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社会价值观的变迁:代际更替作为机制

20世纪60年代西方世界进入后工业社会,与这种社会结构的变迁相伴随的是后现代价值观的兴起,而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则是其中一个重要部分.除了经济增长和福利社会所提供的安全性之外,导致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出现的内在动因在于,当生存和安全等基本需要得到满足之后,人对于尊重、自我实现等高级需要的追求日益增强.这一态势在现实生活中即表现为,对经济增长和社会保障等物质主义价值关注程度的减少,而对环境保护、生活质量和个人自由等后物质主义价值重视程度的提高.但在西方发达工业社会中,价值观的后物质主义转向并非一夜之间实现的,而是通过在经济安全时代成长的一代人逐渐替代了在短缺经济时代长大的一代人这样一种代际更替机制而达成的.     

经济发展、政治文化与民主转型——社会结构视野中的民主化探析

社会结构分析是民主转型理论的重要范式,它从经济发展和观念变迁的视角考察民主化的动力。论证了工业化和公民文化对民主转型的重大意义。政治过程拥有与之对应的经济或文化结构,在建立工业社会和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基础上,发展中国家将实现民主转型。但社会结构分析借助关键变量的特征论述政治发展的动力,难以保持事实与逻辑的一致性。推进民主转型研究,需要将以结构为中心的宏观分析与以行动者为中心的微观分析相结合,通过方法论创新建构民主化的过程理论。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与后物质主义价值观

后物质主义价值观揭示了现代化进程中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对文化的影响，以及文化层面的变化如何对政治领域产生影响。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中国社会面临着向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转型。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需要关注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可能带来的变化，积极回应人民群众参政意愿，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发展人民民主；高度重视人民群众现实关切，建立有效的沟通、引导和反馈机制；提升社会幸福感，促进国家治理与人民需求相统一；坚持国家治理目标的全面性，努力实现五位一体协调发展。     

青年流行文化产生的社会学思考

青年流行文化的产生是社会重大政治事件的延续反映,体现了现代进程的文化创新,是青年对西方大众文化的主动移入,也是社会非主流价值观的直接反映。通过流行文化,青年发现了自我,也是他们对社会的一种表态。     

论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文化的转型发展

文化转型发展是一把“双刃剑”。在文化领域，西方文化产品、文化资本的输入，严重冲击着传统的民族国家社会价值观。西方主流文化的入侵，加剧了对我国的主流意识形态的冲击。我国的文化转型应顺应时代需求，积极加强与西方主流文化的对话，向全世界展示中国文化特别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勃勃生机。     

和谐社会中的大众文化需求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当是各方面利益关系得到有效协调,社会管理体制不断创新和健全、稳定有序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要清楚地看到中国语境中的大众文化与西方语境中的大众文化的根本差别,不同社会背景下形成的不同的大众文化观决定着大众文化研究的目的、价值取向和基本立场.在这样的语境下的大众文化建设需要做到,促进主流文化的发展,消除文化负面现象,制定符合文化产业发展的措施,正确处理与西方文化的关系,提高大众文化生产者的素养等,为此,我们需要深入分析现实环境下大众与文化的定位,引导大众对和谐社会大众文化的追求.     

文化生产力理论与我国文化转型

文化生产力物的特性和意识形态性的关系反映了文化生产力的运行方式和发展规律;人的文化主体地位是实现文化生产力的前提条件和基本手段,国家管理文化的职能要围绕人的文化主体地位,恰当处理好主流文化与大众文化,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的关系定位;国家文化转型的基本方向和目标应该以转变政府管理文化的职能为突破,使文化生产力的经济能力真正转化为国家文化转型的动力。     

精神需要物化的背反——当代文化转型背景下人的精神需要浅探

随着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在我国已初步建立了现代化社会模式。社会现代化中的文化转型处处影响人们的生活。在这个过程中,人逐渐被自己生产的物奴役,精神领域被外在的物填满。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引,形成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相结合的文化个体,在尊重大众文化商业性的基础上引导文化产业健康发展,构建适合市场经济条件的文化价值系统和民族精神,促使文化转型的科学化,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美国文化的冲击对中国青少年的影响及对策

美国的文化价值观主要是通过三种途径对中国青少年产生影响的:一是文化产业的渗透;二是利用网络文化上的垄断地位;三是在中国网罗青年人才,培植西方代言人。中国青少年在社会转型期存在文化认同上的缺失,对主流文化价值观淡漠,没有明确的信仰和目标追求。为此,我国教育工作者应树立青少年的忧患意识,大力提升文化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加强网络文化建设,防止本国文化被边缘化。     

论大众文化的人文提升

作为现代商业文明和工业文明相结合的产物,大众传媒以其巨大的影响力批量化地来传播大众文化,使文化的生产和消费从少数人手中解放出来,促进了文化市场的繁荣。同时大众文化的流行也促进了文化产业的形成,为社会发展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因此,在现阶段我们对待大众文化更应该以一种积极引导的态度,努力提高它的人文价值,使之更好地为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     

和谐社会中的大众文化需求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当是各方面利益关系得到有效协调,社会管理体制不断创新和健全、稳定有序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要清楚地看到中国语境中的大众文化与西方语境中的大众文化的根本差别,不同社会背景下形成的不同的大众文化观决定着大众文化研究的目的、价值取向和基本立场。在这样的语境下的大众文化建设需要做到,促进主流文化的发展,消徐文化负面现象,制定符合文化产业发展的措施,正确处理与西方文化的关系,提高大众文化生产者的素养等,为此,我们需要深入分析现实环境下大众与文化的定位,引导大众对和谐社会大众文化的追求。     

论文化发展的辩证运动——超越文化普遍主义和文化特殊主义

文化普遍主义和文化特殊主义的对立 ,是它们各自所代表的社会文化思潮及其所反映的特定的个人利益和民族国家利益的对立 ,因而具有物质和精神方面的侵犯性和自卫性。从文化个体生成论的角度来看 ,不同的文化都是处于不同社会发展水平和阶段之上的现实的人 ,在其历史文化传统和具体社会实践基础上进行各种建构过程的产物 ,它们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彼此对立的你死我活的静止关系 ,而是前后递进、不断相互吸收和取长补短的生成发展关系。这种对于文化发展的辩证运动的理论视角 ,有利于我们扬弃文化普遍主义和文化特殊主义的对立 ,为全球化环境下的文化沟通和文化对话奠定科学的理论基础。     

当代西方青年文化与西方社会的互动与反哺

西方青年文化作为青年这一特定年龄层所特有的社会群体价值观和群体生活方式,是当代西方社会结构中重要的文化组成。在现代化理论层面上,它是西方工业文明从发展期进入成熟期的必然附属物。社会的全面实用主义化和曾经作为西方社会发育结果的社会理性主义的幻灭,伴随高度的物质文明,建构了青年以享乐主义为外在特质的文化类型的基础。同时,尽管西方青年文化长期以“反社会”为自身文化特质,实际上它却没有也不可能完全脱高社会既存的文化选     

当代中国社会文化冲突述论

中国改革开放带来社会经济科技快速发展的同时,产生了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主流文化与大众文化、消费主义与科学发展观念、"新生代"文化与传统文化的激烈冲突。只有对冲突的文化双方进行具体历史的评价,才能做出合乎科学发展观的文化选择。     

文化权利:公民权利的社会基础

西方国家政治自由民主和市场经济取得稳定发展的同时,国内少数民族文化权利问题开始成为主要矛盾。西方主要的三派政治理论分别从不同的立场提出解决少数群体文化权利问题,其中自由主义的多元文化政治理论提出少数民族自治来实现公民权利平等的社会正义理论。但是这些主张与国家普遍公民权发生冲突,进而影响到自由民主价值和政治制度稳定。因此,自由主义的民族政治理论只有进一步地探讨如何有效地处理民族国家的一元文化要求与多元文化的社会现实之间的矛盾,保障少数民族公民权利和公民文化权利和睦相处才能真正解决国家内部的民族问题。     

后物质主义价值观下构建香港青年国家认同问题的研究

随着香港经济的腾飞,香港民众的物质生活得到了令人艳羡的改善,后物质主义价值观亦悄然出现在香港社会。香港年轻一代把对物质的关注逐渐转移至对生活质量、自我表达、自由民主、环境保护等方面的热烈追求当中,并逐渐形成具有香港特色的后物质主义价值观,此将对香港政治、社会、文化等产生深远影响,同时,亦对国家认同带来潜在的危机,为香港青年国家认同构建工作增加难度。     

社会转型期的文化失范对建构社会价值文化的影响

社会的健康发展需要一种健康的价值文化的支撑。但从社会基本价值观念的维护,到现代价值观念的培育,再到人的精神价值世界的建构,身处转型期的中国所面临的文化失范对培育一种健康的社会价值文化带来了诸多挑战。能否积极面对和正确回应这些挑战关系到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能否落到实处,更关系到中国社会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发展。     

基于文化载体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面临着诸多挑战：中国传统文化的滞后与断裂；西方文化的侵蚀与挑战；大众文化的曲解与背离；网络文化的冲击与消解。针对上述问题，要找寻有效应对之策，应从文化问题本身着手，实现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性转换；加快民族文化的创新与发展；加强大众文化的整合与拓展；注重网络文化的生态建设，以文化为载体来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     

推进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政治意义

在我国,发展文化产业不仅关乎到国家经济实力的提升,更关乎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建设。发展文化产业所包含的政治意义在于弘扬国家主旋律,传播社会正能量、维护本国文化安全、增强党在意识形态中的领导权。文化产业作为战略性的产业,是助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力量,因而,当下发展文化产业的基石在于立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之中。     

“国家治理与文化治理能力建设”研究笔谈（主持人：胡惠林）

文化具有治理性。文化产业的治理性是文化治理性的延伸和发展。政治治理、经济治理、文化治理是国家治理发展的三阶段,实现从政治治理、经济治理向文化治理发展是国家治理的必然趋势。发展文化产业具有治理国家危机的性质,而且应当把国家文化治理能力的建设作为中国发展文化产业和实现文化强国的战略出发点。 发展文化产业是在中国社会发展进入到一个全面变革和转型的大变革时期提出来的,是为解决经济结构转型过程中遭遇到的矛盾和障碍提出来的,是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用开放促改革的过程中提出来的,是在社会主义事业遭遇到苏联和东欧阵营的集体性解体的危机中提出来的。也就是说,发展文化产业的国家战略决策是为一系列国家战略需求服务和克服与解决国家危机而提出来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发展文化产业具有治理国家危机的性质。通过发展文化产业治理国家危机,这就是本文的“国家文化治理”意义。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不仅提出了解放生产力的发展方向,而且也提出了重建社会主义国家管理的任务。大力发展文化产业既是对文化生产力的解放,同时也是对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文化管理的重构。中国经历了一个从不提文化产业,到肯定文化产业,再到大力发展和加快发展文化产业的政策转变过程。这不仅是对文化产业态度与认识及其政策的一般性转变,而且是国家治理观和国家文化治理观的一次深刻变革。 文化产业具有治理性。文化产业的治理性是指通过发展不同形态的文化产业,建构满足不同人群精神文化消费需求的精神文化生产格局,进而通过这种格局的建构,实现不同阶层参与文化生产与传播的投资需求,从而实现人们普遍的文化权利与权力,并通过这一权力格局形成,建构具有不同文化诉求的精神政治秩序。 国家文化治理能力是被生产出来的,同时,也是基于一种在文化创造过程中改变自身、重塑自我所形成与建构的力量之上展示出来的文化自信和文化发现。 网络视听、区域发展、国有文化企事业、技术创新和文化产业政策发展,是当前我国国家文化治理领域里的重要课题,同时也是提高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没有文化和文化治理体系以及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没有也不可能有完整意义上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祁述裕等人的《网络视听产业发展亟需优化监管方式》、李炎的《区域文化发展与国家文化治理》、陈少峰的《国有文化企事业改革与国家文化治理》、于小涵的《技术创新与政府行为双重驱动下的数字创意产业实践》和詹一虹的《“十三五”时期推进我国文化产业政策发展的思考》,对当前我国文化治理领域中几个比较突出的问题,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展开了论述,对于进一步深入研究这一重大课题极具参考意义。继续深入讨论这一课题将有助于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治理理论,推进国家文化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