚主义”

今天人们说不正之风或腐败现象，常会提起“贪污腐败”、“虚假政绩”、“官商勾结”、“铺张浪费”等等，而对“官僚主义”一词却很少使用，甚而没人提起。殊不知官僚主义不仅是坏东西，而且与上述种种不良现象或丑恶行为都是近亲。     

凡“真”四种与法权理论

人们对“真”（“truth”或“truthness”）有四种不同的用法：终极的“真”或大写的“真”（真1）；“经验科学”中的“真”或“科学实验”中的“真”（真2）；作为“交互主体性”或“沟通理性”的“真”（真3）；语句的“真”或分析的“真”（真4）。“真1”将导致神意的、独断的和有形而上学基础的法权理论；“真2”本与法权理论无干，但在科学入魅的时代，强权可借“科学”之名行独断之实，“真2”由此成为“真1”的婢女；“真3”是历经公开和平等讨论后的共识，也即“对话的常识”，“真3”是公民社会法律关系的基础，即“当事人合意”或“社会公意”，“真3”与“真1”水火不容；“真4”是“S是S”的“真”，即逻辑的“真”或判断的“真”，“真4”内合“必然地得出”的精神，不空话，不妄言，是获得“真3”时对话与沟通的重要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