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庭审实质化改革下的有效辩护制度

英美国家为当事人辩护权的实现设立了有效辩护制度。有效辩护制度需要无效辩护之诉来保障,也需要双重检验标准进行评判。在实践中,当事人提起无效辩护之诉并获支持的不多,有效辩护制度的重心并不在于提起上诉增加讼累,也不在于对失职律师进行惩戒,而是以此完善律师辩护程序、提高律师辩护责任心与辩护质量。在我国的庭审实质化改革中,辩护律师是不可或缺的角色,但刑事辩护运行情况令人堪忧,当事人不能获得有效的辩护情况缺少程序性制裁与救济。借鉴英美国家有效辩护的合理因素,有助于提高辩护质量,增强庭审的诉辩对抗,推动庭审的实质化运行。     

我国侦查程序中律师辩护的困境与出路

我国侦查程序中律师辩护的存在有利于实现控辩平等对抗，弥补犯罪嫌疑人自我辩护的不足和更加有效地监督、制约侦查机关。但是目前．律师作为辩护人介入侦查程序的情形比较少．侦查程序中相关权利得不到保障，程序性辩护比较薄弱。究其原因在于．辩护律师的角色定位不合理．我国侦查程序过于封闭且行政色彩比较浓厚，过于追求打击犯罪、维护社会秩序而不注重对人权的保障．缺乏有效的对侵犯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律师权利的救济手段。为此，需要对辩护律师进行正确的角色定位．对我国的侦查程序进行诉讼化改造，并构建程序性制裁机制以保障律师在侦查程序中的相关权利．     

刑事辩护律师权利保障与责任平衡

辩护制度作为保障弱势一方人权的设置是否合理直接影响着国家的司法公正与正义实现，因此，刑事辩护律师权利保障及如何与责任相平衡已成为各国普遍关注的问题。     

程序性辩护论

程序性辩护是一种有效的辩护方式。程序公正理论、诉权理论和程序性制裁理论是其理论基础。我国的程序性辩护与其他国家的相比存在着巨大的差距,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和撤销原判的规定不健全;缺少关于诉讼终止制度和诉讼行为无效制度的规定。与程序性辩护相关的配套制度,如司法审查制度,审判机关权威性和中立性问题,证人出庭作证制度,律师权利保障制度,现行刑事诉讼法的规定都存在着不足,成为制约程序性辩护发展的重要原因。     

论刑事辩护的有效性及其实现条件——兼议“无效辩护”在我国的引入

辩护的有效性强调的是辩护行为的目的和效果。在刑事诉讼中,有效性是刑事辩护的生存之本,对保证司法公正、实现司法民主具有重要意义。源自美国的无效辩护制度可以为实现辩护的有效性提供保障,但我国目前尚不具备引入无效辩护的条件。在我国当前的法制现状下,只有从现实出发,以完善立法为基础,以严格司法为保障,大力提升律师素质和辩护能力,才是促进刑事辩护有效实现的根本途径。     

强制辩护制度的当代思考

强制辩护是辩护制度的一种,是辩护制度功能的重要实现形式。我国并没有建立强制辩护制度,因此,有必要按程序正义理论、宪政理论的精神进行构建,以保护宪法基本权利。应当将"获得强制辩护权"作为宪法的基本权利规范,扩大强制辩护适用的案件范围与阶段,构建国家不履行强制辩护义务的程序性救济制度,以保障强制辩护的应有效能。     

侦查程序增强律师辩护力量的制度措施

刑事审前程序中律师辩护权利规定的不完善已成为法学界的共识。保障辩护律师参与侦查程序,完善其权利,是刑事诉讼法修改关注的焦点之一。以现实的视角确立保障程序正义的基本权利与制度,对不同权利的作用进行体系性的定位,并确立相应的权利保障与救济机制,是增强侦查程序辩方力量的关键。     

浅析行政强制程序谦抑性

谦抑即谦和、克制、抑遏、节制,行政强制程序的谦抑作为一种理念,指导我国行政强制程序的运行。程序是法治与恣意而治的分水岭,程序强调限制恣意和防止权力滥用,是防止立法者或者行政机关觊觎专擅侵害民权的坚实堡垒。现代程序与法治、民主、人权、自由、正义等价值结合在一起,在一定意义上使得程序成为实现有保障的人权、有节度的自由、有组织的民主、有制约的权威、有进取的保守的社会状态的重要基石。     

强制辩护制度：域外经验与中国模式

当前司法改革中，强制指定辩护制度成为实现律师辩护全覆盖的重要方式，但尚存在诸多理论和实践问题。强制辩护制度与强制指定辩护制度的根本目的均在于保障被追诉人获得律师辩护。域外强制辩护制度在适用范围、启动方式、适用阶段、辩护自主性问题以及法律救济方面具有较为成熟的经验。对我国而言，强制辩护制度对于完善强制指定辩护制度具有启示意义，可以在量刑标准、诉讼程序、诉讼全阶段方面着力扩大适用范围，明确违反强制指定辩护制度可能产生证据资格和程序效力否定性后果，构建法律援助辩护律师选择制度以及健全强制指定辩护质量保障体系。     

刑事诉讼价值取向及其实现路径研究——基于我国现实国情的分析

现代法治理论认为,刑事诉讼的价值应该以人权保障和程序正义为应然取向,但是在我国具体的司法实践中,功利性质的"工具主义"却成为刑事诉讼价值的主导,理论和实践之间存在一定的缺口。立足于我国现实社会的复杂现状,我们应该对于刑事诉讼价值取向进行重新思考:纯粹的工具性价值理念已经跟不上时代的步伐,有必要对其进行否定性评价;程序正义和人权保障的保障性价值虽然是现代刑事诉讼价值的应然取向,但是在现阶段的中国法治建设的复杂现状中同样也没有市场,因此必须对两种价值观念的转化进行路径研究。具体思路是,通过制度设计全面"修正"司法实践中我们一向坚持的工具性价值理念、赋予辩护人以"实质辩护权",以推动刑事诉讼价值理念向程序正义和人权保障方向转变。     

法律援助权的生成动力之研究——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援助条例》实施五周年

法律援助行为性质的演变及法律援助权的产生和发展有其历史背景、动因及条件，法定权利意义上的法律援助权的生成有其内在动力。法律援助制度是始终围绕诉讼活动而设计的，法律援助权是诉权的保障权。保障公民诉权得以完整行使的社会需求是法律援助权生成的深层次动力。法治社会应围绕保护公民诉权的充分行使来设计符合时代需求的法律援助制度。     

法律援助制度与弱势群体的人权保障

中国社会目前存在着一个庞大的弱势群体。由于生理或社会的原因,这个群体在整个社会生活中的诸多方面处于不利地位。法律对每位公民人权的保护都是平等的,当公民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每位公民都可通过法律赋予的诉权,通过诉讼的方式寻求司法救济。然而,社会弱势群体由于自身的弱势,只能依靠国家的法律援助实现自己的诉权,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法律援助制度作为国家法律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还有待进一步完善。     

论委托人与辩护律师的关系——以美国律师职业行为规范为切入的分析

“委托人与辩护律师的关系”在律师职业行为规范中处于核心的地位。相较于委托人与辩护律师基于合意而成立的民事合同关系,律师职业行为规范对辩护律师提出了更多更高的要求。这些要求体现在二者交往的多个方面,包括关系的成立、权利的分配、利益冲突的解决、关系的终止等。在这些规则的背后,辩护律师的忠诚义务和维护司法正义义务是贯彻始终的二大基本理念,其中,忠诚义务是核心,维护司法正义则为律师划定了行为的边界。在律师职业伦理亟待重新构建的我国,美国律师职业行为规范对我国在诸如调整委托人与律师的关系,即强调忠诚义务、引入有效辩护等方面具有重大的启发意义。     

我国国际刑事司法协助现状研究

刑事司法协助是一国司法权的有效域外延伸，具有重要的外交和司法价值。从当前我国刑事司法协助领域签订的双边和多边条约以及对外开展司法协助的主要领域来看，我国的国际刑事司法协助工作已逐步步入法制化和规范化的轨道，对外司法协助网络的轮廓初现。     

论刑事证明标准的人权保障功能

刑事证明标准通过判断事实真伪、平衡诉讼结构和量化证明责任为被追诉人的实体性人权与程序性人权提供保障。我国刑事证明标准的规范功能未能正常发挥,由此导致了人权保障功能的缺失。应当积极推动立法的科学化,健全司法保障机制,并弘扬人权意识和法治观念,以促进刑事证明标准人权保障功能的实现。     

浅谈刑事诉讼法中被害人保护法律规定的完善

完善刑事诉讼法中被害人保护的法律规定,应当在程序价值层面的结果公正和程序公正的指导下,以被害人应对的需要为客观基础,充分考虑被害人对程序结果公正和程序公正的要求,从而使被害人保护的法律规定更加科学合理,更好地适应保护被害人权益的需要。     

刑讯逼供的域外考察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长期以来,刑事诉讼中的刑讯逼供行为一直为我国法学界所诟病,是实现程序正义和司法公正的最大障碍,并且刑讯逼供行为也经常被敌视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西方国家当作攻击我国人权保障状况的炒作点。刑讯逼供既不是现代社会的产物,也不是只有在我国才存在的独特现象,世界各国概莫能外。本文选取刑讯逼供的域外考察角度主要是突出国外相关国家应对刑讯逼供的一些方法和策略,以期对我国解决刑讯逼供问题提供一些思路。     

论被害人上诉权的价值与保障

上诉权作为被害人的救济性人权,具有公正、秩序、效益及科学民主价值,是被害人所有实体性权利和程序性权利得以实现的保障。赋予被害人上诉权具有充分的理论和实践根据。但是,必须完善相应的刑事诉讼制度,才能保障被害人上诉权实现。     

论刑事被害人权利保护与救济

从国际社会人权保障的视角,剖析和检讨我国现行刑事被害人权利保护与救济现状及其局限,以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为指导,从刑事程序法和刑事实体法一体化的立场,探讨如何从诉讼程序保障、赔偿责任范围确定、实体法律体系构建三个方面,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刑事被害人立法、司法与社会支援相结合的法律救济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