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概念的存在论辨析

作为社会关系结构的制度是人的现实存在方式.客观存在的制度被人们自觉意识形成关于制度的意识.这种制度意识的自觉表达即成为制度性要求,并成为人们自觉用来整合与规范社会生活的工具.制度具有价值性和技术性两个层面.制度作为一种权利义务关系分配的社会结构存在,具有价值特质,因而就有一个制度正义的问题.制度正义在现代社会首先是一个宪政正义问题.宪政的核心不是立宪,而是宪法治理.     

宪政视角下的听证权初探

听证权是一种从宪法正当程序和其他基本权利中推导出的宪法性权利,是保障其他权利实现的权利,是人民实现当家作主的一种程序性权利。听证权的制度化建立在主权在民的深厚法理基础之上,集中体现了控制国家权力和保障人权的宪政理念,它能够加快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宪政化步伐,对实现社会正义、形成宪政秩序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因而是宪法实施的重要制度机制。     

宪政视野中的民主政治

宪政就是被宪法和法律规范的公共权力。宪政民主的价值是使社会和经济持续发展;宪政民主要受到环境和文化等多种因素的制约,宪政民主的公共权力构建必须实行分权制衡,宪政民主的实现还必须有赖于社会力量的作用。     

完善宪法文本构建和谐社会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中国共产党在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四中全会提出的重大社会建设目标。从法治视角看,和谐社会建设的重心是社会运行机制的和谐。宪法文本在完善社会运行机制,建构现代宪政制度中具有重要意义。对于宪政制度的发展,人们有两种基本的需要:一方面,人们希望制度本身在宏观上具有合理性或现代性;另一方面,人们希望制度能够直接满足个体的需要。有必要依照社会发展需要完善宪法文本。     

历史视野下的中国宪政

引言 “中国自有宪法己将近百年，然中国之宪政建设尚待完成。盖宪法于宪政，犹如法治于法制，其盛衰兴废，不独受制于法律之制度，更取决于政制之安排，社会之结构，公民之素质与民众之信仰。故修宪法虽易，行宪政实难。”梁治平先生的话一语道破中国宪政之玄机。宪法与宪政，于中国而言，是“一字之差，百年之别”。如何使宪政的幼苗在中国大地茁壮成长，这个问题一直在困扰着一代代关心中国现代化坎坷进程的人们，值得欣慰的是，中国国民追求宪政的脚步从未停止过前进。今日中国，人们畅谈宪政，倡言法治，见仁见智，其心也诚，其言也善，宪政在中国大地的光芒己日渐生辉。     

宪政协商与和谐社会的构建——美国制宪史的启示

美国宪法是一部以协调权力和权利的关系为核心的根本法,美国宪政的演进史可视为一部不同群体和个人在宪法框架中重新界定和争取权利的记录,这可以从美国宪法制定的背景、经过以及联邦宪法所确立的权力结构中充分领悟。利益的多元化已经是当今中国社会中的既存事实,宪政的制度设计及宪政目标的实现,已逐步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而建立多元兼容、活动有序、彼此和谐的社会,既是实践的需要,也是理论的呼唤。     

伦理的宪法价值初探

伦理与宪法的交融在德法并治的现代社会显得尤为重要和突出。本文重点讨论了伦理的宪法价值,即在以人为本的逻辑起点下尊重人性尊严,这为伦理的宪法价值的基础价值;实现不朽的自由、平等、博爱的应然价值,即实现伦理的宪法价值的具体价值体现;最终建立起正义的宪政文明,这方面就是终极价值的归属。本文旨在宏观方面寻求各个国家和民族可以对话的理想平台,找到符合正义原则的宪政制度;在微观层面探析伦理之于宪法的作用,推动宪法不断向良、善方向发展。     

宪政视野下民事权利基本问题的探讨

民事权利是组成社会最基本的细胞———公民、法人和其他社会组织最基本的法律权利。民事权利的自然权利说、意思说、法益说、法力说揭示了民事权利本质的四个层面,即"自然为理"、"意思为体"、"利用为用"、"法力为形式"。从宪政视界考察,一方面,民事权利形成和发展是孕育宪政环境并促成宪政产生一个重要的条件,另一方面,宪政又是发展公民民事基本权利的关键手段,发展公民民事基本权利是宪政的终极目的和归宿。应正确认识民法与宪法的关系,构建一个以民法为基本法,以刑法、行政法等法律法规为配合的网状维权(利)、控权(力)系统,并统一于宪法,才能构建一个完整、和谐、统一的民事权利保障体系。     

当代俄罗斯转型宪法的本土化及其困境——参照美国的比较分析

当代俄罗斯宪法是社会转型期仿效西方的宪政模式进行构建的,在传统与现实、制度与实践的交互作用下,俄罗斯的宪政之路经历了一个漫长而艰难的宪法本土化过程.作为后发外生型宪政代表的俄罗斯宪法及宪政与作为先发内生型宪政典范的美国宪法及宪政,在宪法及宪政产生的深层背景、与相应法律文化体系的关联、宪法文本内在的差异、宪政实践中的危机与困境等方面存在诸多的可比较性.这种比较所及的不单纯是法律制度层面的问题,在更深层次上是一个包客了民族、历史、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的综合性的大文化问题,这对于后发外生型国家克服本国宪法及宪政的发展与完善过程中遭遇到的困境与危机具有积极的启示意义.     

论宪政秩序

作者认为 ,宪政是政治秩序的法律化 ,它以政治权力在宪法范围内有序运行为标准。政治权力运行的有序状态是以宪法的正当性为前提 ,以制度正义为基础 ,以宪法调控功能的发挥为保障 ,是三者的有机结合。     

"两个人权公约"与我国人权宪政体制的整合

加入"两个人权公约"使我国面临着人权宪政体制与"两个人权公约"的整合问题.在人权宪政理念上,需要对关于人权的传统主流观念重新审视;在人权宪政规范上,以加入"两个人权公约"为契机,修正我国宪法公民基本权利的某些条款,重构我国的人权宪政体制;在人权宪政的运作上,对两个人权公约采取保留、克减措施,发挥我国宪法解释机制的功能,同时,以宪法的司法化为前提,以"两个人权公约"作为我国司法审判的直接依据并建立宪法判例制度.可以预见,21世纪经济全球化趋势必将促进我国宪政人权制度国际化的进一步发展.     

“差序格局”、反定型化与未完全理论化合意 中国宪政模式的一种叙述纲要

在重新发现中国宪法的理论自觉下,本文以中国宪政模式为题,以"差序格局"、反定型化和未完全理论化合意为关键词,层层递进发现了中国宪政的一种结构性面向。"差序格局"是中国宪政模式的物质基础,是中国宪法实践和理论思考的立足点。反定型化是"八二宪法"时代的改革策略。中国改革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包含并且包容着参差多态的地方模式,这种地方试验主义的宪法允许由下而上、因地制宜的制度创新和政策试验。在此基础上,中国宪政作为一种政治整合机制,必须自觉地保持共识的未完全理论化,这不仅是建设一个各得其所的自由社会的要求,还是由"差序格局"政治空间及其内部差异性与反定型化作为特定时期的宪法策略所共同决定的。     

“五四宪法”与当代中国宪政制度现代化——纪念“五四宪法”诞辰五十四周年

在当代中国宪政现代化的历史上,五四宪法无疑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从法制现代化的分析视角出发,反思五四宪法与当代中国宪政制度现代化之间的内在联结关系,分析五四宪法得以产生的社会基础,可以概括出五四宪法的伟大制度创新及其对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宪政制度建设的伟大里程碑意义;客观分析出五四宪法所存在的制度缺陷及其对当代中国宪政现代化的影响;进而探讨五四宪法对于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宪政国家建设和宪政制度现代化所具有的时代价值。     

美国法语境下公民福利权的证成及其启示

宪法上的福利权在美国宪法理论与司法实践中素有争议。受美国社会心理和文化传统的影响,早期美国社会福利政策被定位为政府公共救助政策。国家福利政策的持续性推进引起了社会文化观念的变革,奠定了福利权生成之社会基础。学术纷争与法官裁判则在客观上充当着"宪法上福利权"推动者的角色,从而促进福利政策向福利权利的转变。迈克曼等学者借助罗尔斯的正义论有力地论证了福利权的宪法正当性,并从建构宪法政治对话机制的角度阐释了"宪法福利权"的宪政功能。美国法上公民福利权演变为宪法权利的进程表明,宪法福利权的创设是历史的必然。在当今中国,这项权利同样为宪法机制的良性运行所不可或缺,我们需要采取积极措施加以应对。     

我国私有财产权的宪法成本

宪法之所以承认并保护私人财产所有权,是因为私人财产作为一种增进社会财富和满足社会需要的工具,有其自身存在的价值。宪政实践的关键,是在限制公共权力和保障公民权利,二者之间寻求一个“临界点”,实现二者的平衡。一部宪法的制定或者对已有宪法的修改,意味着二者之间达到了一种新的平衡。在此,我们把私有财产权的宪法成本这一问题提出来,以求对其进行更深层的探讨。一、宪法成本的涵义从宪法存在的第一天起,它就应当时时面对着社会的需求并作出回答。在宪政过程中,宪政向社会提供各种符合宪政精神的“产品”,国家和社会主体必须要支付一…     

从宪法到宪政

当前我国民众法律意识薄弱,法律缺乏延续性,执法方面有缺陷致使虽有宪法但宪政薄弱的困惑及原因。宪政是一个民主法治的社会的必然趋势,而我国目前正在逐步积累实行宪政的各种基础,在这些基础上,走向宪政尤应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培育宪法文化,健全宪法意识和宪法精神,建立和完善保障宪法实施的制度,宪法才能得以实施。     

杨兆龙先生“活宪法”思想探析

20世纪国际公认的著名法学家杨兆龙先生认为,宪政不同于纸面上的宪法,它是"活宪法",是实际政治受宪法的抽象原则支配的结果。宪政是"法治国加上法律的民主化",要实行宪政,首先应该实行法治,宪政比法治更重要。实施宪政需要具备两个基本条件:一要培养"知法"的高素质人才,二要树立尊重并奉行宪法的"重法"风气,实施宪政的中心工作不是"制宪",而在于信仰宪法而见之于实际行为的重宪风气,即"宪法生命素"的培养,但这非一朝一夕之功,有赖于多数人的长期努力。这些宪政思想在今天对我国宪法的全面贯彻实施及宪政的实现仍具有启示意义。     

中国宪政模式?巴克尔对中国“单一政党宪政国”体制的研究

目前世界上的宪政体制,大体分为三种模式:其一是超国家宪政,其二是神权宪政模式,其三是"国家-政党"宪政模式。本文集中介绍了巴克尔对中国"国家-政党"宪政体制的研究。"国家-政党"宪政体制来源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和苏联的实践,新中国成立后所确立的宪政模式也在这种传统之下。但是,这种"国家-政党"宪政体制在1982年以来进行了一场根本性的改革,开始迈向"单一政党宪政体制",即在党和国家分权的基础上,增加了法治的要素,确立了宪法最高地位,从而在党的领导与依法治国之间形成了一种动态的平衡。一方面,党作为社会价值规范的提供者,为宪法和法治提供了规范价值基础;另一方面,宪法和法治约束了党的行为方式,使其服从于宪法和法律。在此基础上,巴克尔提出了完善"单一政党宪政体制"的有关构想。     

宪政视野中的责任政府建设

责任政府建设对宪政建设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它是宪政建设的题中之义,是宪政建设的基本要求和根本的保障.在宪政视野中,责任政府建设就是要使政府成为民主政府、法治政府、有限政府、服务政府,从而防止政府腐败、保障政府服务人民.实现这些目标,需要加速政府理念更新、深化政府职能转变、加强政府权力规制、完善政府责任制度.     

刘少奇与苏联宪法的移植

新中国的宪政建设在发端之初就走上了移植外来法的道路,从宪法制定到宪政实践,均受到苏联宪政模式的广泛影响。在苏联宪法理论于中国大陆全面传播之时,刘少奇作为苏、中法律嫁接的桥梁,将苏联的制宪建议、宪政精神和选举制度等传入中国;通过移植苏联宪法,主持和参与新中国第一部宪法的制定工作,为"五四宪法"的诞生作出了卓越贡献。